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08年会论文

(科学发展与广东产业转型升级专题)

山区可持续发展：困境、原因与对策

□ 代  明*

据2004年在罗马召开的联合国粮农组织（UNFAO）“山区可持续发展会议”统计，全球陆地面积的22%是山区，那里居住着7.2亿人口，其中2.7亿尚未解决温饱，1.35亿处在经常性饥饿之中，会议呼吁人们给予落后贫困的山区更多的关注。中国更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9%，2100多个行政县（市）中有1500多个山区县，山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6%，约95%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山区同样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是全国现有贫困人口的基本分布区，也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攻坚区。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没有山区的快速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快速发展；没有山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山区人民的富裕，就不可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制约山区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工业化迟滞

“工业化迟滞”指工业化进程的迟缓与停滞。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其它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比较，广大山区无疑处在相对的迟滞状态。这并未否认山区工业化在绝对意义上有所推进甚至提速的事实。但这种推进远慢于全国尤其是沿海的工业化速度，以至于“山海差距”愈拉愈大、山区被愈来愈远地“抛在”全国工业化主流之外。下面试以山海反差较大、对比度较强、异步效应明显的广东为样本，通过数据分析来佐证以上分析。如果“工业化迟滞”在相对发达的广东山区被证明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在全国山区的严重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1．从数量看，山区工业及整个非农产业规模狭小，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不足。如图1所示，广东山区的地域和人口在全省分别居绝对和相对多数，按说其经济总量应占大头。但事实相反：其本地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的15.8%，仅为面积在其1/3的珠三角地区的约1/5；其非农产业增加值只占全省的12.6%，仅为珠三角的1/6.53；其工业总产值只占全省的8.2%，不到珠三角的1/10。这里的工业化相关指标逆差加速趋势明显，即跟工业化关系愈是密切的指标与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反差愈大，足见“工业化迟滞”是导致山区贫困落后的直接主因。

①“非农”为“非农产业增加值”；“工业”为“工业总产值”；“财政”为“地方财政收入”；“出口”为“出口值” ②广东一般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山区四大板块，但覆盖面互有交叉 ③作图数据来源：广东统计年鉴2005

2．从质量看，山区工业目前尚处在粗放式发展阶段，主要倚赖资源消耗和资本投放。按最新标准，愈是倚赖知识要素与科技进步贡献的工业增长为高质量的增长，愈是依赖资本投入与资源环境耗损的增长则为低质量的增长。而我国广大山区现有工业仍以资源开发和加工为主，包括水电、采矿、冶金、建材、森工、林化及农副产品加工等。目前这类工业占整个广东山区工业产值的75%以上，估计占全国山区工业的80%以上。这不仅耗费了较多投资，也大量消耗着自然资源，同时带来大量排放，甚至以大面积破坏森林植被为代价，从而不断侵蚀着本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本身的有限性更制约着这类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比如广东山区目前的水电装机容量已接近其水电资源蕴藏量和可开发量，开发迫近极限。

市区    曲江     南雄      乐昌      翁源      仁化     始兴      乳源     新丰 数据来源：韶关市统计年鉴2004

3．从结构看，山区的工业结构层次整体偏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生产力空间布局也不尽合理。除了上面已经述及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新型工业比重低、资本资源依赖型的传统工业比重高等结构问题外，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山区内部的工业化发展也极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工业化与城镇化首位度过高。以粤北山区地级市韶关的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首位度（市域首强区县与次强区县之GDP、工业增加值对比倍数）为例，如图2所示，占市域面积不足8%的韶关市区占全市GDP总量的44.11%和工业增加值的63.6%，与8县排头的曲江相比，经济首位度为4.02，工业首位度达9.06。而各县域内部工业化不平衡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新丰县府所在地丰城镇的城镇首位度（与全县第二大镇之GDP、人口对比倍数）高达19.76，表明全县人财物力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及县域工业化发展的极其不平衡性。

