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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广东新城镇化的思考
2013-07-15 14:43:56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摘要:从广东新城镇化规划出发,回顾广东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提出在城镇化概念上存在简单片面性和实践中产生的城市病、三农问题、自然生态系统受干扰,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应以生态文明作为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改变以城镇为中心传统城镇化模式,而代之以就地城镇化,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方向,以及以生态文明内容和要求评判城镇规划方案,以落实党十八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据有关报道,今年初公布了《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此期间,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8%,到2015年全省达70%。此前2011年,这个指标为66.5 %,而在经济、人口高度集聚珠三角已超过80%。这个被称为“新城镇化”的规划,前景固然诱人,其任务明确、重点工程突出、保障措施得力,效果当可预期。但犹嫌不足的是,规划的制定应建立在城镇化历史和现状基础上,对城镇化规划至为关键的生态文明问题,这个规划仅非常简单地得出“生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的结论。这包括了生态用地萎缩、环境支撑力不足、水质性缺水、滨海湿地功能退化、城市大气污染等问题。这个提法对生态文明建设表述的力度还不够。

  实际上,不管是原城镇化还是新城镇化,都必须以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指导,特别是从城镇化过程中汲取教训,得到启示,才能做好新城镇化规划。反思广东近年城镇化过程和特点,可总结出应引起注意之处。

  一、原城镇化概念的内涵

  30多年来,城镇化或农村城镇化、城市化等概念不断翻新,但实质性内容是农村人口、劳力、产业向城镇转移和集中,壮大城市经济,培育生长极,使其产生集聚效应或规模效应,形成向农村辐射态势,带动农村和区域发展。其衡量指标即城镇人口占当地总人口比例,上列城镇化百分比,仅为这个概念的量化而已。

  在这个概念指导下,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土地,带领部分家属,进城务工或创业,从事二、三产业;部分人变成了城镇居民;但更多的是庞大流动大军,在广东至少有3000万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其中又以广州、东莞、深圳、佛山、南海、中山等为主。与此相应,大量产业、物流、车流、人流、信息流集聚在珠三角或各个城镇的狭小空间,已达到饱和或超饱和状态,由此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即城镇化负面效应。

  二、城镇化负面效应

  毋庸置疑,城镇化带来了高就业、高GDP,发展了城市,建立了许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改变了人的身份,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效应等都前所未有,也同时改变了一部分农村面貌。这都可视为是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在可圈可点之同时,更应牢记马克思的告诫:文明如果是自发而不是自觉地发展,留给人类的只有荒漠。恩格斯在研究了欧洲文明史和自然辩证法之后也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生产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按此来透视广东主要是珠三角城镇化过程和后果,不得不要正视如下方面:

  (一)城市病严重。

  产业、设施高度集中,产生城市病或曰文明病,即人口爆炸,交通堵塞,空气、水体、土壤严重污染,犯罪率上升,人际关系冷漠,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并朝着不利于人类方向发展。珠三角已成为我国经济高峰区,GDP在全国数一数二,但不要得意于这类数字,环境恶化,甚至生态灾难正在同步发生。据(羊城晚报2013.3.3)有关报导,全国16%耕地遭受重金属污染,这个比例在广州是5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而大城市周边、工矿业周边情况更为严重,已远远超出这个比例。这些重金属包括镉、砷、汞、铬、铅,以及其他有机物污染。这样的事例在珠三角已经非常普遍。在佛山,大片土地已被污水、固体废弃物蚕食,在原321国道两旁,大量工业废弃物堆放在沿河两岸,渗出的污水不停地流入两岸农田。不少企业利用夜晚,大量偷运各种工业废料(如陶瓷污物),排放到湖泊、河流或其他空地,流入、产生的有毒水体,渗入地表和地下水。佛山垃圾、废弃物等填埋物已经饱和,大量的这类废弃物被运往清远排放。在佛山南庄、西樵、狮岭、狮山等地,这种污染触目惊心,但很多官民处之泰然,甚至麻木不仁。在GDP最庞大的东莞,这种状况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东江支流石马河,30年前水可饮用,灌溉农田,捕捞鱼虾,如今不仅变成墨汁一样的“龙须沟”,而且已成为一条“毒河”,里面废水、废渣、各种化学品,臭气冲天,行人避之惟恐不及。响亮的GDP,并不能让这条过去的母亲河带给人以幸福感。又东莞东引运河、寒溪河,及内河涌等,亦如此。省会城市广州,同样有不少这种角落,以致有人挑战广州市长:敢不敢下珠江游泳?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下过水的居民说,他们全身都是痒的。举凡工业发达、经济繁荣、人口密集的城镇和地区,几无不如此。实际上,在石屎森林的后面,这样的场面、情景不知有多少。大气污染更不容乐观,2013年6月3日《羊城晚报》报道,从去年6月至今,珠三角无一城市PM2.5达标,也没有一个城市的臭氧达标。媒体呼吁:重污染天气下,政府要在媒体上发公告,倡导市民、企业、节能减排,少污染,污染更厉害时,需管制机动车,封存公车,不达标企业减产等。

