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月）29日下午，由深圳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举办的深圳市社科界“争当解放思想排头兵”理论座谈会在深圳报业集团举行。我市（深圳）部分社科理论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深入交流心得和体会。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市社科院院长乐正，深圳报业集团社长黄扬略，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王田良与市委党校、市社科院、深圳大学、深职院等单位的10多名专家和学者一起，踊跃发言。他们认为，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高瞻远瞩、求真务实、催人奋进，并表示，深圳既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也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更不可能有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在新的发展阶段，深圳仍然要坚持继续解放思想，深刻分析深圳的优势与不足，深刻反思思想精神状态，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共创深圳美好明天。

　　吴忠表示，汪洋书记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提出广东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这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以全球化视野来透视广东，分析广东，策划广东的一个战略思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精神，并且将其与深圳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宣传贯彻我们即将召开的市委四届八次全会结合起来，将其作为我们近期和今后一个时期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吴忠寄望全市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拿出有深度的分析和战略上的思考，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帮助我市提出能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城市发展新途径和新举措。

　　黄扬略表示，深圳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深圳社科界有一个好传统，就是理论研究和实际结合得非常紧密。我们期待社科界能够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为我市继续大胆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努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新贡献。

　　王田良表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深圳已具备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十分宝贵的建设经验，如何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深圳特区报将以评论、消息、专题等形式刊发专家学者和各行各业在此次讨论中的思考和成果，发挥党报应有的作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

　　解放思想需要“四破四立”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表示，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寄望深圳能够成为体现中国形象的、有竞争力的、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能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城市，并特别要求深圳在新一轮思想解放中要勇敢地扛起大旗，争当排头兵。“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去探索解放思想的空间，更加自觉地做到汪洋同志所要求的‘克服自满思想，增强忧患意识，克服狭隘视野，树立世界眼光，克服见物不见人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

　　结合深圳的实际，吴忠认为深圳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首先要在“四破四立”上下功夫。一是要破除传统工业化发展理念，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二是破除传统计划经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的理念。三是要破除小农经济意识，树立开放创新的理念。四是要破除封建官僚意识，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

　　吴忠说，推动深圳的思想大解放，我们广大的理论工作者最重要的职责和任务就是扎实工作，深入研究，积极探索，拿出有深度的分析和战略上的思考，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帮助我市提出能与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城市发展新途径和新举措。重点要在三方面做文章。第一，要思考在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深圳究竟有哪些方面的矛盾和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包括我们的四个“难以为继”问题，也包括我们的一些体制和机制问题。吴忠举例说，自主创新方面，深圳就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我们核心技术缺乏。要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支持我们自主创新体系的四个“90％”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如何加强基础研究、前沿研究，就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第二，要思考深圳在落实好科学发展观中，如何争当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的先锋。第三，思考深圳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如何走高端化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综合发展之路。他希望通过全市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为深圳实践科学发展观，争当科学发展的排头兵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黄发玉：

　　解放思想要有新的坐标

　　“解放思想是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今天，解放思想要有新的坐标。”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黄发玉如是说。

　　黄发玉说，我们过去说，要向香港、新加坡学习。现在，省委书记汪洋鼓励广州和深圳，在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要用世界眼光大胆探索未来发展的新思路和新目标，不能再跟国内城市相比，要敢于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这对我们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也需要我们在解放思想上有新的坐标。

　　“新的发展坐标，不是一些新的提法，而是具体指标的东西。”黄发玉说，我们不能满足于GDP等经济数据，也不能满足于过去创造的若干项全国第一，沾沾自喜。其实，不要说“叫板”新加坡，就是与国内许多城市相比，我们也仍有许多不足。我们要不断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才能促使我们不断解放思想。

　　关于解放思想，黄发玉有三个观点。第一，解放思想，不仅要对旧的东西进行反思，还要对我们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改革反思。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犯一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许的。今天，我们解放思想，就要进行第二次改革。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才能在不断在反思和探索中走向成功。第二，解放思想的关键在领导。作为领导者，在处理新问题、面对新形势时就应有敢于拼搏的闯劲，敢为人先的勇气。第三，解放思想就要体现在体制和机制上的创新，要加强创新文化建设，建立有利于发展创业的长效机制，营造敢闯善创、敢于试验的浓厚氛围。

