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特别是从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非典”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平均达到8.8％，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奇迹”。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将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个具有里程碑式的“经济成长门槛”，从而跨入了一个将更加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理性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奇迹”得益于“自主性经济增长”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国经济持续25年的快速发展确实是一个“奇迹”。这种“奇迹”的取得，源于我们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我们对“自主性经济增长机制”的潜心培育。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在一个“短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高增长并不足为奇，但是，这种“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更多实惠，而且不可能持续。1996年以后，中国经济的“短缺背景”逐步结束，“经济过剩”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因素。如何实现“过剩经济”条件下的快速发展，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崭新课题。从那时起，中国政府正视“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战，理性看待中国的“经济过剩”，从认识市场经济规律入手，努力培育“中国经济的自主成长机制”。在需求层面，中国政府潜心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三驾半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和政府采购的启动规律，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乘数效应”，果断提出“扩大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政策主张，从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居民收入入手，全力培育“三驾半马车”的拉动力量。需求力量和供给力量“有效协同”，形成中国经济可以“有限超脱”世界经济影响的“自主性增长”的“合力”，进而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二、中国经济自主增长遭遇“可持续发展能力低”的挑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论是“他主性经济增长”还是“自主性经济增长”，说到底，都是一个持续“投入——产出”过程。因此，在一定的管理和技术水平条件下，物质资源拥有量及其持续供给能力，是决定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关键。中国经济虽然走上了“自主性增长”的道路，但是其持续快速发展首先遇到我国可用经济资源不足的直接制约。

　　我国资源短缺，人多地少、水少、油少、富矿少，许多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100亿立方米，人均淡水资源量为2257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7％。全国大部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面临严重的资源型缺水和污染型缺水情况。我国是少林国家，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我国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为130—150亿吨，仅占世界总量的3％左右，但国内石油需求与日俱增，估计到2010年石油需求将超过3亿吨，2020年达到4亿吨。矿产资源种类不全，有的储量不少，但品位低，开采难度大。大多数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资源短缺的同时，资源破坏和浪费又非常突出。滥采、滥垦、滥伐屡禁不止，资源的产出率、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消费方面的浪费惊人，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部分大中城市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全国大气污染排放总量多年处于高水平，城市空气污染普遍较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1／3。水土流失情况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并且仍在继续增加。土地荒漠化、草原沙化面积仍在快速扩散。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达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8.2％，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目前我国日排污水量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近岸海域水质恶化，赤潮频繁发生。物种濒危现象十分严重，我们目前约有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已经处于濒危或临界状态。因此，资源不足和生态恶化必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大的“硬约束”。

　　其次，虽然人力资源是决定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但是，由于人口高峰、就业高峰和人口老龄化高峰将同时而至，“人口拥挤及其成本”将制约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我国是拥有近12亿多人口、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发展中大国，即使今后十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内，每年仍将净增人口1000万左右，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高峰、老龄人口高峰将接踵而至，人多资源少、就业岗位少、赡养成本高等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难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15—64岁人口2000年为8.5亿，2010年将达到9.7亿，2020年将达到9.97亿。预计今后几年，全国新生劳动力供给将达到4650万，城镇现有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1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以上。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劳动力总供给都明显大于总需求。从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来看，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7.1％，按照国际标准，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第三，经济体制有缺陷，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素质低，管理手段落后，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更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绊脚石”。

　　据有关部门统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一直保持在8.8％的高速度，但其经济增长成本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5％以上。据世界银行综合自然资本、产出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计算的人均财富，中国为660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7％，位居192个国家的第161位。这也就是说，中国在各种资源都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源浪费和使用粗放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讲速度而忽视效益的“痼疾”并未消除。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效益低的根源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无非有四：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和条块分割直接诱发的“赶超冲动”和“攀比型政绩意识”，使各地政府和企业不顾客观条件和市场需要盲目进行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进而导致土地、矿藏、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浪费。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力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致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资源、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真正成为中国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相对不足。三是知识积累缓慢，技术水平低下，导致资源消耗高，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后劲疲软”。四是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相对落后，导致同样甚至相对较高的技术或设备却产生不出相其他先进国家的产出效果。例如，我们生产同样一个单位的产值，消耗却是日本8倍、美国的4倍以及印度的2.5倍。这种差距除了技术水平的差异，恐怕就是管理水平“技不如人”了。

　　最后，过度依赖国外资源、对外贸易、政府投资的经济增长，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由于国内资源的稀缺性制约，经济过热和消费结构升级所导致扩张型经济增长，必然增加中国经济对国际资源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2003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额达到8000多亿美元，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6％以上，远远超过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对国际市场的依存程度。如此的“大出大进”，如果在没有什么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并“恶性竞争”的情况下，必然是“高价进口原料，低价出口产品”，结果换不来多少利益。更让我们担忧的是，持续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久。由于偿债压力与日俱增，必然导致财政增收压力增加和税收增长过快。从1998年至2003年，我国税收增长屡创新高，分别增长12.8％、15.3％、17.8％、21.5％、15.3％和20.3％，远远高出同期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长此以往，必然产生对民间资本、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损害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三、思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出路

　　众所周知，保持一个持续稳定高增长速度，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然而，“欲速则不达”。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冷静分析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正是我们体制上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真正看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乡村、地区与地区、人与自然、国内经济与对外开放等“不协调”而需要付出的昂贵代价，努力走出一条新路。

　　首先，要认真走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和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成本，减少了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而且使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时代，进而引起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变革。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中的倍增作用和催化作用，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加快大规模集成电路、高性能计算机、大型系统软件、超高速网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设备、数字电视系统等核心信息技术的产业化，提高信息产业对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另一方面要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和生产效率。用电子信息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不仅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获得空前提高，而且改变着传统产业的内涵，刷新了传统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进而有利于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进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问题。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和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在重视经济投入的同时，要重视对科学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国民整体素质，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第三，要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冲破“诸侯经济”的藩篱，促进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

　　第四，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引导官员树立科学的政绩意识。作为一方的行政长官追求所谓政绩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什么才算政绩”，如果我们不摈弃片面追求GDP，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攀比”的旧观念，仍以“速度、形式”论英雄，就很难使我们的官员摆脱“好大喜功”、“搞形式主义”的政绩窠臼，也就很难使我们的干部摆脱“数字游戏”的陋习。

　　最后，要着眼我国基本国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努力实现宏观经济改革与微观经济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协调，力争在协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