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以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各种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如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精神文化生活等，农民的精神生活陷入虚无状态，只能靠打麻将、买码等来消磨时光，寻求刺激。也就是说，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由指责政府变为抱怨社会，“社会风气坏了”，农民生存的各类本体性价值受到极大的冲击，很多问题和事情由于缺乏价值标准而变得“说不清楚”、“不好说”。这样一来，当前乡村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好，外面的社会形势如何改变了村庄社会，而村民面对这种社会形势又表现出了怎样的不安与顺从，以及他们的看法与体验——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当前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在笔者看来，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历经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变，中国乡村社会再一次历经转型之痛。

　　婚姻伦理的变异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村社会生活出现急剧变化，折射到家庭层面，就是离婚现象的增多，并且出现了一个离婚的风潮，在笔者调查的一个村庄，近两年来就有10多例离婚案例。那么，这一时期的离婚与其他时期的离婚有什么不同，离婚背后的婚姻伦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开始成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解放前的婚姻都是包办婚姻，解放后，新中国颁布了新婚姻法，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并且在农村进行广泛的宣传，致使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很多农民被卷进这样的一个风潮中，虽然离婚的具体情况是不一样的，但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无疑在乡村生活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婚姻伦理，即婚姻自由、自主，正如歌里所唱的“金花配银花，毛主席颁布的新婚姻法”。这与解放前的包办婚姻所体现的婚姻伦理是截然不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新的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同时，这种新的婚姻伦理与国家权力主导的村庄生活伦理也是一致的。很多老人也提到，当时的离婚与现在的离婚是不一样的，当时离婚主要是不“志同道合”、一方身体残废或者是老人“古怪”，是“金花没有配银花”，并且国家在关于离婚的问题上也是有很多“杠杠”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建国初期离过婚的老人则对当前的离婚表现出了不赞同，认为现在的离婚是作风不正，是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还“庸俗些”，国家又不管。在笔者看来，在解放初的离婚中，妇女是以弱者的姿态来翻身的，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则是为了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带有一定的主动性，具有一定的优势，在这两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婚姻伦理的变化，其背景当然是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起，农村人口流动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大批的打工妹、打工仔流向东南沿海一带，给当代中国农村的村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农村青年的婚姻恋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人口流动频繁、村庄日益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人口流出地农村中的离婚现象日益增多，形成了一个新的离婚风潮。

　　在农村中一些较为保守的老人看来，现在的离婚主要是由于外出打工妇女的贪图享受和作风不正引起的。一位66岁的村小学教师认为，上世纪50年代离婚是出于两人不志同道合，过不到一起去，现在则是作风不正，喜新厌旧。现在的婚姻充分尊重了男女双方的意见，“结了婚就应该好好过日子，但打工后长期不在一起导致婚姻破裂。”但对这些事情，村庄中的舆论已经不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了，离婚成了“不好说的事”，解放初的离婚风潮所确立的婚姻自由这一婚姻伦理发生了变异。与前一次离婚风潮不同的是，这次离婚风潮的出现看不到国家的影子。

　　一些年纪相对较轻的村民对离婚的看法则较为宽松。一位中年村民的大儿子是刚刚离了婚的，他认为现在农村妇女外出打工很容易受骗，被玩弄，对这些女性并没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还有村民认为农村在道德上对妇女的要求更严格一些，表现出了对离婚的某种程度上的理解，并进行了外在的制度分析，比如村级组织权力的弱化，现在离婚没有人管了，以前则有村干部做大量的工作。还有村民对现在的离婚表现出了很高程度上的理解，主要是从感情生活的角度来谈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对现在离婚现象的道德谴责，而只是在讲述这样一件事情，并没有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这表明，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其他村民，对离婚以及与其相关的婚姻伦理有了新的看法。从乡村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离婚及与其相关的婚姻伦理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访谈中，有的村民称其为家庭与婚姻的“病变”，我们可以称其为“变异”，这种婚姻伦理的变异需要我们用更多的调查进行进一步的呈现和解释，但非常明显的是，老年人与中年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显出现了分歧，村庄中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婚姻伦理了，离婚这样的事情开始变得“说不清楚”。正是这种婚姻伦理的变化，导致了当前农村中离婚现象的大量出现，甚至出现了“离婚的比结婚的多”的现象。

