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于企业家创新的产业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 （项目编号：70573041）；广东省软科学基金“广东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的激励机制与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05B70101009) 

作者简介：

陈林，男，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朱卫平，男，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创新  创新补贴  出口退税  创新激励政策

一、引言

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因此各国政府都积极使用政府干预手段来激励创新，其中主要包括建立专利制度、对创新产出进行直接补贴、对创新活动进行税收优惠[①]、鼓励合作研发等。政府运用财政资金对创新活动进行直接补贴是常用的创新激励手段之一，同时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也是一种有效的创新激励政策。那么究竟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在创新激励方面的政策效果如何，它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激励创新？除了政府干预外，国家劳动力资源禀赋又对创新产出起着什么影响？本文采用模型与实证分析考察了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试图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答案。

在Schumpeter(1942)提出“创新竞争”概念后的20年间，关于创新理论的形式化研究进展甚缓。直至1962年，Arrow(1962)的开拓性文献最早建立数理模型将创新纳入了主流微观经济分析框架。Dasgupta和Stiglitz(1980a,1980b)进行了企业创新竞争模型(以下简称D-S模型)研究，考察了企业在研发、创新层面进行的非市场竞争，强调创新竞争是除价格竞争及产品差异竞争外的企业“第三竞技场”。在Arrow、Dasgupta和Stiglitz的模型中，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改良传统产品，发明制造新产品，凭借专利保护人为地制造了产业进入壁垒。创新者通过产品差异化制造了新的市场，使其获得短期市场势力。Brander和Spencer(1983)却认为，无论是完全竞争还是不完全竞争，边际成本是决定企业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他们的模型中(B-S模型)，创新行为被抽象为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创新成果就是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下降。

Spencer和Brander(1983)、Brander和Spencer(1985)进一步扩展B-S模型，较早地进行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研究。在其多阶段博弈模型中，本国和他国各有一个生产同质品的企业，它们生产的同质品在本国市场进行竞争。两国政府作为创新激励政策制定者出现在第一阶段，企业在第二阶段进行研发投资及产量竞争。两国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将直接影响下一阶段的企业创新投资和边际生产成本大小，最终决定企业利润和产业组织结构。

Dixit(1984,1988)以D-S模型框架，研究发现在非同质企业(不对称生产成本)的市场环境下，当本国企业不多，只有在市场集中度较大时出口补贴才可提高本国福利。Romano(1989)认为，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有效的前提是，专利制度保障和有效的专利授权期限。即使企业具有垄断势力，政府最优策略仍是对其进行创新补贴。Bagwell和Staiger(1992，1994)将不确定性补充进B-S模型，结果表明：创新补贴是较为稳健的创新激励政策，出口补贴却存在一定副作用。Neary(1994)的模型证明，创新补贴应该倾向于重点扶持本国规模经济企业，这与Romano(1989)的结论一致。Muniagurria和Singh(1997)将B-S模型作进一步修改，把跨国企业设定为非同质企业，国外企业的技术水平更高，边际研发成本更低。Hinloopen(1997,2000)扩展了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的合作研发模型，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创新补贴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从而提高了创新产出及社会福利，但补贴会使消费者剩余转移至生产者剩余。Leahy和Neary(1997)在不同贸易条件下，对创新行为、企业利润、社会福利等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指出最优政府创新激励政策是随贸易条件和市场环境变化的。Neary(1998)认为，创新的溢出效应会使企业减少创新投资，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创新补贴、出口补贴政策来刺激企业进行创新投资，以增加社会福利，这跟Hinloopen的结论一致。当国外企业退出国内市场后，政府可以维持创新补贴政策不变，但必须减少出口补贴。

与2002年前的大部分研究文献将把创新竞争市场设定为同质品市场不同，Collie(2002)构建了一个非同质品市场的竞争模型，他证明了创新补贴政策只在非同质品市场才有效，而同质品市场的创新补贴政策无效。沿Collie的思路，Haaland和Kind(2008)在设定其创新竞争模型时，把不同国家的产品视为具有一定替代效应的非同质品，然后企业进行跨国产量竞争，结果表明：创新补贴政策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国家之间的创新激励政策博弈不会导致囚徒困境，反而可以提高贸易双方利益。

