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发展观与环保的历史渊源看，几十年前的世界环境运动产生了国际三大可持续发展理念，而国际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中国科学发展观的依据之一。

　　科学发展观与环保的政治关系

  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就是政府从主抓经济、主抓企业向主抓公共事务转变。这个转变牵涉到党政关系调整和干部体制改革。先不谈党政关系，只谈几句干部考核。我们绝不能按实的GDP和虚的口号来提拔干部，应尽快为科学发展观设计一套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由此表明，坚持推行科学发展观有什么鼓励，不执行科学发展观有什么惩罚，前段时间研究的“绿色GDP”目的就在于此。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生态，中国官员相对于国外官员位高权重，示范意义更大，把官的事情解决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行政体制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下去了。

  行政体制改革首要一条就是降低行政成本。古今中外无论谁执政，都没有必要加重自己的执政成本，都没有必要养那么多冗员设那么多相互交叉的机构。比如，管国有资产有九个部门，管生产流通的有六个部门，而管一头猪也有九个部门，至今这头猪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

  环保体制也是如此。以太湖治理为例，造成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的最大原因是网箱养殖，按规定只能养两万亩，结果养了19.5万亩。但是水产养殖不归环保部门管，归农业部门管。而排入太湖的生活污水归建设部门管。治理水的技术资金归科技部和发改委管。调长江水冲释污水归水利部管。那环保局能管什么？管工业污染，基本上也只能管大厂，因为小厂子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管不住。可太湖一出了污染事故，全国人民都把焦点集中在环保部门。

  横向说完了再说纵向。这主要体现在上下分离的执法与监测体制。地方环保局的票子、帽子、位子全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他们执法时下不了手，甚至连说清楚也不能完全做到。全国的环境监测体制并不统一垂直，各地监测站长都归地方环保局任命，因此数据有没有水分不敢打保票。

  权和责应该是对应的，既然担负了责任就应该有相应的权力。如果有一天环保总局改名叫环境保护部，但仍然只拥有现在的权能，那么就更加被动。因为社会公众不了解，以为叫“部”了，“入阁”了，理应有更大的实权了，环保问题就能解决了，其实不然。相应的监管职能不并入，环保体制问题仍和过去一样。如果说很多部门从前都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设立，今后应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而设机构。因而推行大部委制非常重要，其进展快慢成败关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果，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又关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

  行政体制改革和环保的关系还应该体现在执政方式的转变上，特别是环保执政方式的转变上。政府职能向主抓公共事务转变，环境保护正是公共事务里重要的部分。因为它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应成为更具有透明性、更具有公共性、更具有现代性的部门。因此更要注重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公众参与、科学决策，要与人大、政协、媒体、社团、学界等方面加强联系，这是环保部门的职能性质所决定的。

　　科学发展观和环保的经济关系

  首先讲环境经济政策。大家知道，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稀缺资源的科学配置。古时候稀缺资源是人口与土地；工业化时代是能源；未来是洁净的水和空气。传统经济学假设地球资源是无限的，资源在开采之前是零成本的，清洁的水和空气、生物多样性也是零成本的。何时当一系列生态危机使这些资源变得稀缺，从而使这些稀缺资源价格体系被确定的那一天，就是经济学发生重大革命的那一天。世界将产生一种新的可持续经济学派，推行环境经济双赢的生产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生活方式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新能源，二是循环经济，三是绿色消费。为此，环保总局主动联系其他部委全力推进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税收、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

  任何一个全新的理念都需要制度支撑，科学发展观需要环境经济政策的支撑。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一旦成功，会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积下一桩大功德。不仅符合总理“环保历史性转变”的要求，也关系环保部门的重新定位。

