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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特约撰稿员 魏加宁
闭关自守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逐步走上了计划经济的发展道路。所谓计划经济无非是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行政控制经济，排斥市场作用； 二是在微观经济领域：扶植国有企业，消灭民营企业；三是在发展战略领域：重工业优先发展，“以钢为纲”；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批判按劳分配，搞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全党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
与此同时，奉行的思想路线基本上是两条—对外：闭关自守，输出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当政府搞了计划经济，违背经济规律办事，干了政府不该干的事情，管了政府不该管的事情，自然就会引起企业家（当时叫做资本家）的不满，知识分子就会有看法，党内也会有不同意见，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表示过对国家计委的不满；对这种体制存在的种种问题，毛在《论十大关系》里也曾试图探索过解决的途径。但是，毛当时有一个重大的认识偏差，就是没有从体制上去寻找原因，没有意识到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将原因归结于人，认为都是由于人们的思想觉悟不高，跟不上形势造成的，于是就采取批人整风的办法，不断地搞政治运动，试图以此来提高人们的觉悟。先是“三反五反”，资本家不敢说话了；然后是1957年“反右”，知识分子不敢说话了；再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党内也不敢说不同意见了。结果呢，由于没有了不同意见，有了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于是就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就是一场经济危机；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危机。
中国发展理念的变迁
毛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国家陷入了“越批越穷，越穷越批（所谓‘越穷越革命’）”的恶性循环之中，这套斗争哲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发挥到了极点。到文革结束时，这种“斗争哲学”已经非常不得人心，遭到人们的普遍厌恶。
在这种背景之下，邓小平先生复出后，实行重大战略转变。坚决放弃“斗争哲学”，将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实行对外开放，奉行“韬光养晦”；对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体制改革。
仔细回想一下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先生搞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一不搞政治运动，二不整人，而是改体制，促发展，着力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与毛的做法正好相反。我个人猜想，这可能与他当初在江西下放劳动时的各种思考有一定的关系。去年我曾专门参观了他当年被下放劳动的那个工厂，十分感慨。试想想，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位国家领导人突然一夜之间被下放到这样一个小工厂里做苦工，他会想什么？我想，这段痛苦经历对他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恐怕也很重要。
这一战略转变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及计划经济理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
（1） 重新认识发展阶段。纠正过去过高估计中国发展阶段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 调整战略目标。改变过去那种试图通过“将人人都变成无产阶级”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做法；代之以“让人人都成为有产阶级”，过上“小康生活”的现实奋斗目标。
（3） 改革经济体制。几经反复和曲折，最终彻底放弃了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
要想描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无论用多少笔墨也不为过。但是要想用最简练的语言来描述，莫过于重温一下当时的“时尚用语”：
—20世纪70年代末：“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
—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制裁”。
—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贬值压力”，“通货紧缩”。
—21世纪初：“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威胁论”，“和平崛起”，等等。
从这些时尚用语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背后，首先是发展理念的创新，是发展战略的转变，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是对外开放的推动。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26年，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在发展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变成了“以GDP为中心”，一些地方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等同于GDP，导致经济增长方式陈旧，社会矛盾突出，环境污染严重。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保持安定团结，为了不失时机集中精力搞建设，推动改革开放，邓小平先生采取的是“少说多做”，“不争论”的策略，这种策略无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赢得了宝贵时间，但是缺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人们没有来得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深刻反思，没有对当初1950年代是如何走上计划经济这条路并最后走进文化革命“死胡同”的演进路径进行深刻的反思。
于是，人们往往容易出现“怀旧情结”，就是对过去（50、60年代）美好的一面记忆犹新，但对痛苦的经历却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以免触及伤痛。于是，每当矛盾突出的时候，一方面，一些利益受损的人或心存不满情绪的人，就习惯于传统的思维方式，信奉“造反有理”，寄希望于“非法制化手段”，试图通过破坏现有法制秩序来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重新拾起过去那套曾经“行之有效”的做法，试图在经济上加强行政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提高觉悟”，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外提出“和平发展道路”；对内提出“建立和谐社会”。
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过去历史教训的反思，又是对中华民族“和为贵”、“家和万事兴”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模式通常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战略资源。而中国则主动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来发展本国经济，通过融入全球化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业化道路通常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随着新技术革命，IT产业发展迅速，信息化趋势日益明显。因此中国提出：“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模式强调，“先效率，后公平”，既所谓吉尼系数先扩大，然后再缩小。但是行为经济学则提出“公正出效率”，认为没有一定的公正就不会有效率。中国政府今后将越来越注重社会公平，并将更加注重通过提高社会的公平度来实现整个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试图建立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发展路径是，“先污染，后治理”。而中国政府目前已经提出，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防止污染，治理污染；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且在努力探索节约型、环保型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已经越来越清晰，理论框架也已经越来越完善。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将是“四位一体”，其四根支柱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整体。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和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加快改革和发展，早日实现这种目标模式。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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