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作者在1月4日广东社科界“解放思想，推动科学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温思美：尊敬的汪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我最后一个发言，有心理压力，但是还是说几句。

　　我围绕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做一个简单的发言。我确定这个题目是有感于汪书记在清远考察和视察期间，当时你提到了，未来我们的挑战可能在于我们怎样推动广东的科学发展、推动广东的区域协调发展。在二次全会上汪书记进一步将这个问题系统化，提出了未来检验广东是否科学发展的重要最主要标准，那就是是不是区域协调发展，判断党委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一个主要依据也是是不是推动了协调发展。

　　昨天晚上十点钟，从外面出差回来，我就根据上次到清远考察期间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新问题了，在长春同志快要离开广东之前，广东省委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是关于推动山区发展的。那一次省委省政府决定拿出三百多亿实际的资金，并且加上一些政府的变化，实际投入超过五百亿。在过去的五年里，又有了东西两翼的政策。昨天晚上回来我在网上搜索时看到一篇博客，非常高度评价了汪书记在二次全会的讲话，以及清远视察期间谈到的问题，但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广东的区域发展差距是越来越大，而不是缩小呢？相对于其他的省份来说。因为我们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我们的区域差距系数大概大20%，中部许多省，因为我在云南呆过，云南的区域差距系数只有0.75，小于广东，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我感觉到恐怕一个是认识不到位，第二个是措施还不够得力，第三个是体制还不太顺。我结合自己的认识和制度创新问题，谈几点意见。

　　正确认识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首先我认为要在广东的各级干部中树立一个正确的认识观，对科学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认识广东区域发展和协调的严重程度及其对广东未来发展的瓶颈制约，我觉得这个问题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在广泛的接触广东的各级领导，大家谈到这个问题时，从省级领导到地方，大家很多人实际上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还早着呢，不关我们的事。实际上这样的思想不是一个两个人，无论是广东近几年地区发展差异系数进一步扩大，还是城乡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新增劳动力的生产率和人均GDP增速的下滑，这些数据都在汪书记的报告中非常翔实，都是源于地区间发展不协调。因此我认为，统筹区域发展既是解决未来广东发展的一个重点突破口，也是广东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样也是建设广东和谐社会的一个着力点。

　　制约广东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三方面因素

　　同时我觉得还要深刻的认识到广东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我个人理解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政策制度因素，第二个方面是结构因素，第三个方面是资源禀赋的因素。政策和制度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职能的结构和市场化的程度，赋权制度，赋予权力的意思，对外开放的程度。在结构因素方面，我总结大致包括产业结构、组织结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包括了城乡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在资源禀赋因素方面，当然有一个区位的问题，有发展基础，同样也有资本、劳动力和教育等等常规的变量，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地区发展中所形成的差异，有一些是社会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这也是不可回避的。政策和制度因素，还有结构因素，改革开放的过程走过来，这是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有一些是持续性的因素，比如说资源禀赋，但是这些因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如果政策得当、制度合理，可以改变它们作用的方式和影响程度的。要实现广东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必要进一步解决思想，创新体制和机制，改变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

　　在发展战略上树立“全域广东”理念

　　我建议把区域协调发展，或者是统筹区域发展，要把统筹城乡发展这样的问题作为广东各级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提高认识、形成共识、整合资源、分类指导、重点突破。统筹广东的区域发展，我个人理解重点是在欠发达地区，难点是在农村，主导是在政府，最终要建立政府和市场互动的一个良性机制。在发展战略上，我们建议要从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均衡发展战略，首先要在区域发展规划和资源的配置上形成一种“全域广东”的理念，全地域的广东、全领域的广东。在这里呆的时间长的人都知道，这个概念并没有在政府的施政中长期一贯的贯彻出来，我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参加过当时省政府珠江三角洲规划和协调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我当时是产业组组长，当时集中就是搞三角洲，领导明确说了，只要三角洲实现现代化，广东的问题就解决了。当时这个思想一点也没有回避的，没有一个全局广东的概念。