  如今，国际上环境经济政策从理论到技术都比较成熟，有人认为，直接引进来用不就可以吗？不那么容易。因为发达国家实行环境经济政策是在人均GDP8000美元阶段，而当我国人均不到3000美元时，严峻的环境危机将迫使我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提前实行环境经济政策。这需要尽快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传统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能有多大，什么时候会突发难以承载的环境与资源危机？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GDP要降多少，财政收入要降多少，转型的成本有多大？中国的经济社会能否承载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中央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双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

  这便是环境税、生态补偿等事关全局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至今未出台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动员各种资源算好这两笔账，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再谈谈战略环评。一个大国发展需要有个魂，科学发展观就是魂；有了魂就需要有个方向，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在环保上的两大体现，一个是国土整治规划，一个是产业布局规划。前一个关系到我国的城市化是否有序，后一个关系到我国的工业化是否合理。

  中国的环境问题从一定程度来讲更是一个大结构和大布局问题。单个项目都比过去环保、都比过去先进，但挤在一起是否合理？生态环境是否承载得了？这是规划环评要回答的问题，而我们现在的单个项目环评没有这个权力。为了从国家发展战略上推行科学发展观，我们正在积极争取规划环评的法规。

  今后的规划环评将涉及三大方面。一是区域规划问题。例如，北部湾是中国沿海剩下不多的200多公里的洁净海滩。现在这块地方也要大上重化工了，先进去的是石化，紧接着是造纸、水泥、钢铁等等。北部湾旁边是广东湛江，宝钢开始更大规模的钢铁基地建设。湛江往东是大亚湾，那里的海域污染严重，这一片也要大上石化，不仅中石油、中石化，连中海油都要上岸搞大石化基地了。对面是海南省，海南只能搞生态省，但它的实际目标是工业强省。整个三角地海域都在重复地大干传统重化工业，谁有权力、谁有能力对这一大片海域开发规划的生态承载力提出意见？没有。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又是一例，此地四省交界，相邻几个市都搞功能规模相同的煤化工基地。由于完全是按行政区划重复建设，经济效益成本暂不讨论，仅从生态角度讲，那片地域极度缺水，相关的生态承载力的评估报告与资源统一开发规划至今没有谁做过。环保部门没有规划环评的实际权能，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很多。

  二是行业规划问题。比如钢铁。中国的钢铁产量全世界第一，但生产的都是粗钢，优质钢如硅钢、汽车板等都得靠进口，企业规模小且很分散，污染自然很大。这样的产业还在按行政区划无序而大规模地发展。还有造纸，整个造纸业占全国GDP不到2%，排放的COD却占全国33%。中国该不该为这点利益付出这么大的环境代价？如今，化工、煤电、有色等不少大产业规划里都很少考虑环境因素，也极少征求环保部门的意见。

  三是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环境争议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白领中间阶层为城市环境问题而散步游行，如厦门PX、上海磁悬浮、北京六里屯。这都牵涉到当初与现在的城市规划，即工业区和居住区规划的矛盾。什么叫规划？五年以上的才叫规划，没说两年就变的。很多地方上任一个市领导就出台一个规划，厂子旁边弄出个房地产，房地产旁边又搞一个工厂，相互交错，乱成一团。现在大城市市民的环境承受力越来越弱，环境的期望值却越来越高，很容易在不合理的城市规划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上引发争议。至今，环保部门对城市规划没有大的发言权。

  环保部门现在没权，只能先做一些事。第一件事情是写了一系列有关煤化工、钢铁、造纸、铝业等环境经济比较分析的报告，这些关于科学发展的行业与区域报告受到领导重视。第二件事是按照环境容量定出了符合科学发展的行业和区域限批标准。即不能乱限批、乱卡项目，要根据各地各行业的环境容量，做得有目的、有方向、有效果，真正成为宏观调控的良性手段。第三件事就是努力推动《规划环评条例》尽快出台，使环保进入国家宏观经济决策。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早就该打破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总量容量来制订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再根据不同地区的发展目标制订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再根据这些不同的考核评价体系赋予它不同的环境经济政策。