　　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

　　将文化发展理念提升到新高度

　　“在一个缺乏必要积累的文化土地上，深圳的文化发展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一次次思想解放所释放出的不竭动力。”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为理说，今天，我们更要从增强深圳软实力的角度，对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作出新的诠释，将深圳文化发展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为理说，深圳进入发展第三阶段以来，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过程：一是在全国较早解构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理念，摆脱了“是‘文化立市’还是‘经济立市’”争论，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及时的反思，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理解，改变了惯常的“经济特区”思维模式，确立了“文化立市”发展战略。二是在全国率先提出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将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程度作为决定城市文化发展成败的重要环节，把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作为城市文化竞争与发展的基本主题，把市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作为深圳文化发展战略和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并进而在全国率先构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今天，在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新语境中，深圳文化建设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新一轮思想解放发挥先导作用。”在王为理看来，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要从增强忧患意识和瞄准国际一流城市文化发展水平两个角度，在深入分析深圳文化发展的国内国际差距的基础上，确立深圳文化发展的追赶目标。这种分析和目标确立，应该以全面、客观的调查为前提，要用数据说话，要有科学的比较。其次，应该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深圳进入发展第三阶段以来的文化发展理念作出系统全面的梳理，对其理论得失、政策绩效作出全面考核，其中特别是要重点思考如何将文化立市、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城市人文精神、培育创新文化等理念的效应发挥出来，并放大深圳文化发展理念的辐射力和影响力。第三，要结合深圳发展的新实际，提出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其中，在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的背景下，要更多的思考如何真正促进深港文化互动，从文化上为深港国际大都会建设提供支撑，并在这一过程中创新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新的发展模式。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

　　建设学习型服务型政府

　　“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一个服务型的政府。”深圳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陶一桃表示，唯有一个开放的政府，才有开放的制度，才能建设文明的制度和推动社会进步。

　　陶一桃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即将步入三十年，深圳再度提出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理念，是对自身的挑战，更是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理念的一次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挑战不亚于，甚至更重于三十年前改革开放的冲击力，它意味着改革必须更加深入，开放必须真正解放思想，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必须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社会的昌盛一同实现。没有文明的政府将不可能有文明的制度，没有制度的文明，将不可能有社会的文明，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这一制度变迁目标的真正实现。

　　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陶一桃认为这要求政府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政府。打开国门引进的不仅仅是先进的技术，也不仅仅是资金和设备，还应该包括理念、思想和规则。中国特色绝不应该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而是对独特发展路径的表述。先有明智的政府，才可能有明智的社会。学习型的政府是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前提与象征。

　　与此同时，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把包括制度在内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政策的供给，把社会公平和消除贫穷，把预防财富增长的同时两极分化的发生作为工作重心。政府不是参与市场，而是以制度和法规来规范市场，对任何社会而言，政府对私有财产权利和竞争次序的保障与维护，比单纯的管理更有意义。无论是全国经济发展还是深圳经济的发展都面临着资源的约束，但比资源约束更严重的则是思想和观念的约束。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并不都是单靠发展经济就能自然解决的。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够改变社会。

　　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

　　增强忧患意识释放发展动力

　　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在发言中表示，党的十六大以来，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但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广东发展中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和谐问题依然存在，改善民生，均衡发展的某些领域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因此，我们在分析广东发展形势时，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省委书记汪洋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强调指出：广东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排头兵’标准审视自己，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困难和不足。”他指出：“如果再不抓紧时间制定对策，解决上述问题，广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央的要求、人民的期盼也难以完成。”

　　乐正直言我们发展过程中的困难与不足—珠三角的产业优化并没有完成，自有技术、自有品牌、自有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体系发展很不平衡，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山区的发展鸿沟依然明显，城乡居民的均富水平依然较低，文化教育的许多领域与经济大省地位依然不匹配，人口素质的整体改善依然任重道远。一些主要的人均指标落在浙江、江苏和山东后面。与发达国家地区和国际先进城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当然，增强忧患意识的目的不是悲观气馁，而是力戒骄傲自满，小富即安的思想。”乐正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发展不足的问题，仍然是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均4000美元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并不高，甚至不及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马来西亚、泰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在全民创业、地区均衡发展方面我们不如浙江，文化教育和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不及江苏，工业增长速度不如山东，现代服务业不及上海、北京。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我们的真实地位，找出发展的差距，谦虚谨慎、奋发图强，以危机感树立使命感和责任感。

