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底，自南方始，新一轮“思想解放”呼之欲出。
究其原因，是近年来对改革开放又出现不同声音。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在这一背景下，“解放思想”突然成为政治热词。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此前的中共十七大，“解放思想”被反复提及并被着重强调；今年“两会”，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对“解放思想”又作出回应，他说解放思想“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
循着这一脉络，不难看出新一轮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次地方性政治事件”。它有着深厚的背景，呈现出中央与地方相互呼应之势。把这次“思想解放”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大背景下，我们有问题需要回答，这一次“思想解放”，要解放什么？能否触及当前改革的真命题？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人们普遍认为，30年改革开放，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是针对两个“凡是”；第二次是“姓社姓资”之争；始于广东的、被媒体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对象是什么，多数党建学者给出的答案是，阻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观念
这是一些不太容易注意到，或者，容易被忽略掉的细节。
3月16日的广州北京路新华书店，众多煲汤、养生、健身类图书中，两本书被搁在正对大门的书架上，显得有些特别——分别是《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和《我们是光荣的排头兵》。
“思想解放”和“排头兵”，正是近期广东政府、专家智囊和媒体最常用到的关键词。
这个时节的广州，二十多度的气温足以让街头洋溢着初夏的气息。因为这个城市的春天很难在细枝末节上让外人感受得到，所以每一种萌动都相对含蓄。
关飞进，广东省委宣传部干部，这个春天正因“解放思想”忙得焦头烂额。到北京开“两会”，除了给一些报纸撰写专栏，他还忙里偷闲参加了一些媒体主办的“思想解放讨论会”。
总结全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第一阶段“学习宣传”的成果，是广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人员手头上最忙的事；专家智囊们也乐于参加各类研讨会、接受采访。闲着的时候，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会在自己办公室就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做自由思考。
各家报纸的时评版编辑每天下午都要开编前会，第二天报纸上的社论该怎样评论“解放思想”，是他们每次讨论的重点。
已经为人所知的是，被媒体和专家冠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背后的操盘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但令外界不解或者引起联想更多的是，这次“解放思想”活动为何发端于广东？我们需要解放什么样的思想？
地方性政治事件？
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汪洋并不是唯一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一位干部的叙述，汪洋在广东第一次阐述“解放思想”，是在2007年12月1日就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大会上。
汪洋的原话是，“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魂。广东靠改革开放起步，也靠改革开放起飞；靠改革开放赢得今天，也只能靠改革开放开创未来。说到底真正约束科学发展的是我们自己。广东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首先必须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
坐在台下的一些广东官员吃了一惊，当下就意识到：“汪洋书记可能想干事了。”
之后的12月19日，汪洋到广东省委宣传部调研。在寒暄中，他说是来“认认门，认认人”，但话锋一转，还是布置任务“派了活”。汪洋派的“活”是，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以后，全省要开展一次解放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省委宣传部要牵起这个头。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干部回忆，汪洋谈起去北京开会的路上，翻看陈开枝(1992年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后为广州市副市长)写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不禁激动起来了”，慨叹当时广东出了很多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和新鲜经验，“而现在还有多少”？
汪洋连续向众人发问：“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在发展的问题上有没有‘两个凡是’？哪些是影响我们科学发展的‘两个凡是’？”发言终了，汪洋强调“学习讨论活动必须落脚到实际工作上”，讨论要促进改革创新的决策。
坊间一些政治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并非地方官员心血来潮，这与自2004年以来，一些否定改革的论调不断回潮有关。这个背景是，有人认为改革共识破裂，市场化改革带来祸害，声音不弱。
可供解读的另一个背景是，号召“解放思想”，并非第一次出现在汪洋的从政生涯中。
33岁就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的汪洋，曾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一度被称为“娃娃市长”。 1991年11月14日，市长汪洋在《铜陵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
来广东之前，汪洋主政重庆，也曾提出过“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十七大以后，倡导解放思想，上海市长韩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都曾经有过表述，汪洋并不是唯一。
但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广东，汪洋再次亮出“解放思想”这张牌，还是引起外界的诸多揣测，至少不会简单地将其解读为仅是一场地方性政治事件。
《日本沉没》与“排头兵”
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日本沉没》来唤醒广东
再次在正式场合提及“思想解放”，是2007年12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省委工作报告”结束后，汪洋作了题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的讲话。
在这次“解放思想”的主题发言中，汪洋出人意料地提到了电影《日本沉没》，他还带来了一本书、一份报告和一张报表，展示给众人。分别是：《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珠海市经济分析报表》。
“语出惊人”，有与会者评价汪洋当时的发言。汪洋说，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就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要“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