现有文献往往把研究焦点集中在创新成果——高技术产品上，而忽略了低技术产品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资源的稀缺性使政府必须在高、低技术产业间进行资源选择性优化配置，生产高技术品就必定挤出低技术品产出，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一国的创新产出水平明显与其科学技术水平相关，而科技水平又由科研技术劳动力存量所决定，但以往研究成果均没有把这些因素纳入考察范围。为完整揭示财政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本文借鉴D-S模型和B-S模型的基本思想，建立了一个南北国间的静态古诺竞争模型，对创新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政策效应进行分析，考察了创新激励政策、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等因素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机制与效果。本文第一部分是引言及相关文献综述，第二部分建立静态的跨国产量竞争模型，第三部分对模型进行扩展分析，第四部分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第五部分是简要结论。

二、数理模型

1．需求方

假设存在两个贸易国，i国为发展中国家，j国为发达国家；i国生产高技术产品H，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L，j国只生产H。两国的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1)

       (2)

其中，、、为非负参数，、分别为由i、j国生产在i国市场销售的高技术产品H的消费量，、分别为由i、j国生产在j国市场销售的H消费量，、为由i国生产分别销售到i、j国市场的低技术产品L的消费量。为H、L产品的替代系数，时，H、L之间不存在替代效应，时，产品H、L为完全替代品。假设本国消费者视国产品和进口品为同质品；i、j国的、、一样，两国消费者为同质消费者。

i国消费者剩余函数为：。其中，、分别为H在i、j两国的价格，、分别为L在i、j两国的价格。参考Spence(1976)、Dixit(1979)模型，消费者的最后一件商品的边际效用应等于消费的边际成本(价格)，即。因此，根据一阶条件，逆推反需求函数，得。假设替代系数，高技术品与低技术品对于消费者来说，替代效用为零。如此类推，得反需求函数：

                              (3)

                              (4)

                                      (5)

                                      (6)

2．供给方与政府

i国有一家代表性厂商，生产H和L；j国有一家代表性厂商只生产H，两国的生产函数、利润函数分别为：

                                   (7)

                                   (8)

                                       (9)

       (10)

                                            (11)

其中，为研发创新、生产高技术品H的资本投入，、为i、j国从事H生产的科研技术人员的就业数量，为i国从事L生产的普通工人就业数量，为非负的边际劳动产出。、分别为i、j国的H产品的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设。、为厂商利润，为i国对每单位低技术出口品的退税率，为i国对每单位高新技术品的创新补贴。、为i、j国的科研技术人员工资，为普通工人工资，设。考虑到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设两国的资本价格一致，且。i国有两种创新激励政策，一是对高技术品的创新补贴，二是对低技术品的出口退税。模型不考虑i国H品的出口退税，是因为它在模型中的作用与创新补贴相似，可视为创新补贴的一部分。鉴于关税征收是双边的，模型设定了一个零关税的自由贸易环境以简化分析。另外，本文只研究单边政策作用，不考察国家间的政策博弈。

在本模型中，创新活动的产出成果是高技术产品H的生产制造，体现了D-S模型框架下“创新活动成果是制造新产品”的基本思想。由于政府对高技术品生产进行财政补贴，因此本模型也体现了B-S模型框架下“创新活动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基本思想。

为简化模型求解过程，我们先对在既定H产量下最小化成本问题进行求解。

s.t.     

求解得：      (12)

方程(12)左边实质上是边际技术替代率MTRS，右边为投入要素的边际成本比率。通过(12)将H的生产函数转化为劳动力投入的线性函数：

                                   (13)

s.t.     

求解得j国H的生产函数：             (14)

设发达国家j国拥有生产成本优势，每单位H的生产成本较低，得(15)：

化简得：                (15)

设发达国家j国技术人员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发展中国家i国高，根据(13)、(14)，得(16)：

且                 (16)

为简化方程表达，设，，由(16)得。

3．生产最优化问题

整理利润函数：

         (17)

 (18)

i国面临的生产最优化问题为：

s.t.                                 ①

               ②

j国面临的生产最优化问题为：

s.t.                                 ③

约束条件①是i国的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约束，它表示，i国H行业的就业人数必须小于等于i国现有的具相关素质的科研技术人口，H品产量受到科研技术人才数量、劳动力资源禀赋的约束。当约束条件①为紧约束时，①式中等号成立，表示i国的技术人员全部就业，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而处于就业饱和状态，职位供给大于等于就业需求，高技术劳动市场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资源短缺使企业难以增加要素投入，H产量受到限制。当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时，①式中小于号成立，表示 i国的技术人员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职位供给小于就业需求，高技术劳动市场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还有富余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增加要素投入从而增产H。