  战略环评和宏观经济的关系原本是非常大的。但现在的阻力是，一些应该研究宏观政策的部门却热衷于具体项目审批。而下面的地市县反而大张旗鼓地搞战略规划，这些乱搞的小规划变成了更大规模的划地为牢与重复建设，典型的“宏微倒挂”。环保局决不能沉溺于项目审批，而是要为国家想大事尽大责。半年前国家发改委做主体功能区划，好多部门出于自己的部门利益予以抵制，而环保总局认为，发改委做了一件该它做的大事，大综合部门就该干大综合的事。因此，环保总局“舍掉”部门利益，全力配合，本部门编的生态功能区规划全部纳入，一应数据成果全部提供。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执行部门，凡符合科学发展观就有利于环保，必须服从大局。

　　科学发展观和环保的社会关系

  社会公平正义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密切相关，环境的不公平必然加重社会的不公平。马克思说：“物与物关系的背后从来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用中国哲学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直接影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环保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现在的环境公平不公平？当然是不公平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叫“环境公平与社会公平”，说了四个不公平。

  一个是城乡不公平。中国的治污资金本来就少，大部分都进入了城市和工业，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垃圾完全露天存放。农村的面源污染已经成为中国的三大污染源之一。

  第二个就是区域不公平。大多数西部不发达地区都是资源富集区，几十年来这些资源不断输往东部，而东部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并没有给予西部相应的补偿。受益方与受损方，上游与下游等一系列补偿机制都没有建立起来。

  第三个是人群不公平。有钱的人享受大排气量的车，高耗水的桑拿，最高档的医疗保健。而诸如矿工们却在承受污染，普遍缺乏环境健康保障。

  第四个国际不公平。

  严重的环境不公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2005年关于环保方面的信访投诉占全国信访总数的5.6%，到2006年仅一年时间，竟上升到10％。2007年还没统计出来，估计约为13%，早已经超过了医疗教育和公共安全，高居前三位。两会的提案议案、国际的关注、媒体的报道数量都居前三位。环境的不公平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需要尽快建立一套全方位的政策机制，例如建立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生态补偿政策。

  另外一个社会关系的体现是公众参与，即环境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随着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导致了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环保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我们既然是公共政策第一线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就有义务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十七大报告里又特别加上了表达权。因此，环保部门应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表现得更为积极。因为环保领域不是政治上最敏感的领域，同时它又涉及各利益主体。这个领域完全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最佳试验田。我们不要过分迷信民主，但也不要过分地怕民主，这是一个度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和环保的文化关系

  我们现在谈生态文明就必须先谈工业文明。西方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成果。它产生发展的原因很多，例如新教改革、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等等。但它最得以产生、发展、延续的原因是发现了新大陆，即为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提供了机会。新大陆就是殖民地，一方面把本国多余的人口、商品运过去，再把资源抢回来。这种极不公平的国际交换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经济矛盾统统转移出去。

  美国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就是扩张扩张再扩张，转移转移再转移。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全部相同，无一例外。

  中国不要这样。西方的污染产业向中国转移，东部先发展起来。再转移到中部，中部转移到西部。当被转移地区的人为终于脱贫致富而一时欣喜时，千万别高兴太早，因为不会持续多久，马上就掉进“现代化陷阱”。

  当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了几百年，尝到无数甜头后，他们终于发现，阶级矛盾可以转移，社会矛盾可以转移，经济矛盾可以转移，唯独一个转移不出去，那就是环境危机。谁让大家“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生存于同一个生态系统。地球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言显得太小，资源是有限的，环境容量也是有限的。气候变化不光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也有危害，飓风不光袭击发展中国家，也袭击新奥尔良海岸。

  当今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谁也没有力量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同时，传统资本主义近百年来，在政治上受到社会主义的不断批判补充；在文化上受到新教伦理的不断修正。因此，他们的资本家也明白了，除了挣钱，还不得不负担环境和社会责任，否则不但生产与消费难以维持，环境与资源难以支撑，还将受到道德的审判。由此，在一大批先觉醒的西方统治精英推动下，大部分发达国家开始向可持续的生态工业文明转型。