“杀开一条血路”之余，汪洋欲以充满忧患意识的灾难电影《日本沉没》来唤醒经济总量连续23年居全国第一的广东，不能因为长期抱着“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停步不前。
这次会后，广东成立了全省“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领导小组”，汪洋亲自任组长，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华华任副组长。
多次旁听小组会议的关飞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书记是实干的人，“讲解放思想都落在了实处”。
12月30日，广东省委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的《通知》下发到全省各地各部门。
文件显示，讨论活动从2008年1月持续到5月底，经历三个阶段：1月初到2月上旬，学习宣传，营造舆论声势和社会氛围；2月中旬到3月底，讨论调研阶段，查找问题，提出思路对策；第三阶段是4月到5月底，用于决策部署，总结形成制度设计，要取得政策性的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与多年前的两次“思想解放”不同，新一轮思想解放在发动上越来越缓和，“越来越在取得更多共识的基础上推动”。只是，处于思想解放中心区的多数干部对这次思想解放的“着力点”还有疑虑，缺乏方向感。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
这句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为找准“方向感”，接下来的几天，广东省直部门连续召开三次座谈会谈解放思想体会。
省委常委、副省长每人也确定了一个学习讨论活动联系点，定期到联系点指导推动。汪洋的联系点在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东莞，省长黄华华的点在离广州很近、经济却相对落后的清远。
2008年1月5日，汪洋到粤东三市揭阳、潮州、汕头考察。
汪洋在考察中作了讲话。一位接近汪洋的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汪洋讲话时谈到当前解放思想本身也存在着认识障碍，人人都认为有必要解放思想，但人人都认为自己的思想很解放；讲起解放思想振振有辞，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着眼于“上项目、抓速度”。
汪洋的话点到了一些地方干部的痛处，“新瓶子装旧酒”是汪洋对一些干部工作方式的批评。其意是，解放思想成了标签，工作思路没有变化；认识到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但没有想到通过解放思想，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政策措施，没有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
这位干部称，粤东讲话“极大地触动了地市一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这位干部没想到的是，“更大的触动”发生在一周之后。
1月16日，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上，汪洋说：“要让领导同志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就必须允许他讲不准确的话，或者是允许他讲错话！”
“要允许领导讲错话”第二天迅即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继而引起了正反两方的争论，争论一直持续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广东。
春节过后的2月15日和3月1日两个整天，汪洋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级四套班子的领导干部聚在一起，交流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的体会。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这次“解放思想”的最终结果是出台三个文件：一个是《广东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另两个分别是体现科学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考核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不仅仅是学习体会和交流，在直接关系GDP发展模式及官员政绩的评估考核体系上，广东的“解放思想”看来要动真格了。
“他要推出重磅炸弹了”
《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这本书变得非常热门
“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洛阳纸贵’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导丁力笑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只印了一千册的《2007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现在一本不剩。
2007年12月，作为广东省委交给广东省社科院的年度常规课题，丁力将这份报告送报新上任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
丁力记得很清楚，周五送报，周一就批示回来了。汪洋在批示中表示 ，首先对报告的基本判断和认识表示同意；其次，马上要开省委全会，要掀起解放思想高潮，要求社科院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我们知道他要推出重磅炸弹了。”丁力说，后来这个报告被要求印刷800份，作为会议材料，在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派发，每个与会代表人手一份。其余两百册，也陆续被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要走，丁力自己手头一本都没有。
汪洋提到，广东目前存在“社会事业滞后、发展方式粗放、城乡不平衡、民生问题突出”——这些市场化改革累积起来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就是“重磅炸弹”的主要“攻击对象”。
丁力自2002年从浙江大学来到广东，接受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布置的一个课题——“广东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研究。这课题一做就是六年，让他有机会长期系统地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样本，对广东的发展作出理论解释。
据丁力了解，在全会之前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上，汪洋跟委员说：“这份报告的25到57页，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这一部分是“广东竞争力分析”和“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判断”。
另一本书突然也变得抢手，因为汪洋在几次重要场合提到，这本陈开枝写的《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热了起来。广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干部在办公室里找了一圈，抱歉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原来广州市政协送了一百多本给我们，现在全被要走，真是一本也没有了。”
再次提出“解放思想”，让很多广东干部联想起上一次“解放思想”的历史：《春天的故事》《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等歌曲传唱大江南北；电视剧《情满珠江》在中央电视台热播；“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举行??