约束条件②是i国的低技术劳动市场约束，它表示低技术产业的普通工人数加上高技术产业技术人员数（社会总就业人数）必须小于等于社会总劳动人口，使L产出及H产出受到总劳动人口的约束。约束条件②不使用的形式是因为我们假设部分失业的高技术人员是愿意就职于低技术产业，而普通工人却没能力从事高技术产业，即高技术劳动力可以向低技术劳动力转化，反之则不然。当约束条件②为紧约束时，表示i国内的总体劳动市场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全体劳动人口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当约束条件②为松弛约束时，表示全体劳动人口存在非自愿性失业，总体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大于求状态。

约束条件③是j国的劳动力市场约束，它表示j国H行业的就业人数必须小于等于j国现有的具相关素质的科研技术人口。j国约束条件③的作用机理与i国约束条件①一致，不赘述。

三个约束条件是i、j两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反映。约束方程左边是企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代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约束方程右边是社会劳动者人数，代表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最后假设两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满足。

；由在模型约束条件暗含了一个重要假设：高技术产业的资本投入约束条件是，为全社会可用资本，并且。因此，两国资本投入的约束总是松弛约束，研发资本投入是可以无限供给的，不对模型均衡产生影响。我们做出这一假设的原因是：首先，一个国家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国际借贷与援助等方式迅速扩张研发资本投入，其运行机制跟前苏联工业发展史上的“剪刀差”类似，政府从其它经济部门攫取资源投入实验室、科研设备等研发基本建设；其次，在创新模型中弱化资本投入约束，强调人力资本对创新行为的根本性作用，突出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约束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实物资本只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工具，使用这些工具的科研技术人员才是国家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而培养科研技术人才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扩张研发基本建设投资不能使国家科研创新在短期内突破人才瓶颈。可以想象，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拼命发行国债投资实验室、设备的同时，却面临着由低教育水平导致的高薪招聘研发岗位没人应征的尴尬局面；最后，从模型设计角度来说，我们假设研发资本投入无限配给劳动力投入，可以将生产函数中的变量约去，把生产函数转化为关于的线性函数，降低了计算博弈均衡解的复杂程度。另一方面，在常见的动态宏观模型中，动态资本投入与居民财富水平、储蓄、消费、折旧紧密相联。但本模型作为一个静态模型，很难对资本投入进行合理的约束设置。

4．模型求解

在这个多约束多变量最优化问题中，两个国家在三个市场同时进行六个产品的古诺（产量）竞争，求解必须使用最优化理论中的Kuhn-Tucker条件。首先必须证明模型满足Kuhn-Tucker一阶充分条件和二阶条件，保证模型最优解为全局极大点，证明过程见附录“全局极大点证明”。

使用Matlab6.5软件计算，模型结果表明，本模型在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均有唯一纯策略纳什均衡点。求解过程及结果见附录“数理模型求解”[②]。

三、模型的扩展分析

模型结果表明，搭配不同约束条件求解模型，会使模型结果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两国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H、L市场均衡有着显著影响。

命题1：当i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即约束条件①为紧（约束条件组合①、①②、①③、①②③）时，，创新补贴、低技术品出口退税不能激励本国创新产出，创新激励政策失效。

证明：见附录的表4。

约束条件①为紧时，高技术劳动力市场处于供小于求状态，其具体情况大致有两种，一是i国是发展中国家，研发基本建设十分落后，导致本国培养的科研技术人员乃至留学归国人才都找不到实验室和高技术企业上岗；二是i国经济发展迅速，高技术品总产出增长速度快，以致产业的高技术劳动力需求量已经超出现有技术人口。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建国初期的中国和非洲贫困国，它们发生第一种情况的概率较大；像当今发展迅速的中国，发生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较高。

这表明，如果以动态角度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一旦劳动力资源供给跟不上高技术产业发展步伐，创新激励政策都将会无效。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是本国创新产出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是国民教育的成果体现，国民教育是真正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只有通过加强教育来提升劳动力资源禀赋水平，才可以永久性提高国家科技创新水平。