　　我们看到外出打工对农村的婚姻稳定的确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村民讲，现在的人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外出打工时间一长，回来就“脱离”（离婚）了。“没有打工，就不会有这种风俗，没有打工的话，就可以管死，跳不出去，而现在则管不到了，脱离的、跟别人跑的，都是跟电视学的。”其实当前农村中出现的离婚风潮不仅仅是两地分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城市社会中的关于婚姻家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模式冲击了走出村庄的年轻人。村民生活空间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使原来的关于婚姻的生活伦理发生了变异，从而导致离婚现象的大量出现；而留在村里的人又根据这些现象来建构起了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电视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情感生活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想象，于是，这种想象在农民那里就逐渐成了一种真实，由此，原来的生活伦理就受到了极大的怀疑与冲击。有的农民认为这些现象不好，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去制止它，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去适应它。可以预见的是，婚姻伦理的变异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到乡村社会中的婚姻家庭的稳定，改变人们的行动模式。现在离婚的都是那些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外出打工的村民，他们是结婚后外出的，结果在若干年后出现了婚姻的裂变；而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在外面打工而又在外面谈恋爱的一代人的婚姻恋爱将会发生更加剧烈的变化，这将成为中国农村必须面对的史无前例的新问题，并将会对中国乡村社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财富伦理的变异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外出打工农民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开始在异乡的城市从事地下性服务业，这在农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笔者在调查时就了解到，一个村庄就有10多个青年妇女在外面做小姐，“村里人都知道”。这都是与她们一起在外面打工的人说的，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村里人只知道她们有钱，给父母兄弟钱，在市里买了房子。”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了一些在外面做小姐的案例，这些个案并不是笔者在城市里调查搜集的，而是在农村调查时得知的，村民的讲述虽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反映出了村里的老百姓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和评价，从而反映了村庄生活伦理的变化。

　　现在村民生活的空间大了，原有的村庄生活伦理对之产生不了约束。在外面做小姐的，挣了钱，给家里买些电器，再就是穿着打扮上档次，经常给孩子邮些东西。现在大家满认可：出去真好，免得受穷。大部分村民对这些事都麻木了。

　　在村民的讲述中，被凸显得最厉害的不是道德谴责，甚至我们根本没有看到道德上的谴责，讲述者最强调的是这些人都挣到了钱，并且挣到了大钱，给家人带来了好处，正是因为她们挣到了大钱，她们家人在村庄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说话都硬气些。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些外出做小姐的村民并没有脱离村庄和自己的家庭，而是积极参与到村庄和家庭中的人情交往当中来，并按照村庄和家庭的伦理规范来行事，比如孝顺老人、帮助兄弟、与邻居有人情往来等，这就非常奇怪，这些人挣钱的方式实际上是有违村庄生活的道德伦理的，但她们又用这些通过有违伦理的方式挣到的钱来进行符合村庄和家庭生活伦理的人际交往，并且能够获得大家的羡慕和家人的认同。

　　我们甚至开始糊涂：村庄的生活伦理到底变成了什么？对这种伦理的变异，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呈现和研究。一个暂时的解释是，“钱衡量价值”，只要有了钱就有面子，但钱这个东西到底怎样改变或重组了村庄生活伦理，我们还不清楚。但有一个问题是清楚的，即与钱相关的财富伦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来补贴农业的手工业与外出做小姐所体现出来的财富伦理是有着根本不同的，进一步来讲，这种做小姐所体现出来的财富伦理决不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新财富伦理，而是一种变异了的财富伦理，这种财富伦理与当前村庄日常生活中其他层面的伦理变异是一致的，比如消费主义。另一个问题是，“钱衡量价值”并不是说货币代替了村庄生活中的质的规定性，而是说货币成了村庄生活及其伦理得以展现的一个工具，人们并不是为了货币而去获取货币，而是为了一种质的生活，只是这种生活方式背后的生活伦理已经扭曲了，这就不同于齐美尔所讲的“货币哲学”，齐美尔的货币哲学是以转型中的都市社会为观察对象的。