　　乐正表示，忧患意识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我们就是要查找不足推动工作，把这种压力转化为新的动力，让它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充分释放出来。过去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现在我们要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努力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应该瞄准国际先进城市，以世界眼光谋划自身的新发展。我们要以香港、新加坡等城市为楷模和标杆，继续以建设国际化城市为目标，努力培育世界品牌和跨国企业，拓展高新技术产业链条，建设世界级IT产业基地。要加快体制创新，部分实施自由贸易区功能，建设世界贸易大港。要向香港学习，与香港建立经济与城市规划建设的全面合作关系。以主办世界大运会为动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扩大深圳国际影响力。为实现国际化城市目标，深圳要加倍苦练内功，以自主创新、循环经济两轮驱动为主导战略，以产业和城市建设高端化的两点支撑为转型目标，追求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集束效益，以改善民生、增进幸福为导向，努力把深圳建设成一个宜人、和谐、具有独特文化品质、充满创新活力的国际化城市。

　　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

　　制定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

　　如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所所长杨立勋有一个新观点：制定一套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使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向更具体、目标更明确。它既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工作导向，也是政绩的评价标准。

　　杨立勋说，广东要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就应当成为排头兵的排头兵。因此，深圳应该率先研究和探索实践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这个指标体系，“考出导向、评出压力、奖出动力”。从另一个角度说，深圳制定实践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是有条件有基础的。近几年，深圳相继出台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效益深圳、民生净福利、和谐深圳等评价指标体系，受到国内外的好评。深圳可以在这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制定深圳市实践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这套评价指标体系，每年发布深圳科学发展指数，争取成为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个研究和发布科学发展指数的城市。

　　根据杨立勋的构想，深圳市实践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由绿色GDP、金色GDP和白色GDP三个一级指数构成。绿色GDP指数测量发展的环境成本高低，金色GDP指数测量发展的资源成本高低，白色GDP指数测量发展的社会成本、法制成本、道德成本的高低。在此基础上，深圳每年年底发布深圳市科学发展指数、科学发展年度报告、科学发展白皮书。这种相对固定的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测评机构，可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可比性、科学性和权威性，也便于描绘深圳科学发展的历史曲线图和建立深圳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数据库。

　　市委党校教授孟伟：

　　明确建立公民社会的城市发展目标

　　深圳市委党校教授孟伟说，在新的条件下，深圳要解放思想，谋划深圳的未来，要树立世界眼光、敢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这就需要我们从两个方向解放思想，一是“向外看”，学习世界先进城市的管理理念和经验，二是“向内看”，重新审视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不足。

　　结合深圳具体情况“向内看”，孟伟说，应该是明确建立公民社会的城市发展目标。公民社会是一个有信念、有关爱、体现公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讲的不仅是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关系，更不是管治和服从的关系，它首先代表各种行为主体对城市的关爱、热爱。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的行为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品格、风格。政府所关注的不能仅仅是一些指标、数据，更应该是我们体制、机制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要提升政府执行力，建立有效的政府；要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要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以实现其良好的施行效果。从市民的角度而言，我们要大力倡导公平、关爱的文化。要培育深圳的文化品牌，让市民对这个城市有文化认同感，产生对这座城市平凡、朴素、深沉、踏实的热爱。公民社会发展成熟了，社会就能产生一种和谐的内生长机制，从而保证社会的持久和谐。

　　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用世界眼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在深圳特区发展的新时期，如何用世界眼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如何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深圳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认为，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提高开放的质量，推进深港合作战略性升级，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开放运行的风险防范，都是确保深圳以世界眼光谋划未来发展的新思路。

　　谭刚建议，深圳应当率先建立和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大力增强全球化条件下竞争新优势，在全球竞争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能力为主的形势下，积极培育类似华为、中兴类型的企业，提高深圳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应当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重点培养企业跨国经营能力，提高在利用国际资金、运用各种要素上形成全球配置资源能力，增强作为国际化城市的综合影响力。

　　对于日益升温的深港合作，谭刚建议推进两地战略性合作，共建国际大都会。依托深港各自优势功能和强势地位，通过两地合作、功能再造和资源整合，把深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纳入国际体系，搭建运作平台，确立深港世界级大都市的主导功能。例如可以建设总部营运中心—以深港两地深水港、航空港、信息港为骨架，搭建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网络化商务体系，使深港共同成为全球经济社会能量的重要聚合体，吸纳和输送全球技术、资金、人才，服务全国和全球，成为运营环境优越、经济活动高效、总部经济发达的总部营运中心。依托香港高度发达的国际金融体系，发展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优势，发展深港一体化的高端服务中心和创新产业中心。建设深港一体化的金融、物流、信息、文化交流、专业服务为支撑的高端服务中心和创新产业集聚和扩散的全球中心之一。