命题2：当i、j国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存在非自愿性失业，而i国总体劳动力市场却处于就业饱和状态，即只有约束②为紧时，创新补贴和出口退税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创新激励政策有效。

证明：根据附录表4第八列：政策效应、，、，增加创新补贴、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能挤出低技术产出L同时，刺激本国创新产出H的增长，创新激励政策有效。

根据表4第八列：、，i国的创新补贴、减少出口退税能挤出j国的高技术品产出H，从而抑制了竞争对手的创新产出水平。

我们认为，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其原因有三：第一，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发展中国家i的高技术劳动力市场存在非自愿性失业，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这很明显符合中国国情：随着近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普及面迅速增大，导致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长赶不上廉价知识分子供给增速。从短期来看，国内的高技术企业设备、实验室等数量是有限的，难以支撑起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充分就业，从而导致了高技术劳动力市场的非自愿性失业。

第二，约束条件①为松弛约束而约束条件②却为紧约束，意味着：高技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部分的失业技术人员转而从事低技术产业，其余失业人员丧失就业信心成为自愿失业者；低技术岗位供给量充足以至总体失业率低下，总体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近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劳动力需求日益增长。但是，外资企业大多数是看中廉价劳动力成本才来华投资，而本国企业技术模仿和吸收能力有限以致难以进入高新技术产业(谢建国,2007)，这使我国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岗位绝大部分是低工资、低福利的低技术工作岗位。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供给方，随着农村就业环境、福利水平在政策推动下日渐改善，他们对低技术岗位的劳动供给意愿自然下降。另一方面，处于失业状态的知识分子不能很好适应高强度的低技术劳动，城市失业人员由于城市的低收入保障、失业保障制度较健全，也不愿意重新参加低技术劳动。这么一来，低技术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严重的供小于求现象。近年国内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正是在劳动力市场供给下降、需求增长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

第三，发达国家j的劳动力市场存在非自愿性失业，社会失业率较高，比较符合如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国情。

正是在这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创新补贴、出口退税的政策效果正是在所有劳动力市场环境中（所有约束条件组合）最为明显的，所有政策效果均不为零。

表明，出口退税政策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

表明，创新补贴政策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

推论1：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最优创新补贴为正。

证明：根据模型结果，社会福利对的二次偏导为，且为的二次严格凹函数，因此对于有局部极大点，且最优值为正值。最优创新补贴为正的结论，与Collie(2002)、Haaland和Kind(2008)的结论一致。

推论2：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最优出口退税率为正。

证明：根据模型结果，社会福利对的二次偏导为，且为的二次严格凹函数，因此对于有局部极大点，且最优值为正值。

推论3：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i国的创新产出H与负相关，与、、正相关，而与的关系不能确定。

证明：由模型计算结果得：；

；

；

；对求偏导后，其值正负要视乎其他参数大小而决定。

推论3表明，本国的创新产出水平与高技术劳动产出弹性系数正相关，意味着科研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越高，本国创新产出越高。另一方面，提高国内普通工人工资水平，保障低收入者福利的政策将挤出L产出，增加创新产出H。

i国的创新产出H与正相关的结论与传统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一致，他国的高技术品生产成本增大将提高本国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本国创新产出H。

命题3：在约束②③为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减少出口退税和增加创新补贴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方向不明确。

证明：见附录的表4。，这时减少出口退税可以通过挤出低技术品L来刺激创新产出增长，出口退税政策有效。

，这时增加出口退税反而能激励创新产出。

，这时提高创新补贴可以挤出L产出，增加创新产出，创新补贴政策有效。

，这时创新补贴政策无效。在约束②③为紧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出口退税、创新补贴的政策效应存在不确定性，政府应谨慎使用这两种创新激励政策。

命题4：增加出口退税对低技术产品L的激励效应存在不确定性，仅在约束条件组合②、③、①③、②③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中，出口退税政策才有效。

证明：见附录的表4。在我们这个零关税双边三产品市场中，出口退税政策不如传统贸易理论描述的那般有效，增加出口退税在一定劳动力市场环境中，会失去对补贴目标物出口的激励效应。