数据来源：广东省、东莞市、新丰县统计年鉴2005

4．从效益看，山区工业目前的经济效益低下，而资源环境利用效益更呈失控失察状态。广东山区工业投资平均综合回报率为全省的2/3左右，不足珠三角的1/2；部分山区县（如新丰）工业企业亏损面逾1/3；尤其许多山区县域工业财政贡献率偏低，有的县全年所收工业税收不及政府给工业企业的让利优惠，以至招商引资成了“赔本买卖”。至于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目前还提不上山区经济的议事日程，资源环境利用效益更是无从查考。结果许多山区一方面靠大量输出低附加值的资源产品或初级农矿产品获取微薄收益，另一方面为此支付着高额“代际成本”。比如鄂渝湘黔接壤一带山区大量发展低技术的炼硫工业，结果富了少数人但却毁了一片山（烟过之处植物尽杀）和一系水（硫酸顺水污染直至被逐渐稀释）。

数据来源：国家、广东、东莞、韶关、新丰年鉴2004

5．从速度看，山区工业增长尽管有所加快，但仍低于全国或本省一般水平尤其大幅慢于沿海地区。以广东山区县新丰为例，1998～2004年工业增长不断提速，尤其后2年增幅逾20%，其7年平均增速甚至超过全国同期10.1%的年均水平。但在图3中该县的增长曲线仍处于最下端，显示其增速慢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与全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从全国看，年均工业增速超过10个百分点的山区县并不多见，山区工业增长总体上仍明显慢于全国一般水平。

6．从后果看，“工业化迟滞”导致山区发展“两低一高”。一是工业化水平低。如图4所示，山区样本市县韶关、新丰的非农产业比重不仅低于珠三角城市东莞，而且低于本省甚至全国的平均水平。广东山区尚且如此，其它山区不言而喻。可见我国山区总体上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加速工业化尽快步入工业社会。

数据来源：同上

二是城市化水平低。如图5所示，山区样本市县韶关、新丰的城镇人口比例渐次低于全国、全省及发达地区，当前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三农”问题。因此通过加速工业化来推动城市化是广大山区的又一迫切使命。

三是现代化落差升高。在某种程度上可理解为相对贫困化加剧，表现为山区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其它地区相比呈差距拉大的趋势。以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根据2000～2004五年统计数据计算，珠三角东莞人均增加2.86元、广东全省人均增加1.74元、全国人均增加1.38元，山区样本县新丰才能人均增加1元。人均GDP差距扩大情况从表1可见一斑：（1）山区与沿海三角洲地区相比，贫富极为悬殊，在同一省内（如广东）的人均GDP对比就高达1：6.61；（2）不同地区人均GDP中的农业贡献额相差并不大，广东全省和珠三角地区反而低于山区；（3）山区人均GDP中的非农产业贡献额大大低于三角洲地区，在同一省内（如广东）对比竟高达1：8.86，说明山海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程度，山区摆脱贫困落后的最有效途径是大规模推进工业化。

表1  广东山区与三角洲地区收入结构对比

资料来源：据广东统计年鉴2005数据整理

二、边缘化困境

工业化发展在空间上具有趋圆特征，即工业化演进往往以某一点为圆心（核心、中心、轴心）而形成围核状、环轴式、向心型发展系统，故常称“工业圈”或“经济圈”。自杜能（J. H. Tunen，德）1826年提出以中心城市为圆心、由内向外形成若干同心圈层的农业布局理论以来^[1]，迄今人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并运用这种趋圆理论。事实上，全球各地不断演进的工业化也的确呈现出了这种格局，如在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以曼彻斯特和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中南部经济圈，在美国近代史上率先繁荣起来的以纽约为中心的东部都市圈，影响德国经济近200年的以埃森为圆点的鲁尔工业区等。这里与本文有联系的要点有：