  现在再回过头来讲中国。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同根、同文、同种延续几千年的民族。同根同文同种的民族还有犹太人，但犹太人不是以国家形态延续，3000多年历史中只有800年是国家形态。为什么中华民族能独自延续生存到今天？因为我们的伦理与制度充满着深刻的生态智慧。

  中华道统的核心，是“中、容、和”，即中庸之中、宽容之容、仁和之和。它以儒学的四书五经为大道，还有很多分支小道，茶有茶道、商有商道，加上琴道，书道、医道、武侠道等等。道就是原则，就是规律，就是某一个行业里的精神境界。总之，四书五经的大道和枝枝叶叶的小道融合成一个大树，这棵树象征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生命力。

  从古代生态智慧来说，其核心就是一个“度”字。我们的伦理形态不像西方。西方的哲学体系特点之一是二元结构，人和神、人和物、物质和精神，二元分离对立。我们是天地人融合在一起，一可以生成无数，无数可以归为一。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众生平等”，以及在琴棋书画中所表现出交融为一起的山水自然，都体现的是这个意思。

  中华的制度形态也比西方更强调有序、平衡、和谐、协调的架构设计，也是掌握一个度。比如乡绅制，乡绅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老百姓没事儿造反不行，他们要代表政府压制；如果政府苛捐杂税太多了，他们得替老百姓请命。这就是革命的隔离带，他们大多不是最有钱、最有权的人，但可能是最有道德，最有资历，最有文化，最多地承担公益事业的长者。还有中国的文官制与科举制，将官员与士结合在一起，无论贵贱机会平等，只要好好学习，成功了就可以当官，就可以光宗耀祖。还有中国最早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樊篱的郡县制，如此等等。

  中国的农耕文明，在1840年迎头撞上了武装到牙齿的西方工业文明。他们觉得中国还是块没有被开垦、被转移的处女地，于是开始了鸦片战争，也开始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战败后，中国人认为是技不如人，就开始学工业科技与商业，因此掀起蓬蓬勃勃的洋务运动；后来被一个更彻底工业化的日本打败后，中国人又纳闷了，因为我们北洋水师的舰船比他们吨位大多了，怎么还被打败了？国人认定这是制度问题，要从制度上改革，所以又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变法维新运动，最后一直闹成辛亥革命，大清帝国成了民国，制度发生了变化，可还是强盛不起来，还是列强干涉与军阀混战。于是国人进一步认为是我们思想文化有问题，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唯一障碍，所以砸烂孔家店，用革命化文化代替传统文化，五四运动开始了，将好的坏的一起扔掉了。这种过度自尊变成过度自卑的文化转型所造成的一系列深层后果，值得我们全民族反思。不会反思的民族就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之后，中国历代精英都选择了西方传统工业文明道路。走了多年以后，先不论伦理文化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也不论意识形态上的矛盾所造成的困惑。仅就环境层面讲，由于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本身的资源环境人口国情又撑不起。中国改革20多年时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20多年间集中体现，中国只剩下20多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100年才能解决的环境问题。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经济模式的改变，还将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现在结合老祖宗的生态智慧，又考察吸纳了大量西方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开始向生态文明转型。

  巧合的是，东西方文明在几千年前惊人相似地同时崛起，又在几千年后惊人相似地同时会师。会师在哪儿？会师在生态文明的平台上。东西方文明如何互补，即中华道统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否有不可或缺的补充？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要说的是，生态文明将为科学发展观提供政治文化内涵。

  生态文明是世界的潮流，按理应该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的生态危机得以缓解；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所以西方发展生态文明的步伐反而显得缓慢。而基于中国的国情，加上后发优势，有可能会跨越式地走向生态文明。

　　（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网络版）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