命题5：创新补贴、出口退税能有效干预两国的均衡价格、企业利润、消费者剩余、社会总福利等市场绩效。

证明：模型结果表明，在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社会总福利对、的偏导数基本不为零。由于篇幅有限，关于、、、的政策效果不一一列出。

在大部分情况下，创新补贴和减少出口退税会对本国社会福利产生正效应，对他国社会福利产生负效应。本结论与Brander和Spencer(1983)、Bagwell和Staiger(1992)的观点较吻合：创新补贴会增加本国企业利润和社会福利，并会挤出他国企业利润、社会福利。

四、实证检验

上述模型阐明，在中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提高创新补贴、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的创新激励政策有效。本节将对模型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1．研究样本与变量选择

本文的样本期间为2002年1月至2008年6月，时间跨度共计78个月。由于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以月度为单位，因此本文样本变量均使用月度数据。

本文数理模型的创新产出水平是以企业高技术品产量为代表，但有鉴于我国每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和科技统计年鉴均使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作为主要创新产出指标。考虑到专利申请量又比专利授权量少了行政审批的人为因素影响，同时借鉴李平等人(2007)的经验，创新产出变量使用企业专利申请数。

出口退税政策方面以低技术出口品的平均退税率作为考察出口退税力度调整的变量。但商务部每月只公布了总出口额、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总出口退税额。为从中抽取“真实”的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我们根据统计学中的统计推算法，使用比例推算来估算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出口退税总额计算公式为，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实际出口退税总额，为待估的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为待估的高新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为待估的高新技术出口品的应退税额，为待估的低技术出口品的应退税额。y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高新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x为商务部公布的每月“总出口金额”减去“高新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视为低技术品总出口金额，假设高、低技术出口品应退税额的比值恒等于实际高、低技术出口品总出口金额的比值，即。低技术出口品的应退税额与实际低技术品出口金额成固定比例，即，常量A为应退税额与出口总金额比例，根据现行退税政策应退税额主要为已在国内生产环节对出口品征收了的增值税（含小部分消费税）。

假设每个时期的实际高、低技术出口品平均退税率的比值等于政府制定的高、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即，p为低技术出口品的法定退税率，0.15是高新技术出口品的法定退税率。根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历史路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历史描述详见附录），每个时期低技术出口品法定出口退税率大致可分为数个档次，分别为15%、13%、11%、8%、5%、免税等，我们以当期所占出口比重较大的退税率档次作为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据此，将低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p在2002年1月至2003年12月设为15%，2004年1月至2005年4月设为13%，2005年5月至2006年8月设为11%，2006年9月至2007年6月设为8%，2007年7月后设为5%，高技术出口品法定退税率一直维持在15%。解上述方程组，得。通过此推算公式，我们可从商务部出口数据及退税政策中推算出“真实”的每单位低技术出口品的平均退税率。

创新补贴政策方面使用全国政府科技三项费用。所有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见表1，如无特别注明数据来源均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数据库、历年统计年鉴和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

表1                               变量定义及其数据来源

3．变量序列的统计描述性分析

根据变量的统计特征，我们发现除专利、出口退税率、人均收入、FDI、PPI变量外，所有变量序列均有较强的季节周期变化规律，因此对其原始序列进行X11法季节调整。在10 %的显著水平下，各时间序列数据除了GDP之外均通过ADF平稳性检验。表2是各组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表2                         数据统计描述

3．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

我们以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政府创新补贴投入力度、政府教育事业投入力度为解释变量，在控制了其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后，考察了出口退税与创新补贴等政策对创新产出的效应。基础计量模型为：

为了检验不同解释变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我们采用基础计量模型，使用Eviews6.0软件以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处理。当不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变量时，我们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对宏观经济环境进行控制，但限于篇幅没有报告其参数。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回归结果

备注：括号内为参数t统计量的P值。模型Ⅴ的7个年度虚拟变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解释变量低技术品平均出口退税率在各个计量模型中均显著，与专利申请数显著负相关，出口退税变量在不同模型中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比较计量模型Ⅰ、Ⅱ、Ⅲ的拟合优度、赤池信息准则、D.W.统计量可发现，含出口退税率的模型Ⅰ表现最为良好，解释变量低技术品平均出口退税率能有效解释创新产出。