1．圆心兼具集聚与扩散效应。集聚效应也称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指工业圈中心对周边地区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巨大吸附作用及中心区群聚产业的快速成长性，以至形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或引擎。扩散效应指中心区群聚产业及其资本、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的外溢，也包括工业文明、城市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等对周边的辐射，从而形成对整个圈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圆心不仅是区域工业化的引擎还往往代表着“时代的主流”，在这个“中心舞台”上上演着“时代的主旋律”。

2．产业结构呈梯度分布。从经济圈空间布局看，产业级次由内向外呈从高到低分布：中心点产业级次最高，中心区次之，边缘区最低；从时间布局看，产业门类从低到高渐次由内向外转移：低层级产业外移→中层级产业外移→高层级产业外移。

3． 圆心效应随距离而衰减。跟声波、光强、震荡等物理现象会随波及面的扩展而逐渐衰减一样，经济圈中心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也会随距离的延长而不断衰退。由于影响区间通勤（物流、人流、信息流、商流）频度和成本的因素除了空间距离外实际上还有地形、基础设施、体制政策等，因此引起中心集聚与扩散效应衰减的实为经济距离，亦即空间距离D与综合摩擦系数Cr的乘积：V（经济距离）= DCr，或Cr = V/D。也就是说，在撇开其它摩擦因素的条件下若地形平坦Cr=1，则经济距离与空间距离相等；若地形凸凹Cr>1，则经济距离较空间距离为长；且地形愈陡峻Cr愈是大于1，则经济距离较空间距离愈长。交通基础设施、体制政策状况等对经济距离的影响皆可通过Cr反映。而从扩散（或集聚）成本与扩散（或集聚）效应的关系看，一个是经济距离的正函数，一个是经济距离的反函数（见图6）。

4．发展水平呈正态分布。工业化趋圆布局的后果之一就是经济圈各部位的发展水平呈现由内到外逐级降低或由外到内逐级升高的趋势。由于这种“中高边低”的分布状况符合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且在模型上相似于“中间大两头小的正态分布”，故借用“正态分布”一词来加以描述（见图7）。对此我们可用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数据来加以验证（见图8）。可见，工业化发展不平衡不仅存在于不同经济圈之间，而且存在于同一经济圈的不同圈层之间而尤其是中心与边缘之间。

那么应如何顺应和利用这种趋圆式工业化演进趋势呢？答案是：要么奋力打造以自我为圆心的工业圈，要么努力融入以他人为圆心的经济圈并不断拉近自身与圆心的距离。舍此就只能被边缘化，亦即被排斥于工业化进程的主流之外。然而，占全国大半壁江山的广大山区既无力打造以自我为圆心的工业圈，也极难跻身于以他人为圆心的经济圈。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山区可持续发展会议”所指出的，山区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交通不便、自然环境脆弱和当地居民被边缘化。

——地理上的边缘化  摊开全国地图可见，我国的山区大多远离交通干线、都会区和工业密集区，以至“山区”与“边远山区”成了一对可以随时互换的同义语。摊开各省地图也都大抵如此。以广东为例，“中心地带”是以省城为圆心大约15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珠三角地区，“边缘地带”则是150公里半径以远、地处西-北-东外围的山区。再以湖北为例，东部边缘是大别山，南部边缘是幕阜山，西部边缘是巫山、鄂西群山，北部边缘是武当山、桐柏山。此外，地形的陡峻、基础设施的落后、信息的闭塞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掣肘等，又使得山区内部及其对外通勤的综合摩擦系数Cr>1且较高，而V=DCr，表明山区互达和外达的经济距离是其空间距离的倍加。这显示边远山区在地理上的边缘化呈迭加之势。

图9  地理区位与政策区位交互影响矩阵

——政策上的边缘化  1978年以来，我国循序渐进地推行了沿海开放、沿江（长江）开放、沿边（边境）开放、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这不仅使上述区域成了改革开放的“焦点”和时代的中心舞台，而且中央相继赋予了这些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包括特区优惠政策、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开放城市优惠政策、边境贸易区优惠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惠政策、民族地区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等。尽管这些优惠政策也可以惠及部分山区，但对那些既非沿海地区、也非民族地区、又没有被划进大西部的山区来说，就只能沦为政策的盲区和真空地带了。

