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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继宁
毛泽东同志一生十分重视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研究，并有这方面的丰富论述。认真学习这些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重视农民问题。毛泽东同志出身农家，自幼在农村长大，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和特殊的情感。走上社会以后，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对社会实际的深入考察，逐渐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坚持以农民问题为中心，以农民问题为突破口，不仅要把农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而且要依靠农民、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形成了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等问题的独特思路。在1926年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他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个认识使得毛泽东同志能够在20世纪变幻动荡的中国独树一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质的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农民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他还说过：中国这个国家，离开了农民，休想干出什么事来。我们办事情，做计划，要时刻记着我国有几亿农民。
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主张以农民为主体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他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动力的思想，提出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和农民战争思想，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为了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毛泽东同志依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制定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政策，与此同时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要求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正确处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我们今天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注农民利益。毛泽东同志始终致力于解放农民、造福农民。他认为，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利益问题，是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是打翻封建势力，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工农红军开始了土地革命，“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土地改革，三亿农民分得七亿亩土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民问题，实质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问题，一再告诫全党：“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他强调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在科学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兼顾国家和农民利益，不能将农民搞得太苦。鉴于苏联采取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的教训，他主张工农业产品交换中，要“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在领导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指出“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否则，“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从中概括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科技兴农，集约经营”的思想。坚持实践这一思想，我国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从维护农民利益出发，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粮食问题，指出“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为此，他多次发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虽然在后来的合作化运动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失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留下深刻教训，但从整体和历史上看，毛泽东同志的土地政策成绩是主要的，他对农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科学的。
致力于农民教育。毛泽东同志是农民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农民教育的成功实践者。他在肯定农民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的同时，明确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认为，农民是分散的，教育农民和改造小农经济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在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毛泽东同志都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对农民进行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大革命时期办韶山夜校、农讲所，土地革命时期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开展延安整风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在毛泽东同志的众多文章中都能看到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
《人民日报》 (2005年01月18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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