这实证结果表明，提高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会抑制创新产出水平，降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水平。该计量结果与数理模型只有约束②为紧时的结论一致。我们认为，实证研究证明了降低低技术品的出口退税率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出口退税政策有效的创新激励措施。

第二，解释变量政府创新补贴、教育投入力度不能有效解释创新产出，的创新激励效应不显著，的稳健性得不到保证。

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这两个变量2007年～2008年时间段数据缺失，所以我们使用了另一个统计口径的细项数据“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来进行加权拟合。数据准确性、真实性受到一定影响。其次，在创新补贴方面，表4的数理模型结果显示，在不同劳动力禀赋结构下创新补贴政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许就是创新补贴变量在实证研究中不显著的根本原因。最后，在教育投入方面，近年来大量教育经费被投放在高等教育，而基础教育建设却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不断“扩招”的高等教育培养了大量拥有一定技术和科研水平的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却找不到适合自己知识水平的工作，不得不从事低技术岗位工作，部分人甚至毕业后就失业了，以致教育经费投入增长不能有效提高社会创新产出水平。这正是数理模型所揭示的：一个国家的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在短期内决定了该国需要多少科研技术人才，一旦科研技术人才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产业技术需求时，高技术劳动人口的增长是不能提高创新产出，它的快速增长会拉动高技术劳动力市场向供大于求方向发展，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国民教育是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根本约束与源动力，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的源动力是体现在基础教育的范围普及和质量提升。只有基础教育水平提升上去，高等教育和技术创新的发展才不是空中楼阁。

第三，政府的关税征收力度与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由于我国征收的关税是以对进口品所征关税为主，出口关税所占比例近乎零，也就是说实证结果显示增加进口关税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如果把征收进口关税视作使他国生产成本提高的间接手段，数理模型推论3中的提高他国工资水平（生产成本）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结论，与关税征收能激励本国创新产出的实证结果一致。

第四，固定资产投资与创新产出显著负相关，增加生产资本投入反而会减少创新产出。该实证结果表明，由于我国产业结构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不高，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额的主要投资方向是低技术产业，因此以低技术产业资本投入为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抑制创新产出。这与数理模型中的本国高、低技术产业的生产资料竞争与产量挤出机制一致。

第五，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与创新产出正相关，这表明劳动投入要素价格水平提高反而能有效激励创新产出。由于我国劳动力结构还是以低技术劳动者为主，因此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低技术产业劳动者的工资上。该实证结果与数理模型推论3的结论一致。

第六，外资投入与创新产出显著正相关，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提高我国创新产出水平，与徐涛(2003)的结论一致；其它宏观经济环境变量、、、对创新产出均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

五、结论

在一个静态的多产品多市场的非对称古诺博弈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与政策效果，并使用计量回归的实证方法证明了本文结论。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在一定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环境下，能有效激励本国创新产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结论在实证检验中得到支持。这个结果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四年内四次调低低技术品出口退税率是正确的。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能有效抑制初级产品出口，减少自然、劳动力资源消耗。更为重要的是创新激励政策可以刺激社会的技术创新活动，推动我国的主导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过渡，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

2、当本国的高技术产业高速发展到一定阶段，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高技术劳动力跟不上产业技术发展步伐，创新产出的规模将遇到人力资本瓶颈。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增加创新补贴、减少低技术品出口退税不能有效激励创新，创新激励政策无效。因此，创新政策的制订与实施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3、从长远来看，国家的教育水平、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是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发展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重视培养国民综合素质，提高劳动力资源禀赋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源动力。

既然创新补贴、出口退税政策均有效，关于哪个政策的效率更高的问题自然而然被摆上经济学界的议事日程。虽然，这个问题可以在本文数理模型中求解，但其效率值大小难以比较。Spencer和Brander(1983)作出了尝试，他们通过数理模型证明了，当使用出口补贴政策时，最优创新补贴应为负，二者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如果一定要在两种政策中二选其一的话，就要考虑两种政策在特定制度下、特定国情下的效率对比。一般认为，出口退税政策是更有效率的激励政策，因为针对宏观层面、一视同仁的出口退税率，相对于微观层面的创新补贴，少了几分人治的主观因素，在我国就可能多了几分效率[③]。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计量模型使用比例推算法抽取低技术出口平均退税率，如果能收集到分项目的出口退税数据，实证分析将更为有力。