我们可用矩阵来表示地理区位与政策“区位”对山区经济的交互影响（见图9）。以泛珠三角经济圈为例，假定香港为经济圈的中心。居于第一象限的惠州虽在地理上靠近中心，但因不是特区在政策上稍逊，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毗邻的深圳；居于第2象限的深圳则不论在地理还是政策（特区政策）上都最中心化，因而发展水平最高；居于第3象限的海口（特区）、梧州（民族和西部大开发地区）虽在政策优惠度上接近中心区，但因在地理上离中心较远，因而发展水平偏低；居于第4象限的梅州则不论在地理还是政策上皆处于边缘带，属于典型的“双重边缘化地区”，因而发展水平最低。对此可以用图10的数据来加以验证。

三、贫困恶性循环

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曾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落后归因于低收入导致低储蓄，低储蓄率导致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再导致低收入……的“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2]）。而山区的工业化迟滞及其背后的边缘化困境又进一步加剧并不断复制着这种“贫困恶性循环”。

1．交通恶性循环

地理上的“边远”或“边缘”并不完全等于发展上的“边缘”，因为发达和便利的交通可以拉近边远地带与圆心的距离从而降低边缘化程度。然而由于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不论是修建铁路、公路、机场还是整治航道、敷设通讯线路等都需要较高投入；加之山区经济落后使其交通运输市场有效需求相对较低，山区交通条件的改善因此而受到自我投入乏力与低投入产出比的双重制约。这里的低投入产出比指对山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预期效益看低，从而影响了外部相关投资的进入。结果山区便陷入“愈落后愈无力改善交通，愈不改善交通愈落后”的恶性循环。以湖北十堰为例，尽管“二汽”的进入使当地山区通了公路、铁路，但机场却因上述“双重制约”而迟迟未能建设。这于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大企业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最终二汽亦即现在的东风汽车集团总部还是不得不迁出养育了它30多年的大山而去了省城武汉。

2．资本恶性循环

西方发展经济学将资本的形成或积累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和决定性因素^[3]。比如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C中，可全部转化为投资的储蓄或储蓄率s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唯一因素；而在罗斯托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也把10%以上的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认定为一国经济起飞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翻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家史也可很清晰地看到资本积累对发展的重要性：正是通过早期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加上圈地运动、对外掠夺殖民地、贩卖黑奴等，西方资本才完成了它们的原始积累并得以加快步伐进入发达资本主义，所以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我国山区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小因而资本积累慢；另一方面市场容量小，刺激积累和投资的诱因小。也就是说，贫穷阻碍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慢又反过来限制了发展加速了贫穷。此外，山区引进外来投资也由于当地有效需求小、基础设施条件差、政策优惠不足、远离中心市场、与外部通商不便等原因而受到严重制约。于是又限于“经济落后导致外来投资不足、外来投资不足导致经济落后”的新一重贫困恶性循环。据统计，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的巨额外资中，进入山区的不足10%。广东山区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仅为全省的7%，2003年为7.6%。

3．人才恶性循环

人力资源和人才在工业化进程与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变得愈来愈重要。凡经济发达地区肯定既是资本也是人才密集地。然而如今人才奇缺在边远山区呈愈演愈烈的“围城”之势：外面的人才不进来，里面的人才要出去。即使普通人力资源也纷纷涌向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求职打工，以至素以人力资源丰富著称的边远山区也出现了劳工短缺的“奇观”。山区人才瓶颈的形成与资本瓶颈有相似之处：愈发达愈有人才吸引力，愈落后愈无人才吸引力；经济落后导致人才外流，人才外流加速经济落后，从而形成再一重恶性循环。据估计，全国山区大学本科以上人才外流率约在1/2，有的山区高达2/3以上。这些外流人才除了一部分是引进来后没留住的外来人才外，大部分都是在山区土生土长念到高中毕业、在外上完大学后没回来或回来后又飞走的“本土人才”。这又形成了贫困的边远山区反为富裕的中心城市培养和输送人才的又一种“奇观”。

