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这段话表明了我们党高度重视民主因素在处理好党群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当前，我们应该在微观场域（如社区、事业单位、村庄、乡镇、企业、社会组织等）借鉴并使用各种民主手段与技术，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协商民主就是这样一种技术手段。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界出现一种自称为“新”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赞成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协商民主的核心是通过参与、协商实现个体偏好的改变，而自由民主或选举民主却只是偏好的表达和聚集；协商民主更容易实现公民之间的妥协，而选举民主却难以达成此目标。关于协商民主，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是对选举民主的补充，主要表现为公共政策或理性决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澳洲国立大学教授约翰·S·德雷泽克(John·S· Dryzek)认为，协商民主体现在三个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与法院系统；各种形式的公民论坛；发生在公共领域的由政治积极分子、媒体、政治评论家、知识分子、社会运动、普通公民等发起的在更广阔的公共领域中的对话与讨论（参见陈剩勇、何包钢主编：《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协商民主理论出现后，很快在中国大陆学界风靡一时，被许多人称为民主的新范式。依笔者对协商民主的发源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实地观察，协商民主更像是一种现代民主技术，它依托于发达的公民社会土壤和知识分子的积极进入，利用公民论坛等载体，倡导或修正各种公共议题或公共政策，从而形成政府、社会、市场广泛合作的局面。

　　协商民主有严格的程序的要求，在英国、加拿大、澳洲、美国等国家各种协商民主的背后，都有知识分子或公民组织的身影。为了避免在协商中出现精英操纵的可能性，协商民主要求采取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来挑选听众，从而使有各种偏好的民众都有机会参与协商，这是协商程序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训练主持人，主持人必须保持公正、公平，不能设计和操纵议题，不能轻易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影响听众；第三步是信息公开。在协商活动之前，必须由有关方提供大量的信息材料，以克服听众与主办方在相关信息方面不对称的问题；第四步是在协商结束前和协商结束后分别进行两次问卷调查，以追踪、比较协商的效果，观察公众参加协商前、后对某议题态度的差异，从而发现新的政策源。

　　在我国，可以用协商民主的手段，在微观场域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当前，党群关系总体上是好的，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积极改善党群关系，如强调依靠民主与法治手段来改善党群关系；通过实现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来改善党群关系；通过扩大群众基础、巩固阶级基础的办法来巩固党群关系；通过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僚陋习的方法拉近与群众的距离；通过正确引领各种社会组织实现党与社会组织的和谐相处，等等。但是，改善党群关系不应该也不能仅仅成为一种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思维、口号、目标，而应该在微观领域建立一种制度环境，让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渠道表达，表达后有实际效果，从而在机制上保证党群关系的改善。因而，可以严格按照协商民主的相关程序，在微观领域建立一种党内民主或人民民主的制度环境，真正实现普通党员或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最终培养出人民的公民意识。

　　2005年4月，浙江温岭市泽国镇搞了一次协商民主的实验，把泽国镇本年三十个城镇建设项目作为民主恳谈会的内容（参见蒋招华、何包钢：“协商民主恳谈：参与式重大公共事项的决策机制”，《学习时报》，第308期）。会前，镇党委做了四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在全镇十二万人口中以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选取了275名代表，代表不同的利益需求；第二，把专家提供的三十个项目的说明材料于会前十五天送达给275名代表阅读；第三，会前十五天将决策听证的时间、内容、程序通过可宣传的途径向全镇民众宣传；第四，设计了关于三十个项目的调查问卷，并排成顺序，用可量化的标准让全体代表先对各个项目的重要程度逐个评分。在正式的恳谈会前，由镇党委主持，召开了预备会议，把275名代表以随机方式分成十六个小组进行讨论，由十六名经过培训的中学教师充当主持人，他们不受任何政府的主导意见影响，每个小组把本组最关心的三个问题带到大会上集中交流。正式恳谈会上，有十二位专家坐到大会上倾听每个小组提出的疑虑。经过充分的大会交流，再把275名代表分成十六个小组继续讨论。内容方法跟第一次讨论一样，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之上又进行大会集中发言。整个恳谈会上只有专家来与民意代表进行交流。恳谈会结束前、后，分别对275名代表发放两次完全相同的调查问卷，由代表对这三十个项目的重要程度进行逐个评价。然后组织方把两次调查问卷的数据输入计算机处理，得出了对三十个项目从重要到不重要的排列顺序。

　　通过实验，当地干部和群众发现这是一种有效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形式。此后，一旦有重大问题出现，他们就会用协商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泽国镇自2005年首次运用协商民主的方法后，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正面评价（包括信任度）不断提高，如在随机抽样到的275名代表中，有70%的人认为政府会贯彻协商民意测验的结果。2006年泽国镇再次使用该方法，有80%的人认为政府会尊重民意，执行其结果，比去05年增加了10%。这个10% ，就是协商民主产生的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增值（何包钢：“地方协商民主制度会持续发展吗？”，《学习时报》，第358期）。

　　泽国案例生动表明，严格按照科学程序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进行对话协商，不仅可以解决执政党政策产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以解决政策执行的效率问题。因为，人民群众感受最深、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本场域的公共生活或公共政策，这些都是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协商比民主选举对基层群众更为重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协商民主是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的有效方式。（来源：《学习时报》网络版）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