　　谭刚建议，深圳应加快对外经济贸易转型升级，发展集约型贸易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附加值，延长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环节，优化加工贸易区域布局，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加快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比重倾斜，创造条件积极承接新一轮服务业转移。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

　　解放思想是特区新的发展动力

　　“党的十七大精神，贯穿了解放思想的一条红线，”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改革和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也是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基础和深圳特区创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今天进行思想解放，应视之为新的社会发展起点，使特区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深圳的成功得益于敢闯敢试，吴予敏说，过去深圳敢于向僵化的旧体制、旧思想、旧习惯挑战，敢于杀出一条血路，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我们敢于向自我挑战，向改革遇到的深层次障碍挑战，向既定的利益格局和体制顽症挑战，还是要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同的是，今天继续解放思想，面对的矛盾已经不同以往。我们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一直非常务实，意识形态的羁绊比较少，但在整体社会协调方面、可持续发展方面，往往缺少必要的远见卓识，缺少忧患意识。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窗口，像笼罩在特区头上的光环容易使我们沾沾自喜，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在资源配置、制度设计、规划建设方面的短期行为。这使得那些需要社会扶持的关系到千百万人公共利益的领域，如教育、卫生、文化、环保、社保等工作容易受到损害，出现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如果公共利益领域也以片面追求短期效益为目标，甚至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标，就容易导致公共投入转化为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现在我们应着眼于如何将决策转化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探索建立良好的制度运行机制和保障监督机制。

　　吴予敏表示，思想解放与否，反映的是社会主体承受风险能力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利益格局的变化。精神和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两翼，精神决定了社会行为的价值导向，制度决定了社会行为的目标预期。我们解放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面，而要看作一个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在这个重要的起点上，执政党为历史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历史行动意志力是一个关键。

　　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李建新：

　　要坚持走国际化高端化之路

　　“坚持走国际化高端化之路，是深圳特区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的必然选择。”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李建新表示，围绕这一选择进行的制度建设，有助于瞄准世界先进城市，促进深圳特区更好地建设国际化城市。

　　李建新说，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指出，解放思想，谋划广州、深圳的未来，就必须树立世界眼光，敢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他这掷地有声的动员，听后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深圳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基本形成并不断走向完善的基础之上，在对外开放面临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迅速上升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宏观背景下，改革如何深化？开放如何扩展？怎样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路？“我认为，在新时期，深圳要向世界先进城市‘叫板’，仍然必须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与时俱进，坚持走国际化、高端化之路。”

　　李建新提出，走国际化之路，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其一，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内涵集约型发展之路。即抛弃低水平粗放型的增长之路，以内涵集约型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以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为选择的目标，注重研发和品牌营销，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外迁或外包，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值化”目标。其二，是注重人性化发展。国际化城市的发展，人口密度适中，一般都维护着宜人的规模，如提高城市环境的质量和城市生活的舒适度，布局合理，公交优先，使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方便、安全、舒适，包括更好地处理城市物质空间的组合关系，更充分地利用阳光、空气、气候和地理条件，提高交通、通信、水源、能源、污水处理、废气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深圳未来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其三，是可持续发展。国际化城市的发展，将生态环境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城市环境的营造上，首先建立在对自然要素的保护和利用上，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治理江、河、湖、海和空气污染，使城市保持生态环境的优美、协调。在城市建设、历史传统、现代技术、资源消费、生态保护诸方面达到和形成和谐的关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深圳在近些年来，正是瞄准国际化的目标，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以新的资源观破解发展的难题，以国际化特色，丰富了现代化的内涵。

　　在走高端化之路的选择上，李建新认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的高端化，即建立起以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两轮驱动”、“两点支撑”的新产业体系。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如高科技研发产业、高端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总部经济、会展经济和物流经济；提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降低对一般加工业的依赖，培育本土的跨国公司，完成由国际加工业城市向国际高科技和服务贸易并重城市的根本转型。二是人才的高端化，深圳要想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继续引进和培养大批适应国际竞争的高端人才。三是城市功能的高端化，主要是指：在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过程中，深圳城市总体功能系统在保持协调运转的同时，还必须具有高开放、高吸引、高效益的特征，尤其在国际商务营运功能、产业创新功能、总部聚集功能和效益领先功能等方面，处在相对较高的层级，以增强深圳在地区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和调控能力，提升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四是制度的高端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法制的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改革创新，那么，瞄准世界先进城市目标，建设国际化城市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

