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

　　“１９８８年我第一次到深圳，至今有２０年了。耳闻目睹，深圳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深圳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圳速度正是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令人惊讶的经济发展速度——ＧＤＰ年均增速９．８８％，这在全球也是少有的经济奇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感慨地说。

　　他认为，深圳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正是有了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全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有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圳“领头羊”的地位无可取代。

　　对于深圳今后改革开放的定位，陈东琪表示，“深圳今后要以全球视野来进行改革开放。根据全球化趋势来升华提高自身素质，更多地发展新经济，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后的改革应依靠自身内在动力来推动。”

　　深圳是开放的“领头羊”

　　对于改革开放３０年走过的道路，陈东琪认为，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但改革开放３０年道路坎坷。他回顾说，从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辅市场调节为主，之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过十多年探索概括，最终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探索和建立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迈出了第一步。国家要推行市场经济，需要领路者的探索，需要经验，这是深圳很值得肯定的一点。可以说，深圳是开放的‘领头羊’。”陈东琪说。

　　他记得，深圳当初发展股市的时候，甚至有些同志痛哭流涕，害怕社会主义没有了。“这些善良的愿望是好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深圳面临的压力。”陈东琪提到，同时也说明深圳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比较早。在很多人对市场经济还有恐惧心理，还没有充分理解的时候，深圳就大胆推出了股市，企业率先搞股份制改造，价格自由浮动，出现行业竞争，民营经济等等，这些都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发展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潮流，一个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必须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他肯定地说。

　　陈东琪总结道，深圳敢为天下先，从历史动态角度看，深圳突破了计划经济旧的制度框架，实现了制度性创新，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吸引了全国的人才，从而使经济发展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全国层面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年均ＧＤＰ增速不足７％，其后ＧＤＰ年均增速达到９．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制度创新，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先行者

　　陈东琪认为，深圳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上是探索者和先行者，为全国树立了很好的样板。从制度层面看，深圳也是改革的“领头羊”。

　　他特别提到，深圳基本形成了各种经济主体的竞争态势，市场制度创新比较好。产权制度、公司治理方面也比较完善。特别是早期深圳在股份制改造、股票市场的建立，推动对产权制度的认识以及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在全国做出了很多好的示范。

　　“华为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就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企业的架构和公司治理等相关制度。当时的环境还在讲计划经济，将股份制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企业制度也只能是公有制。国有企业要改制非常痛苦，不说国家，就是个人要改变也很难。但是深圳华为等很多企业大胆尝试，大胆做，政府也鼓励企业大胆做。如果没有当时深圳在企业制度上的创新，并且坚忍不拔地坚持做下来，中国的股份制不会发展这么快。”陈东琪对此不无感慨。

　　陈东琪表示，制度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激发人的积极性的重要动力。“包括签订劳动合同，现在看是小儿科，当时每一步都是冒着被指责的风险去做的”。

　　他认为，不仅仅是现代企业制度，包括价格机制、政府运行机制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配套机制，深圳都大胆探索，做得比全国早，也为全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发展模式转变的“领头羊”

　　改革开放３０年至今，发展模式转变成为近年来事关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课题。陈东琪认为，深圳是发展模式转变的“领头羊”，较早提出建立效益深圳，并发布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企业从依靠资源消耗转向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来发展经济。这在全国都是走在前面。

　　从历史动态角度看，这一思路的提出，也使深圳实现了自身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突破自身局限，参与全球化产业分工，尽可能站在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上，而不是接受别人的产业转移。“这还是刚刚开始，但是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他说。

　　陈东琪认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因为就业压力大。要想搞技术进步，需要大量创新资本推动。目前的局限是劳动就业压力大，劳动力素质也不高。这意味着中国在产业升级的发展过程中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还需要一定的制造业来满足就业，同时每年几百万大学毕业生也为社会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深圳的一些做法很值得借鉴。

　　陈东琪表示，深圳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过选择。主要是对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加入世贸之后，深圳税收优惠政策不再，对于如何适应全球化，对于将发展重心是放在搞重工业还是搞高科技。“现在看来，深圳是更多地向依靠技术进步来拉动经济发展转型。深圳举办高交会，提出建立效益深圳，都显示出深圳已经意识到全球化之后，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走技术进步的道路。”他认为，深圳的服务业、高科技产品出口等都发展得很快，比整个珠三角发展快。

　　陈东琪认为，深圳现在“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定位很好。一个城市刚开始建设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但发展到一定程度，污染出现了，外部性制约因素来了，深圳较早意识到这些问题，转型较早，避免走伦敦等发达国家城市转型较晚导致付出代价较大的痛苦。

　　“这些年深圳实际上在加快发展步伐，在用新经济改造旧经济方面有很多好的做法，不仅是企业、市民，还有政府都在参与。深圳正在进行复合型的全面的转型。目前深圳已经成为全球排名较前的城市，其开放度、创业制度的灵活性都值得国内其他城市学习。”陈东琪说。

　　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经历了改革开放３０年，深圳人均ＧＤＰ已率先于去年迈过一万美元大关，进入发达国家水平。深圳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依然充满了开拓探索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深圳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改革。陈东琪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深圳在改革方面依然可以在几个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和试验，为全国做出示范。

　　首先，进一步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为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先行示范。陈东琪表示，全国有很多人才需要流动，需要进行要素制度创新，对此不同地方有不同做法。如果社会保障是分隔的，人才的流动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人才要做到真正的流动，需要推动全社会的改革，包括医疗保险，如在全国实现一卡一号等等。深圳已经率先在户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还可以进行深入的探索。

　　其次，还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型。从经济角度看，政府应主要提供公共服务，提供就业机会，提供地方基本生活制度的政府支持安排等等。从这些目标看，深圳应加紧转型，改变政府替代企业以及干预市场的行为，政府应该成为协调者。从我国改革进程看，改革已经到了企业改革和市场改革转向市场职能改革的时候，政府管理体制、预算透明等等制度的完善都涉及投资环境、就业环境。

　　此外，深圳应加快从制度改革上给非公有制经济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发展环境。陈东琪提出，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有不同门槛，深圳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重要的探索：进入任何行业只要开放就应该优先让民营进入，包括金融证券保险；政府给民营中小企业更多的支持，包括财税、金融、技术、人才等支持；建立一个对民营企业发展扶助的机制，如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小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在信息、应急、保障体系等方面给予援助；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信息不够，政府应给民营企业更多信息方面的支持；帮助中小企业建立一个中小民营企业技术促进机制，帮助小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小企业在人才方面不容易承担风险，政府应考虑给予支持。

　　陈东琪表示，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更好的外部支持，就能实现“谁想创业，谁就有机会创业”。深圳应该成为创业的摇篮，创业就能带动就业带动更多的创新、更多的发明，“微软也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所有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成长起来的。好的环境能促成很多企业的发展”。

　　他同时建议，深圳应和周边地区建立协调机制，建立合作机制，利用周边的人力资源、政府支持、技术、人才，使得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

　　陈东琪认为，以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积极性，解放生产力，改革应更多地向内涵推进。深圳要建设国际化城市，就必须以全球视野来进行改革开放，根据全球趋势来升华提高自己，在引进外资、产业发展方面有新的战略。要依靠高附加值、服务业、人力资本来更多地发展新经济，使已有的传统经济升级，使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量。

　　（作者：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宋华）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