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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法治中国的进程与愿景
2014-11-05 11:09:57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时间:2014年11月1日上午

  地点:中山图书馆

  主题:《全球化背景下法治中国的进程与愿景》

  主讲嘉宾:冯玉军

——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进入法治新时代——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一)四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举行,十八大报告当中其实就已经提到了“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口号。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应该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当中对民主法治的建设有足足的一章专门进行讨论,这一章的章名就叫“法治中国”。原来我们说中国法治,到了三中全会又说法治中国,这只是一个名词概念的转换吗?它有没有什么深意?

  黑格尔有句话讲的很好,他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他用这个来表示、体现高远的思想能够引领时代的前进。党中央在每年举行这样的全会上面拿出来奉献给人民的重要文件,它自然也应该体现时代精神,它本身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我们不敢说它句句是真理,但它一定是凝练了成百上千位学者、领导他们的思想和观点,而这些思想和观点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来自实践、来自理论的推导、来自实践的总结。所以说这样的文件当我们在观察的时候,能不能从中找寻他的一些思路、逻辑。

  从十八大的文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再到这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三次会议三个文件内容非常丰富,内在的逻辑一气呵成,是一脉相承的,共同的一个主章。就是要把我们国家进行“三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三次会议用了“三个全面”来进行概括,这三个会议如果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它是对建党93年来、建国65年来我们关于法治建设、法治理论的一个新突破,也是法治的实践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这是我给我的演讲内容戴一个总帽子,接下来从历史意义具体讲。我刚才提到,这个文件不是偶然的出现,它是在我们过去几十年法治建设、法治实践的经验基础上写成的。

   1.5000年人治历史的深刻教训

  建设法治国家首先是基于5000年人治历史的深刻教训,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就进入到了奴隶制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上下5000年,人治的时候多,法治的时候少,或者说主体部分压根儿就是人治。那么,人治是天然就不好的吗?也不是,就国家治理来说,人治和法治并不见得谁好谁坏。法治有它的弊端,比如说它过于稳定,过于保守,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够因人而异,不能够因地制宜。人治也有它的好处,如果我们遭遇了一个圣贤,一个哲学王,这样的人治当然是人民之福。人治有他的优点,法治有他的弊端,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谁好谁坏,而在于谁靠得住。

  古希腊的柏拉图说“人治是第一等好的,法治是第二等好的”,他心目中的人治的“人”是哲学王,用他的原话大体意思就是,要么国王懂得了精通的哲学,要么哲学家当了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社会就能够治理得很好。

  那么,无独有偶,在中国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也有同样的观点,追求的是圣贤之治,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什么意思呢?在法庭上审理案件,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你如果要问我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天下无贼,天下无讼。怎么才能达到天下无贼、天下无讼的境界呢?那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成为“仁义礼智信”的君子,每个人在社会生活当中都信守道德的训诫,那就是“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应该是这样的君子,那这样的诉讼、纠纷就不会发生。在他看来,法律只可以解纠纷于后,解诉讼于后,而道德则可以预纠纷于前。

  那在这样一个思维的框架下,柏拉图和孔夫子都是主张人治,但遗憾的是,这种人治不可靠,正所谓500年方有圣人出,黄河清方有圣人出,几千年的封建史,有谁是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呢?我们找来找去,好容易找到一个一代明君李世民。仔细看看李世民的道德怎么样,逼父、弑兄、杀弟、夺子之妻,在道德上简直就是一个人渣。但正是这样一个人还造出了伟业,历史多么让人诡异,圣贤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

  正是基于这样对历史的反思,小平同志的话就值得我们再三的琢磨,“我看还是法治靠得住些”。黑格尔的一句话说,“一句格言从饱经风霜的老人嘴里说出和一个从黄口小儿的嘴里说出,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小平同志是由衷地说的,而这样一个由衷地说就决定了我们至此之后几十年法治建设的不规律,就决定了我们法治不断取得进步,虽有曲折、虽有困难、虽有挑战但仍然有前行的动力。

  2.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决定性推动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选择法治还要看经济决定不决定,如果经济不决定,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不推动,任何人为的想要做的事情,最后都将被证明是虚妄的,是徒劳的。我们来看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不是呼唤着法治?答案是肯定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天然的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它天然的要求保护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他天然的要求市场交易的各个环节要依法进行,不得权力擅定、权力专制。市场天然的构成了法治建设的土壤,给它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它提供了决定性的推动。

  3.对外开放接轨国际通行法则的必然结果

  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当霍英东,当外国的商人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反攻倒算,就是担心共产党把他们的投资打了水漂,予以没收。我们的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们是稳定的,是可靠的,是几十年不动的”。这样一个许诺显然是需要靠法治来让它保障的。什么叫做法治呢?其实就是把治国理政的想法、措施给它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这是最初级阶段法治的理解。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有这些好政策,改革开放中探索到的新东西,我们把它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这就大大的推动了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

  在对外开放的方面,是有几个点特别值得一提。2001年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面上只是加入一个所谓的经济组织WTO,事实上它其实是对我们中国全方位的,就政治的承诺和制度的创新,是一个全方位的促进。除此之外,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公共治理的全球化,甚至法律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的事物都需要依法进行。比如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集中到了哥本哈根,大家一起探讨全球气侯变暖的问题。那么,全球气候变暖怎么治理?怎么做?最后要落脚到凝固成重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当中。

  马上要举行APEC会议,那么,APEC会议难道就是大家聊一聊吗?最终一定会落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和文献,或者一系列的文献。所有的国际的舞台就是由法律来把大家编制起来的,是通过国际公法、国际司法、国家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的网络把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国际公民扭结起来。

  还有一个值得特别说的,如果按照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观点,如果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壮丽景观。”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美景中,我们中国人的治理思想、治理体系能不能够产生出一个新创造,那就是说,中华民族在过去的几千年给世界提供了中华法系,这个中华法系在整个东亚区域得到了大家的向往、跟从和模仿。那么,在新的时代有没有通过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的努力出现新的中华法系?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离世界强国的梦想还远吗?

  4.人民对民主权利自由的现实诉求

  这个原因恰恰是最最重要的,人民群众对民主权利自由的现实诉求是中国走向法治的关键性原因,是内因,如果人民不追求法治,人民不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那这样的法律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邓小平同志在若干年前分析我们当时的社会的时候讲了一番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一个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100年的初级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少说了一句话,有两个矛盾,他只说了一个矛盾,他所说的这个矛盾主要聚焦在经济领域、物质文明领域。其实,在政治领域和精神文明领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矛盾,那就是大家所看到的“落后和相对匮乏的民主法治保障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法治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不懈地加快或者进行法治建设,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他没有说,某种意义上就使得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就出现了,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飞速进展,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说就比较缓慢,而且总是呈现出进一步、退两步的局面。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们中国的问题不是有法可依的问题,如果30年前有法可依还是个问题,现在不是问题了,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是克服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全民守法的问题,这在四中全会的文件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以上是四中全会文献的历史意义。

作者: 冯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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