　　解放思想关键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在新时期，深圳经济特区能否继续发挥排头兵的作用，关键是以学习促进思想解放，以创新推动深圳发展，解放思想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做到有胆有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回顾深圳经济特区创办和发展的历程时，钟坚认为，思想解放一直是推动特区前进的动力。自特区成立以来，深圳发展每一个重大步骤，每一个巨大的变化，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结果。正是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结果闯出了经济发展“深圳速度”和“深圳奇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和生动反映。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圳经济特区能否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继续发挥排头兵作用，将面临新的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198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设想。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广东要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四小龙”，不仅要经济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的风气也要上去，两个文明都要超过“四小龙”。从目前看，深圳不要说在城市管理、城市文明、法制建设与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即使在经济上、物质文明方面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广东省委提出，深圳作为全国的窗口和形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要向香港、新加坡等看齐。这是中央和省委交给深圳的重要使命。怎样才能建设一个能够叫板世界先进城市的深圳，创造深圳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奇迹？从过去杀出一条血路，到现在要走出一条新路，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继续解放思想，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钟坚表示，我们要做到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是要以学习促进思想解放，以创新推动深圳发展。知识和信息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资源，谁掌握了知识和信息，谁就掌握发展的制高点。学习是推动深圳继续发展变化的重要力量，通过学习和借鉴一切先进经验和先进成果，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方法。二是要遵循科学发展观，把思想从不适应、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认识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不是胡来蛮干，而是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做到有胆有识。三是要进一步发扬民主。四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目的和归宿，一切工作和要求都必须符合实际。

　　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袁晓江：

　　赶超世界先进城市需要软实力

　　20多年的发展令深圳经济总量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但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无论经济规模还是经济质量，抑或精神文明程度，都存在较大差距，深圳市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袁晓江特别提到，在城市软实力方面，深圳与国际先进城市的差距较大。

　　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在短短20多年时间里取得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深圳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在城市竞争软实力上明显不足。袁晓江举邻近的香港为例，高度国际化、便利的营商环境、完善的法制体制、自由贸易、庞大的金融网络、一流的交通和通讯基建、完善的支援服务、自由兑换的稳定货币、简明的税制，等等，这些因素构成的软实力令香港成为全球公认的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也是位居世界前列的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深圳要在软实力上赶超世界先进城市，必须解放思想，要有超前思维。

　　袁晓江认为，深圳首先要在体制方面创新。学习香港、美国洛杉矶等城市，创新体制，培育城市竞争软实力。其次是要培养创造性人才。学习其他城市积聚优秀人才的制度、政策、资源优势，从人才的角度增强软实力的基础。再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法，由过去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发展；由主要依靠制造业向三个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查振祥：

　　借鉴新加坡经验打造服务型政府

　　“深圳向新加坡叫板，首先要向新加坡学习，打造一个像新加坡那样的服务型政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查振祥表示。

　　新加坡服务型政府的特点在廉洁高效上得到体现。查振祥介绍，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少有的掌握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大量进行政府投资的政府，钱权交换的机会很多，但由于制度健全，堵塞了腐败渠道，使得政府官员很难腐败。新加坡政府官员如被发现生活阔气，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政府官员的财产都是公开的，人们如有疑问，可以投诉，有关部门应调查并向人们作出解释。

　　借鉴新加坡经验，查振祥认为，深圳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做法，树立公众利益至上的理念。要真正把搞好公共服务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来落实。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街道办、居委会、党支部和各种社区组织等基层机构要予以健全，接近群众、了解下情、密切政府与群众的联系，为群众排忧解难。要认真实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各项制度，领导要下基层接访、挂钩，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的各种切身利益问题，当前尤其要重点解决群众的住行等突出问题。要积极推进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化，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

　　叫板先进城市必须解放思想

　　“‘叫板’新加坡，是因为对方的成绩使得我们为他们‘叫好’”，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吕元礼认为，“叫好”就要学习，而要学习新加坡，就必须解放思想。

　　吕元礼表示，新加坡的成功之道，就在于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实事求是，思想解放。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这种“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讲求实用理性的新加坡政府并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强大因素。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思想解放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

　　结合新时期深圳特区的发展，吕元礼表示，“叫板”新加坡，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催促我们向对方“较劲”。“较劲”就要超越，而要超越新加坡，也必须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深圳时，当时的深圳市委领导在汇报中谈及了李光耀先生访问深圳时发表的一些看法，邓小平同志听后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这里，“借鉴他们的经验”意味着学习，“比他们管得更好”意味着超越。（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