　　我们建议编制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时候，汪书记已经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在清远也特别强调，有省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同样在地方也应该有。建议在编制这个规划时，统筹广东各个地区产业、市场、劳动就业、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改变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这些方面的分割状况，减少欠发达地区在今后的产业布局上出现的产业同构、产业分散和恶性竞争。实际上过去几年以来，已经有了一些现象、一些苗头，建立一个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从而最终促进区域分工专业化水平的提升。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尤其省级政府，改变和改革财政资源的配置制度，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和直接投入力度。

　　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四个集中”的发展战略

　　第三，在欠发达地区落后在工业、贫困在农村，因此建议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四个集中的发展战略，那就是在各地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资源配置上，逐步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的自然资源向规模经营集中、政府的财政资源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集中。现在欠发达地区一个最落后的就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太差，政府向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服务的能力太差，这就需要一定资源的集中。在欠发达地区内部打造若干个所谓洼地，形成聚集效应，在这些洼地和聚集的中心形成城乡统筹的增长点，以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从而形成一种多节点的点线片的发展格局。

　　创新农村资源赋权制度

　　第四，建议创新农村资源赋权制度。因为农村是重点，农村也是难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而农村的产业发展也是重点，目前农村的产业发展受到许多制度的约束，其中农民的土地和山林等资源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十分分散，经济功能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农村的产业整合，也不利于农村的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建议通过改变地权和林权制度，研究设计并试点推动土地和山林农村资源资产化、资产的资本化、资本的证券化和股份化，这样一个三阶段的农村资源赋权制度改革。我们大概十年前就已经在做研究了，并且国内也已经有几个省，包括浙江、山东个别地方，他们有一些好的创新经验，广东应该说现在要想推动山区和两翼的发展，这一块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突破。当然我们要稳定基本经济制度，稳定农村资源的承包权、放活使用权，确保资源的不断增值，在资源赋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探索农村资源的抵押、质押、期权流转制度，创新农村的金融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金融和保险制度。关于保险的问题，我记得长春同志在这儿讨论山区文件时，我是几次参加，最后花了很多功夫，把农业保险问题纳入到那个文件，但是实际上一晃快十年了，我们的农业保险在全国发达地区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农村面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要促进农村资源的有序流动，适当集中、规模经营和持续增值。

　　把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发展问题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

　　第五，探索欠发达地区农村扶贫与人力资本、产业发展相联系的新机制。我们在农村调研时，这次汪书记在清远时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资源投入不少，但是整合不够，农村脱贫不持续，脱贫以后可能第二年又返贫了。现在农村的贫困首先是人的贫困、文化的贫困，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教育问题是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建议整合各种渠道的扶贫资源和教育投入，把农村的人力资本的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刚才任剑涛说到广东外来工受教育的比例大概75%是小学初中的，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数据，浙江外来工的比例，大于十年就学率的是70%，大于十二年的大概是30%左右，也就是说主要以高中和初中生为主。上海的情况不同，上海拥有高中毕业的外来工比例大概占到60%多，这几个数字明显摆在这里。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劳动力结构与我们的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因为我们的产业主要就是这种粗放的低层次的，不需要很多智商的。我记得我在云南时组织一个州的一帮工人到深圳打工，那里面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人，不懂普通话，几乎不认识汉字，但是他们在工厂干的很好，经过半个月的培训，我们第二次再去看的时候，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个已经做到小工头了，他们的州党委书记也是非常惊讶，说他们的人很惊讶，我说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傻瓜都能做，我当然也是开玩笑了。建议建立瞄准性的扶贫机制，把扶贫资源主要用于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包括巩固和确保普九中的初中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的受益面。

　　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

　　最后建议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促进上游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十年前就有建议，当时的常务副省长说你这个建议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干，我们一搞，江西、湖南、贵州等都要到这里来补偿，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建议尽快研究广东地区之间排污权总量核准制和排污权的交易制度，减少产业交易过程中的负面生态影响，促进发达地区产业有序转移的同时，也鼓励欠发达地区合理的规划和推动当地的工业园区和工业的发展，鼓励上游地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发展生态友好型的产业。

　　我的发言就是这么多。谢谢。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