  所有这些污染,最后或最大一个被危害的是农田。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只要使用得当,即可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但一旦受到如上述那样严重污染,要整治几乎是不可逆的,完全有可能变为不毛之地。珠三角虽已成为城市连绵区、产业集聚区、人口和财富集中地,但不可能没有农业,也不可能不需要旅游休闲区、生态保护区等。这些用地很大一部分是农田,即使珠三角可以不种粮,但3000—4000万人口聚聚在一个狭小地区,一旦发生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粮食是不能完全依靠外地供给的,故珠三角粮食安全,还应有长远战略性考虑。

  实际上,广东全省的农田污染与大气、流水污染一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危害耕地安全、人类健康、民族繁衍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二)三农问题突出。

  近年政府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遗余力,确实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各界的好评。但在城镇化影响下,三农问题依然存在。首先在农业,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是一个自古未有的历史性解放,极大地减轻农民负担。很多人由此离开土地,当然更多的农民被卷入城镇化潮流,进入城市,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减少,很多农田抛荒、弃耕,非常可惜。次为农村,大量人口尤其是主要劳动力转入城镇,农村人口结构产生巨变,留守农村的大部分为老弱妇儿。又进城务工或致富农民在城里购房,成为新一代市民,原来住房年久失修,残破不堪,布满蜘蛛网,很多农村一片萧条冷落,与城镇形成鲜明对比。这不是缩小而扩大城乡的二元结构;三为农民,一部分农民因各种建设征地而失去土地;另有主动弃耕,不再依附土地。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可不致产生严重问题,但我国到底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虽然城镇化力图使他们改变身份,但这不是简单的户籍变更,而广及文化教育、知识普及,道德修养等提高人口素质水平问题,也有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使之分享现代文明等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故进城后农民,多数人对城市缺乏归属感、安全感,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被边缘化也由此产生。所以农民对土地依恋仍很浓厚,感情也很深,也就是说,不管他们漂流到何方,土地仍是他们的根,所以城镇化与三农,仍有其矛盾一面。

  (三)自然生态受干扰严重。

  人与自然本为一体,形成一个互为依存,相互制约生态系统,不是人定胜天,而是人受制于天,即按自然规律办事,在此基础上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城镇化如果违背了正确的人地关系,则有可能干扰、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反过来动摇和丧失城镇化成果。例如大面积开发广州海珠区万亩果园和砍伐白云山、越秀山林木,使广州的南北肺受损。广东绝大部分河流,凡流经城市河段,基本上被筑坝截流,经营为一河两岸风景区,以满足日益增长城市人口休闲观光需要。由此造成河流生态失衡,河流生命力下降。乡村聚落和农田也组成一个有机生态系统,耕地丢荒,人口离散,聚落衰败。这些乍看起来互不相关,实际上它们在这个系统内不断发生物质和能量交换、循环和转化,一旦某个环节断裂,系统失去平衡,其生命力也就中断。所以,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虽然会取得一时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忽视自然一方的价值,使之处于被掠夺、被占有的地位,到头来这些效益可能由于自然界的报复和惩罚而丧失殆尽。近来频频出现大米镉污染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大米产区过度开发矿藏,土壤受严重污染所致,遍地开花的小矿山不无责任。这些小矿山吸引大批劳力,创造了相当高的GDP,可能被视为城镇化的一种模式,但从长远来看,其结果创造的是有害的物质财富,是一种落后的文化成果,根本不值得提倡,反给了当代甚至子孙后代带来了严重的后患。所以,恩格斯警告:文明是对一个对抗过程,这个对抗对象的一方就是自然界,另一方就是人类。对抗结果没有胜负一方,它促进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包括步步推进的城镇化。

  三、生态文明的指导下新城镇化对策与措施

  党十八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改革发展战略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生态文明是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找到的一种最高水平的文明形态,是当今人类活动所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舍此有可能事与愿违。城镇化涉及自然、社会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它的实施和根本目的,应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和建设的最高利益。为此,新城镇化应有新理念、对策与措施。

  (一)生态文明应为广东新城镇化建设最根本指导方针和目标。

  广东30多年城镇化走的是一条粗放式的、以城镇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城镇得益最多,乡村较少,自然界反而受损。为避免重蹈覆辙,达到城镇化的理想目标,唯一可供选择的理念应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生态文明论。举凡符合这个理论的城镇化规划、建设项目、发展水平、规模大小、空间布局、区域关系等,应是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 否则,应重新检讨、修正或重来。在城镇化规划的实践上,应与生态文明对生产、消费、环保,以及社会组织,教育、文化等的要求相一致和相协调,以确保生态文明无论在城镇化的理论指导和贯彻实施上得以充分兑现和落实。