附录

全局极大点证明：(17)的海赛矩阵；(18)的海赛矩阵。

明显可以看出该可微目标函数(17)、(18)的海赛矩阵(Hessian Matrix)为负定。因此(17)、(18)为严格凹函数，加上约束条件为线性函数，根据约束最优化的一阶充分条件，均衡点为全局极大点。同时海赛矩阵为负定，满足最优化的二阶条件。

数理模型求解：A、当约束条件①②③为紧时，使用Kuhn-Tucker条件求解约束最优问题，得j企业最优反应函数：

，。

i企业最优反应函数：

，，。

得唯一纳什均衡点：

，，，

，，

，，

，

，

，

，

，

，

其中，、等于、，、为消费者剩余[④]，、为社会总福利。

B、当只有约束条件②为紧时，得纳什均衡点：

，

，

，

。

C、当无约束条件时，得纳什均衡点：

，

，

，。

计算结果表明，在所有不同约束条件组合下，模型均有唯一解。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列出三种情形，其他计算结果不一一罗列，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命题1、2、3、4证明：

表4

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简要历史描述：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建立了较完整的出口退税政策体系。除了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出口退税政策被大范围调整外，1994年至2003年间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基本维持稳定。但2004年至2007年的四年间，出口退税政策总共进行了4次重大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工具被频繁使用。其中包括，2004年1月1日 “凡现行出口退税率为17%和15%的货物，其出口退税率一律调低到13%；凡现行征税率和退税率均为13%的货物，其出口退税率一律调低到11%”；2005年5月1日的“将20类钢材的出口退税率下调为11%，煤炭、钨、锡、锌及其制品的出口退税率下调为8%，取消稀土金属、稀土氧化物、稀土盐类，金属硅、钼矿砂及其精矿，轻重烧镁、氟石、滑石、炭化硅，木粒、木粉、木片的出口退税政策”；2006年9月15日的“142个税号的钢材出口退税率由11%降至8%，并取消255种出口的退税，将664种出口下调为8%，将部分高技术出口退税率从15%调高为17%”；最后就是涉及范围最广，减税力度最大的2007年7月1日的“取消687种出口品的退税，将679种出口品的退税调低为5%”。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直维持15%左右。

参考文献

陈广汉，蓝宝江，2007：《研发支出、竞争程度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研究——基于1998－2004年国内专利申请数量与R&D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第3期。

李平，崔喜君，刘建，2007：《中国自主创新中研发资本投入产出绩效分析———兼论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刘林青，谭力文，2006：《为研发而申请专利还是为专利申请而研发》，《中国工业经济》第7期。

潘士远，2005：《最优专利制度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

万莹，2007：《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绩效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第4期。

吴延兵，2006：《R&D与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吴延兵，2007：《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第5期。

谢建国，2007：《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经济研究》，第6期。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劳动力供给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路径转换》，《经济研究》第10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05：《出口退税体制的问题与政策建议》，《税务研究》第6期。

朱恒鹏，2006：《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世界经济》第12期。

朱平芳，徐伟民，2003：《政府的科技激励政策对大中型工业企业R&D投入及其专利产出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

K. J. Arrow, 1962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n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in Nelson , R. R. (ed. ) , The Rate and 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NBER , Princeton.

K. Bagwell, R.W. Staiger, 1992,“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Battles for Monopol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4., 795-816.

K. Bagwell, R.W. Staiger, 1994,“The Sensitivity of Strategic and Corrective R&D Policy in Oligopolstic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6, Issue 1/2, 133–150.

James A. Brander, Barbara J. Spencer, 1983,“Strategic Commitment with R&D The Symmetric Cas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4, No. 1., 225-235.

James A. Brander, Barbara J. Spencer, 1985,“Export Subsidies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Rivalr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4. , 707-722.

D. R. Collie, 2002,“Prohibiting state aid in an integrated market: Cournot and Bertrand competition with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 2 (3), 215–231.

Avinash Dixit, 1979,“A model of duopoly suggesting a theory of entry barrier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 No. 1. , 20-32.

Avinash Dixit, 1980,“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Entry-Deterrence”, Economic Journal, Vol. 90, No. 357. , 95-106.

Avinash Dixit, 1984,“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for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Economic Journal, Vol. 94, No. 376., Supplement: Conference Papers. , 1-16.