　　这的确与一般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我们讲到农村妇女做小姐的事，兴奋点在这些人在村庄中是如何的另类，是如何的伤风败俗，甚至是如何的可怜。但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却看到，村里老百姓对这些人并没有道德上的强烈谴责，而是更加关注到她们挣了那么多的钱，做小姐从道德败坏、生活所困变成了一种本事，一种挣钱的本事！这些人似乎并不面临一种伦理上的困境，而是有着一种优越感。她们照常参与到村庄和家庭中的人情交往中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对当前社会上讨论的小姐职业的合法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的确还是要慎言小姐合法化，因为很多做小姐的人并不是想在社会上做一个另类的人，被贴上小姐的标签，比如从农村中出去的人，她们在一个地方暂时做小姐，回到家里还是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人愿意被自己的身份固定下来，如果要给她们一个小姐的标记，实际上是要断掉她们回村的“后路”，势必会对中国社会产生一系列连续性的影响。

　　在调查中，一位村民讲，村里外出务工的人群中，有20％的不务正业，有做小姐的，有混黑社会的，还有的男人在外面做“鸭子”。对这些通过不正当途径来挣钱的人，“做父母的不说”，“一年能弄那么多钱，管他正当不正当，老的小的都玩得好舒服，说话都有风度些，很多人带的手链都是双的”。当然也不敢说，你说她就走。但老百姓是很清楚的，“外出打工的话，对于那些没技术没水平的，一年搞一万是正常的，超过一万肯定是不正当的”，村支部书记如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年纪大的老人还是看不惯，但这就是社会的影响，没有什么政策压力，老百姓现在“不议论，把这个社会看穿了”。现在的老百姓认为“发财就是有本事”，“弄了钱捅到腰包就是有本事”，村民如是说。

　　外出打工对村庄日常生活的影响，现在已经不再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也不是泛泛的影响，而是在一些方面开始改变村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生活伦理，前面讲到的离婚和做小姐这两个问题就是较为突出的方面，由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打工对村庄生活方式及其伦理的影响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面相。

　　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三农问题的转型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主旋律，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潜在预设和前提。在学理上，三农问题的出现被看作是由于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不对称所引起的，由此，国家与农民（农村）的关系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选择的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在这一叙述框架中，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被阐释为一种治理性危机，为破解三农难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对策，如税费改革、乡村体制改革等。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后，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形成的“三农问题”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域的效应已不再明显。

　　笔者在税费改革之后对湖北荆门农村进行两年跟踪调查后发现，乡村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逐步趋于松散化，表现为干部不再找老百姓收取税费，而老百姓也不再找干部组织提供各项公共物品。在2005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老百姓普遍表现出了“谁当干部都无所谓”的态度，“村干部拿他的工资，我种我的田，各管各的”。税费改革之前，老百姓抱怨最多的是乡村干部的腐败和不作为，同时乡村干部却痛感老百姓的算计和不合作。而在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后，这种互相抱怨和指责的声音明显减少了。学界则普遍认为税费改革之后农村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从对税费改革的研究转向了对乡村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综合性改革的研究，也有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形势依然严峻，比如公共物品供给困难等，主张强化乡村两级组织的权力，重塑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最近的调查却表明，取消农业税之后，以农民负担为核心的各种治理性矛盾趋于消解，乡村社会里的社会文化性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李昌平式的三农问题主要是治理问题和经济问题，缺少社会问题的视野。在农民负担沉重的背景下出笼的三农危机论，聚焦于乡村社会中的一系列治理性危机，而没有看到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已经初见端倪的伦理性危机。这种伦理性危机表现为村庄日常生活中的伦理标准的缺失，很多事情开始说不清楚，并且不同人群对生活的体验和看法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甚至是断裂。当然，取消农业税以后，治理性危机依然存在，笔者在这里提出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既是出于对农村形势新变化的把握，同时也是一种视角的转化，或者说主要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在这一转换下，我们才能看到当前农村社会的伦理性危机，从而对三农问题的出路尤其是新农村建设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和设计。（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