“三大恶性循环”及其“铸就”的交通瓶颈、资本瓶颈、人才瓶颈是山区身陷边缘化困境的直接证明与表现，其要害在于对山区工业化进程的束缚与阻滞，以至山区非农产业的自我培育缓慢，工业引进乏力，使之愈来愈被排斥于全国工业化进程的主流之外。

四、结论与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见，关注山区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加速工业化是当前山区发展的主轴，摆脱边缘化是加快山区工业化的关键，打破“贫困恶性循环”是山区摆脱边缘化困境的要务。据此本文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1．聚焦山区  边缘化的含义之一就是被排斥于时代主流及公众注意力之外。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开放、城市改革、浦东开发、沿江沿边、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等曾先后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心和时代的焦点，接下来是否也该轮到落后贫穷的边远山区了？聚焦山区既可以作为全国阶段性工作重心，也可以作为地方的一项大型活动。如上海曾于2001年举办全市性的“聚焦张江”年活动，给了张江园区极大的推动。当然，边远山区也可自己“抢镜头”制造焦点，比如地处广东西部最边缘的封开县就利用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资源，宣称“西江贺江交汇于此/广东广西得名于此/岭南文化发源于此”，并提出与毗邻的梧州联手打造“两广门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化。

2．政策扶持  鉴于山区发展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最薄弱环节之一，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国家政策的关注和扶持重心应适度向山区转移，至少应让山区享受“最惠区待遇”：凡国家过去或将来赋予其它任何地区的优惠政策，山区均可无条件享受。这样方可让山区与其它地区处于同一起跑线。

3．投入倾斜  即公共与社会投入适度向山区倾斜，尤其是向山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倾斜。对遭遇严重资本瓶颈的山区来说，上级政府给予适当的财力支持是必要的。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各级政府所提供的有限财力支持应该用在“刀刃”上，也就是主要用于山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直接用于工商业项目相比，改善交通可有效遏止边缘化从而获得治本的效果。同时，山区自身也应加大交通设施投入，将改善交通始终作为山区公共建设和投资环境改善的重中之重。

4．两业引领  即以工业和旅游业为先导，开创以“两业”引领山区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局面。理由不仅在于山区大都面临加速实现工业化的艰巨任务，还在于工业、旅游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和波及效应，可通过发展两业来拉长产业链，引领山区经济整体发展。旅游业的波及效应虽逊于工业，但因其涉及旅行社、交通、景点、酒店、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以及间接涉及第一、二产业而倍受各国各地重视。按国际经验，居民旅游消费集中于三个圈层：短程本地游、中程自驾游、远程团体游。后二者均适合于山区。由于许多山区县位于以中心城市为圆心的2小时车程范围内，加之自然和田园风光是都市生活的必要补充又是边远山区的独特资源，这就为山区发展旅游业尤其是接待自驾游提供了天赐良机，所谓“都市后花园”也就非边远山区莫属了。

5．产业承接  从自身需要看，山区发展亟待突破边缘化困境加速实现工业化。从外部机遇看，以沿海发达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圈域外扩及产业外移步伐加快，又为边远山区融入经济圈摆脱边缘化和承接外移产业实现工业化提供了可能。谁能抓住这轮机遇，就有希望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珠三角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较快发展，但也开始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它必须一方面发展和承接具有未来竞争力的高层级产业，另一方面向外转移因资源成本上升和环境容量限制等原因而逐渐丧失竞争力的传统或低层级产业。这就为外围山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产业承接机遇和摆脱边缘化困境的战略突破口。