Avinash Dixit, 1986,“Comparative statics for oligopol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27, No. 1., 107-122.

Avinash Dixit, 1988,“A General Model of R & D Competition and Polic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9, No. 3. , 317-326.

Claude D'Aspremont, Alexis Jacquemin, 1988,“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 & 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8, No. 5. , 1133-1137.

Partha Dasgupta, Joseph Stiglitz, 1980a,“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Nature of Innovative Activity”,  Economic Journal, Vol. 90, No. 358., 266-293.

Partha Dasgupta, Joseph Stiglitz, 1980b,“Uncertaint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Speed of R&D”,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 No. 1., 1-28.

B. Curtis Eaton, Richard G. Lipsey, 1980, “Exit Barriers are Entry Barriers: The Durability of Capital as a Barrier to Entry”,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 No. 2. , 721-729.

F. Fisher, 1961,“The stability of the Cournot oligopoly solution: The effect of speed of adjustment and increasing marginal cost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28, No. 2, 125-135.

James W. Friedman, 1983,“Oligopoly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 I. Haaland, Hans Jarle Kind, 2008, “R&D policies, trade and process innov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74, Issue 1, 170-187.

Jeroen Hinloopen, 1997,“Subsidizing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6 , No. 2, 151-175

Jeroen Hinloopen, 2000,“More on Subsidizing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Duopoly with Spillovers”,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72, No. 3, 259-308.

Bosco Sabuhoro Jean, Larue Bruno, 1997 ,“The Market Efficiency Hypothesis : the Case of Coffee and Cocoa Futures”, Agricultural Economics , Vol. 16 , 171-184.

M.L. Katz,1986,“An Analysis of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4, 527-542.

Dermot Leahy, J. Peter Neary, 1997,“Public Policy Towards R&D in Oligopolistic Indus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 No. 4. , 642-662.

María E. Muniagurria, Nirvikar Singh, 1997,“Foreign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R & D Polic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 38, No. 2. , 405-430.

J. P. Neary, 1994,“Cost asymmetries in international subsidy games: Should governments help winners or los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37, Issue 3/4, 197-218.

J. P. Neary, 1998,“Pitfall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Concertina Reforms of Tariffs, and Subsidies to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0, No. 1, 100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Public Policy and Economic Theory. , 187-206.

Jennifer F. Reinganum, 1985,“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0, No. 1., 81-99.

R.E. Romano, 1989,“Aspects of R&D Subsidiz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4, No.4, 863–873.

J. A. Schumpeter ,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Allen&Unwin , London..

J. Seade, 1980,“The stability of Cournot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23, 15-17.

Ilya Segal, Michael D. Whinston, 2007,“Antitrust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Issue 5, 1703-1730.

A. Michael Spence, 1976,“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welfa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66, No. 2. , 407-414.

A. Michael Spence, 1979,“Investment Strategy and Growth in a New Market”, 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 No. 1. , 1-19.

A. Michael Spence, 1984,“Cost Reduction, Competition, and Industry Performance”, Econometrica, Vol. 52, No. 1. , 101-122.

Barbara J. Spencer, James A. Brander, 1983,“International R & D Rivalr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0, No. 4. , 707-722.

K. Suzmura, 1992, “Cooperative and Noncooperative R&D in an Oligopoly with spillov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5, 1307-1320.

Pingfang Zhu, Weimin XU, Nannan Lundin, 2006,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s fundings and tax incentives on industrial R&D investments—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industrial sectors in Shanghai”, China Economic Review, 17 , 51–69.

Policy Effect of Subsidizing Innovation and Rebating Export Tax in Innovation Incentive

Chen Lin and Zhu Wei-ping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licy effect of innovation-incentive is examined with a static cournot competition model in this paper.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certain labor structure and labor-market environment subsidizing innovation and rebating export can incent innovation. The effective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y can also inspirit native company profit, consumer surplus, social surplus. Under other labor structure and labor-market environment, we find that innovation-incentive policy is invalid. Actually, national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really decide nativ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vel in long views. Finally, we use econometric model to prove our mathematical model, argue that subsidizing innovation and rebating export can incent innovation in today’s China.

Keywords: Subsidizing Innovation; Rebating Export Tax; Innovation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O320 , O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