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以经济特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设立为标志,当前的新一轮思想解放也首先在广东发起,而深化粤港澳合作则是广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内容。深化粤港澳合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应从国家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和定位粤港澳合作关系,以世界眼光来谋划和构建具世界水平的粤港澳合作区。

　　从国家战略层面重新审视和定位

　　由于特殊的制度创新优势、区位优势和资源秉赋条件的比较优势,使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合作不但在国际产业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中也具有排头兵和增长极的独特作用。广东作为港澳的经济腹地和保持港澳繁荣稳定的可靠保障,成为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的“先行区”和继长三角后的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引擎。粤港澳合作已远远超越区域性、地缘性经济合作的范畴。高标准建设好粤港澳合作区,不但是推动粤港澳和整个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对解决台湾问题具有巨大的示范效应。因此,我们应从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位和审视粤港澳合作,将传统的以地方为主的粤港、粤澳双边协商机制转变和提升到中央主导的三边或多边协商机制,建立国家级区域协调机构,加强中央在粤港澳合作中的主导性作用,建立中央政府主导下的粤港澳三边合作机制和制度协商平台。

　　以世界眼光来谋划和构建

　　香港是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广东是世界性制造业基地和全球性产品生产、集散和销售中心,澳门是世界性博彩旅游中心,粤港澳地区也是世界性都会区和城市群。因此,我们应该用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来谋划粤港澳合作,使粤港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一极。特别是从粤港澳金融合作和香港金融中心发展角度看,香港具有建立粤港澳金融创新圈和构建“亚洲纽约”的雄厚实力和优势条件。如果内地特别是广东在与香港金融合作中,对把香港建成“亚洲纽约”的系统工程给予强力支撑和全面配合,香港如果能充分利用中国内地庞大市场与广阔腹地的优越条件,进一步深化粤港澳金融合作,延伸和扩展香港金融中心功能区范围,就完全有可能把香港打造成为继美国纽约、英国伦敦之后的另一个全球金融中心。

　　从广东的经济发展角度看,2007年广东GDP超过3万亿元,标志性地超越了台湾,经济总量上最终赶超韩国也仅是个时间问题(预计在2012年左右),但在经济质量、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值上,广东仍存在巨大差距。而广东不但要在经济规模而且在经济质量上赶超“四小龙”,就必须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契机,构建粤港澳特别经济区为平台,成功引进香港的高端服务业和台湾、韩国、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实现广东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上的链节提升和结构转型,实现从广东加工到广东制造再到广东创造的升级,学习和借鉴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策略路径。

　　深化“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

　　“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合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它开创了在不同社会制度条件下,用和平谈判方式,并在最大限度地维持现状条件下实现国家统一的先河。“一国两制”不但是一种新的统一观,而且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把国家统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既实现中华民族统一的愿望,也在统一过程中有效地维护港澳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促进内地特别是广东的现代化建设。

　　在新形势下,我们应通过深化拓展“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为构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在“一国两制”条件下,一国是政治基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基本政治制度。在过去,我们讲“一国两制”,主要是防止内地的社会主义影响和干扰港澳的资本主义,也防止港澳的资本主义影响内地的社会主义,确保“井水不犯河水”,实现“谁也不吃掉谁”。今天,为了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增强“一国”的凝聚力,减少“两制”的摩擦力,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和挖掘“一国两制”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分析探讨“一国两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好处和便利,从而实现“井水”与“河水”的相互交融,“一国”与“两制”的互补互利。我们应通过挖掘和拓展“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为深化粤港澳合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给内地和粤港澳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快粤港澳经济的全面融合和一体化进程。

　　实现粤港澳经济的高度融合和全面接轨

　　广东与港澳地区地理相连,语言文化相同,在历史上本来就从属于统一的岭南经济文化单元。通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互动和合作,现在的粤港澳已高度融合和实现功能一体化,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联动格局。而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广东提出构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设想,将成为新时期深化和拓展粤港澳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广东提出构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内地与港澳虽然已建立CEPA架构并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三地合作的深入和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涌现,CEPA合作架构已不足以有效解决粤港澳区域合作深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粤港澳合作模式的创新和突破口,只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背景下,构建一个既能有效与CEPA架构相衔接,但又不与WTO规范冲突,而其主体功能与实质内涵又与自由贸易区相若的粤港澳特别合作区模式。我认为,粤港澳特别合作区的目标选择,是形成内地与港澳经济合作的“先行区”和类似于欧盟成员国间高度开放和“全流通”的大市场。

　　（作者系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