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反全球化思潮涌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不断上升，给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传统的外贸发展模式遭遇瓶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广东的外贸增长由之前的稳定增长转变为波动性增长，2009年至2017年进出口年平均增长6.4%，与2000年至2008年平均年增长19%的增速相差甚远，也低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幅度，外贸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下降。当前，广东外贸增长弱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弱于全省整体的经济增长，外贸形势面临严峻挑战。
面临国内外贸易发展环境变化的挑战，广东应该积极推动外贸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应型转变，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由成本、价格优势为主向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优势转变。
加快外贸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外贸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的发展，以质量为本、效益为先。外贸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进出口产品质量标准高、安全标准高、技术含量高，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高、自主品牌和优势品牌多，出口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出口企业综合国际竞争力高，贸易结构合理，贸易环节成本低、效率高、便利化程度高。外贸转型的路径主要有：外贸结构整体由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突围，出口产品价值链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突围，高新技术产品由仿制向创新突围，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突围，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突围，稳定货物贸易、突破服务贸易。具体措施包括：努力建设好外经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通过公共技术研发平台加大对企业研发活动及技术升级改造支持力度；支持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鼓励企业加快技术与产品创新，增强自我转型的内生动力；建立一批出口产品质量检测公共平台，支持外贸企业开展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建立质量可追溯体系，提高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加大对企业国际营销和售后服务支持力度，提高企业服务终端客户的能力；建设一批重点会展平台、内外贸结合商品市场、电子商务平台和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为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提供优质可靠的专业服务。大力培育和推动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不断加大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试点企业完善线上服务平台、创新商业模式和整合供应链，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拓市场提供集成服务。
加快外贸发展主要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广东外贸的优势长期依靠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三大传统要素数量的持续增加来实现，是一种典型的要素数驱动型的外贸发展方式。随着资源约束不断增强、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趋降，要素数量增长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需要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和组织的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科技创新需要加大科研投入，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加快科技成果的运用和转化，完善创新的激励机制，形成创新激励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持续性的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形成产业优势，通过产业优势形成出口外贸优势。广东的专利授权量、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首位，技术自给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也走在全国前列；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经形成优势，可以为金融服务贸易提供广阔的空间。广东应该加快通过自主的研发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围，打破发达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垄断；以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两化融合”为主线，将传统的生产车间和生产流程改造成为智慧工厂与智能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经营效益，增强广东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鼓励制造业在研发服务、生产服务、信息服务等环节加强与服务业的对接，更好地发挥服务业对智能生产的促进作用。
加快外贸发展由成本、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
近年来，广东各类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快速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逐步被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替代，一部分产能被转移到我国中西部省市；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广东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则形成了较强的挤压效应。面对挑战，广东应该改变过去依赖低成本、低价格形成的国际竞争优势，转向依靠技术、品牌、服务、配套等多方因素形成的综合的国际竞争优势，形成产品、产业、企业等全面向上突围的态势。目前，广东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人力素质等方面正在形成新优势。广东在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设计和成套能力方面发展迅速，自主创新能力及品牌影响力不断加强，并形成了核电、风电等新能源发电设备、船舶制造与海洋工程装备、航空工业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汽车产业、智能制造装备等七大高端装备产业体系，正在形成综合优势。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优势产业仍然可以通过转型升级向微笑曲线两端实现突围。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