  (二)改变以城市为城镇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城乡协调发展,城市带动农村发展模式,达到真正城乡一体化、共同繁荣之目的。

  回顾城镇化走过道路,乡村其实获益不多,试看粤东、粤北、粤西的农村面貌即可验证其结果。故有人说,广东是全国最富地区,但又是全国最穷地区。其意是指广东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很大,城镇化被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但结果显示,这条道路不是走不通,而是有不少障碍。所以,新城镇化不一定都让农民进城,不一定发展大城市,不一定建设城市连绵区,搞集中布局的城镇带、产业区,以及其他以集聚为核心价值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而代之以就地城镇化,不改变农民身份,不离开土地,将现代产业文明就近发展和布局,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文化素质、幸福指数,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而不是使农村成为城市废料填埋场、污染产业转换地、廉价劳力来源地,特别是生态环境被损害的承受者。

  (三)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城市,使之成为城镇化主要方向。

  基于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病日益严重,并隐示着巨大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相互叠加、激荡的风险。在当前背景下,在珠三角,已不适宜再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整个珠三角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巨大城市连绵区,环境容量已趋饱和,人地关系已很紧张,故珠三角不应成为城镇化对象,不应提高它的比例。珠三角2010年达82.72%,高于全省2015年规划70%水平,已达完全成熟,甚至壮年或老年阶段。而广东其他三大区域城镇化水平仍较低,2010年,粤东为57.71%,粤西为37.67%,粤北为44.29%,均低于同期全省平均66.20%水平,说明这三大地区城镇化远未达标。即使按每年0.5%增幅,10年后,也未达现在全省平均水平,所以这三大地区城镇化潜力甚大,应为发展主要对象,为城镇化建设和布局的主要地区。

  (四)生态文明的各项要求和指标,应成为城镇化考核评估的最主要指标体系。

  生态文明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众多方面,新城镇化所要建设的城镇,应是生态文明的载体,它们应是自然环境良好,体现自然界存在的价值受到人类尊重、呵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与人类同等地位的生态系统;而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应建立在与自然相协调、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建立起适于居住、创业、享受人类文明成果,并被保障以各种政策和措施的新型城镇。欲达此目的,必须在生态文明所覆盖各项内容,包括生产、消费、环保、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公共安全、娱乐、宗教信仰、民间崇拜等方面都建立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的长效机制,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则这种城镇将别于仅是人口、产业大量集中、石屎森林林立、环境污染严重、脏乱差现象充斥的传统城镇,或近年新兴的城镇。而检验上述生态文明的要求,必须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标准。这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应作为落实城镇化发展规划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然而在实际上,在已有广东“十二五”城镇化规划方案中,虽已规定了“保障措施”各项条款,如强化规划统筹引领作用,科学配置土地资源,完善投资融资机制,加大组织协调力度、强化绩效考核评估等。但这仍未能摆脱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而未能体现对生态文明的另一方,即自然界价值、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措施”。

  从这个立场观察,还不能认定这种方案是以生态文明理论和知识、方法制定出来的。欲达此要求,还要倾注很大的努力。

  四、小结

  广东城镇化30多年的历程,说明这是发展生产力,发展区域经济,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异的一条正确道路,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城镇化概念的简单片面理解,从而在实际上产生城镇化某些负面效应,包括城市病出现、三农问题突出、自然生态环境受干扰、环境污染严重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与自然关系,与生态文明建设各项要求尚有相当距离。在广东新城镇化规划中,应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生态文明的理论为指导,制定相应规划方案,建立人与自然关系平等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的发展。在广东新城镇化规划中,应改变以城市为城镇化中心,而代之以城乡协调为发展中心,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以及就地城镇化等模式。根据珠三角城镇化水平和出现的一系列有悖于生态文明的问题,不宜作为城镇化重点地区,而将城镇化重心转向粤西、粤东和粤北,并因地制宜地把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作为城镇化建设一个主要方向。为此,应以生态文明所涵盖的各项内容和相应指标,评判广东新城镇规划方案,以期真正落实党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

  [2] 余谋昌:《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广东省城镇化发展“十二五”规划》,http://zwgk.gd.gov.cn,2013-03-07。

  [4] 许桂灵等:《广东生态文明建设和实践初探》,《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5 期。

  (作者: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许桂灵;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司徒尚纪。)

见习编辑:张禹

作者: 许桂灵 司徒尚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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