6．人弃我取  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呈现出梯度推移的一般趋势，目前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外移需求较强的产业依次是危险性产业→污染性产业→资源加工业→高耗能高耗水高耗地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见图11）；另一方面，大部分山区县尚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硬道理。这就决定了山区项目引进的主要矛盾在“可能性”而不是“必要性”，也就是说目前山区面临的基本局面是“项目挑我”而非“我挑项目”。因此“人弃我取”是现阶段山区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的工业承接策略。比如两广交界处的一些边远山区县近几年承接了一批从珠三角外迁的打火机厂和水泥厂，即是对上述产业转移顺序的最好佐证。这与都市区人口稠密边远山区人口相对稀疏、都市区资源逐步耗尽边远山区石灰石等资源丰富的客观条件是相吻合的，也是顺应和符合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的。当然，山区引进危险性与污染性产业同样要高度重视安全与环保问题。

7．以市兴业  按比较优势理论，山区即使在所有产业上与其它地区相比都居于劣势，仍应集中发展自己占相对优势的部分特色产业。不过，许多山区面临的难题倒并不是要不要发展特色经济的问题，而是以何为特色产业、如何加快所选特色产业发展的问题。而“以市兴业”是一个地区培植特色产业的“要略”和“捷径”，更是边远山区突破区位劣势、形成必要的“特色产业聚集效应”的“法宝”。如河北白沟的箱包、福建安溪的乌龙茶、广东云浮的石材、广西梧州的人造宝石等皆是以市兴业的范例。“造市”实为打造“专业中心”，可有效降减边远山区的“边缘化”程度，引来八方商家（生产商、采购商、服务商、消费者等）和游客，提升地方知名度，繁荣当地经济，给地方GDP、就业和财政收入等带来乘数效应。

8．山海协作  现代企业竞争时兴战略联盟，当代区域发展讲求分工协作。国与国之间可以建立区域同盟，不同国家的地区之间可以结成“友好省州”或结为“姊妹城”，同一国家的地区之间也可以结成帮扶对子、建立协作关系。而近几年最受人们关注和重视的则是“山海经济协作”模式，即由落后的山区县市与发达的沿海县市结成对口协作关系，展开多领域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实践证明，“山海协作”不仅使双方优势互补，而且促成了发达的一方向另一方大批转移项目，从而成了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9．园区托管  这是正在探索中的一项山海协作创新，即基于双赢与利益共享原则，让中心城市定期全权托管山区的一个工业园区，由财力雄厚、信息灵通、经验丰富、产业外移需求强劲的前者对一块山区“飞地”进行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招商引资的全面“打理”，待若干年园区发展成熟且本地管理能力达标后再交还“治权”（托管本身不涉及“主权”）。既然过去西方列强在落后国家设立的殖民性租界都能在客观上发挥一定的发展效应，那么一国内的这种托管制对山区摆脱边缘化、加速工业化的意义无疑将是正面的。

10．人力置换  即一方面鼓励本地劳务输出，这既可汇回资金，也可全面培训人才，还可加强与外部的联系；另一方面引进和利用发达地区的兼职、下岗和退休人才，以相对低廉的代价获得急需的适用型人才。因山区引进人才往往受限于当地低下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那么使用成本相对低廉的兼职、下岗和退休人才就可望在一定程度上绕开此障碍。此外还有人才的适用问题，即人才的知识结构与经验技能既不能陈旧老化，也不能过度超前于山区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而按产业梯度转移规律，适度年长人才的知识经验往往与山区的发展程度及产业结构更吻合（参见图12），其最熟悉的业务和技术也许恰恰是当今山区最需要引进和发展的。对此西方发达国家早有研究和实践，通过“退休工程师协会”之类组织每年都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大量紧缺的低报酬或义务服务人才，当年武汉柴油机厂就曾因此聘请到德国退休工程师格里希当厂长，效果和反响良好。

参考文献：

[1]约翰·冯·杜能. 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R. Nurkse. Problems of Capital-Formation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3]Debraj Ray, Development Economic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4]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代 明. 管理新概念与新概念管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by Dai 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