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周建平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起邓小平南巡后，广东文化界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的1994年，仍然激动。
新一轮“思想解放”如何落到实处？哪些领域最需要解放思想？多数广东干部一时间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
“岭南十拍”与“七论思想解放”
“我们的报纸敢发这样的照片，
我觉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现。”
《新快报》编委温建敏注意到，新来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很早以前就在关注广东，“他在十七大之前便做了很多准备，大量研究了广东的材料”，“所以谈起广东的发展，头头是道，数据翔实，令人叹服”。
温建敏透露，起初广东各家媒体拿捏不住“思想大解放”的内涵，一时间报道纷纷，却多流于空泛。
3月18日，《广州日报》副总编辑顾涧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广州日报除了按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要求做好相关新闻外，还策划了一系列报道。理论版策划了“解放思想系列专题”，其中一篇名为《解放思想着力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文章见报后，汪洋亲自打电话到报社表扬。
春节前，汪洋和省长黄华华通过广东的主要网站给网民拜年，还发表了《致广东网民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网民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了支持我们决策的重要基础”；“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我们愿意和大家一起‘灌水’”；“对于我们的工作和决策中的不完善之处，也欢迎大家‘拍砖’”。
有的网站随即推出了民间参政议政互动栏目——“捎给汪洋书记的话”。2月29日，《南方都市报》将最具建设性的十篇精华帖子集结成篇，出版专刊，取名“岭南十拍”。
在当天召开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汪洋说要广泛发动全社会参与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充分利用好网络这一新载体、新空间。他顺手将特刊中“十拍”的主题都念了一遍。
“你们砖拍得不错！”北京“两会”期间，汪洋看到《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说，他还特别提到了“十拍”中的第一篇《南粤十一问，个个待破题》，当场表示“这十一问，每一问我们将来都要做答复”。
“没有框框，很容易跟大家接触。”《广州日报》副总编辑顾涧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他对汪洋的印象。 他还清楚地记得，“两会”期间南方日报头版刊发的一张照片给汪洋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到广东团与会时，仰天长笑。
“我们的报纸敢发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是解放思想的表现。”汪洋对一众广东记者说，遗憾是发稿量太大，不能一一尽览。
在媒体的各种报道评论中，影响最大的是《南方周末》的“七论思想解放”。以“关山”笔名发表一论、三论和六论的关飞进，在北京还被几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询问，《南方周末》这“七论”有没有官方授意？
“绝对没有！那是《南方周未》的‘自选动作’。”关飞进回答。
这篇《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论“解放思想”》的评论，引起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注意，他不仅作出了批示，还在解放思想领导小组会议上念了几段。
会上，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林雄说，这是我们宣传部的干部写的，“关山”是他的笔名。
汪洋问，他在不在场？
林雄示意关飞进站起来。
关飞进因为剃了个光头，显得十分尴尬。
“汪书记肯定这篇文章，我感到有点意外，我还担心文中的观点太解放了呢。”关飞进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新形势下如何解放思想？
《一论“解放思想”》给出的回答是：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解放思想“破”什么
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
在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只旅行箱的成本是9美金，出厂价仅为10美金。到达香港总部后，沃尔玛出价20美金将其拿走。贴上沃尔玛的标签，价格那一栏为:40美金。
这是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生产制造环节利润最低，却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劳动力低成本等重负。
“解放思想要从传统发展观中跳出来，形成新的发展思路，这是解放思想的最核心问题。”丁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广东转型问题凸现的速度比专家们预想的要快。广东长期依赖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人民币汇率、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劳动合同法实施，推动着企业成本快速上升，承受不住的企业已经搬走。
丁力认为，汪洋在这个转折点上走过来履新，他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通过解放思想，来为广东下一步的发展寻找答案。
据他了解，汪洋对竞争力报告中的一个观点很感兴趣：粤港合作除了两地政治、关税制度保持不变，其他制度应该统一起来。
“现在香港的优势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制度的优势。解放思想应该落实到制度创新，最后应该落实到打造粤港澳转型合作试验区。”丁力说。
关注体制革新的不止丁力一人。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李明华在“解放思想——南粤先贤给予时代的积极启示”研讨会上发言说，解放思想要否定文化保守主义和体制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就是排斥普世价值观，体制保守主义就是维护现有利益格局的行政体制、管理体制。
现实是，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向老百姓、向市场让渡自己的权利。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多数政治学者承认，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年前雪灾，广州市民捐献了大量衣物给火车站滞留人群，但政府机构和有限的几个慈善机构来不及消毒处理、及时发放，衣物堆积成山，火车站居然找不到地方放，不得不临时动用了几个货舱。
眼见这样的情景，李明华深感，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解放思想就该开放社会管理，这些事都应该让NGO去做。他透露，广州市“两会”期间，市民政局表示，今后慈善事业恐怕要更多发动社会资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广东作了一周的走访，受访的绝大多数广东干部觉得这次思想解放跟前两次“不太一样”。
对这种“不一样”，一位广东省委干部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其一，这是网络时代的解放思想，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只能以理服人；其二，老百姓对改革的社会承受力大大提高，博弈、共赢的意识大大加强，比以前要理性多了；其三，从上到下都有共识，不解放思想，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
“这次思想解放与前两次最大的不同主要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格局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这位干部称。
利益如何调整，体制如何创新？被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在广东仍然开展得如火如荼，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绝大多数人都在渴望中期待。 (周华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络版）
（编辑：林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