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主讲：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唐昊（左）
主持：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朱健刚（右）
主题：公民权利和可持续发展——从黑砖窑等事件看中国社会的公平发展权问题
时间：2007年7月21日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南方都市报 协办：广东人文学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主持人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是朱健刚，很荣幸今天主持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今天早上我九点一刻来了，发现已经有朋友坐在这里，我很惊讶，这么一个枯燥的题目，还有这么多人来，我真的很为广州而骄傲，我们真的有一批市民，共同关心公共议题，共同关心这个城市、这个国家。
岭南大讲坛是面向公众、服务社会，以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弘扬人文精神为宗旨的一个理论宣传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举办，由南方都市报承办，由广东人文学会、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协办的论坛。在座很多是老朋友了，大家都熟悉论坛的背景，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唐昊给大家演讲。
唐昊是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政治发展理论、中美利益集团政治等，《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新京报》、《市民》杂志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及时评撰稿人。今天他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公民权利与可持续发展——从黑砖窑等事件看中国社会的公平发展权问题”。
下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唐昊博士。
主讲人
唐昊：首先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今天我来得也比较早，看到这么多的朋友汇集在这里，我也有一点感动，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这个所谓的传统其实被培育起来，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我来到这里，我以前在岭南大讲坛做过演讲，当时是在中山图书馆，今天也看到在很多熟悉的面孔，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当下的中国，这是最需要，也是最迫切需要我们发扬的精神。参与公共生活，这才是所谓的公民，这个字眼在实践中体现出的价值。
在雅典时代，人们有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主要是因为奴隶把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他们只好去玩政治，而今天，我们事实上是在利用宝贵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表明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后代和未来，其实有挥之不去的责任。
我这里主要是讲一下公民权利与可持续发展。我解释一下我这个题目的由来，这是我的一个系列讲座的其中一部分，可持续方面本来是分为三个部分，环境危机的成因以及反环保利益集团的形成，第二个部分是浪费型政府和节约型社会，第三部分是关于公平发展权的问题。本来我要讲第一部分，但是我看了一个排期，两个星期前马军刚好讲了这部分的内容，而且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破坏的事件层出不穷，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进行一个探讨，伤害公平发展权的事件才是在根本上掏空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所以我将题目改为可持续发展权方面的问题。下面进入具体讲座的内容。
一、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概念
当前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误解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概念，在中国社会的探讨已经持续几年时间，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误解，经常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或者认为主要是环境保护的概念。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我们很难，特别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难达到可持续发展所设定的所有目标。更有甚者，我们有可能用这样一种环境议题，掩盖可持续发展无法持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存在。
可持续发展涉及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说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原则，代际公平原则、代内公平原则、可持续利用原则、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原则，我们给后世子孙能够留下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单纯地谈代际公平原则，多多少少有一点伪善，有一点虚伪的成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在当代人的范围内，都实现不了公平的发展，如果你不能够给当代人公平发展，或者说充分发展、自由发展的权利，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所谓对后世子孙的承诺，要给后世子孙公平，这就是一种伪善。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这种可持续发展，它的第二个原则，我认为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代内公平原则，当代人如何公平的享有发展的权利。我们今天这样的社会，讲到公平和发展，脑海里会浮现出一系列与之相反的负面事件，包括黑砖窑事件。我六月份知道黑砖窑事件存在的时候，第一个印象，跟很多朋友一样，马上浮想起四年前在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从孙志刚事件到黑砖窑事件，意味着中国进步的进程，缓慢到令人难以容忍。孙志刚事件凸现了中国社会缺乏生存权的问题，而黑砖窑事件不但是缺乏一种生存和自由权，也预示了一个群体，甚至说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在发展权上是被不公平对待。
如何从生存权和发展权上将人与猪区别开来
至于说谈到生存权和发展权，如果大家的记忆力还是比较好的话，我们会想起来，在十几年前，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权状况，我们经常说中国已经解决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我们足以向世界夸耀的资本和一种证据，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话语。当我们一提到人权时，马上归结于生存权和发展权。但是实际上，我在03年的一个演讲时，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人权仅仅是等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话，实际上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难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何把我们自己和一头猪区别开来。我们知道猪也是有生存权的，而且生存的质量还不错，每天吃得很饱，不用为了毕业找工作，或者早上六点钟就要出去上班，搞得自己精疲力尽，还要受老板的气，猪生存得很好，待在那里就有东西吃，生存的质量并不低，长得一个一个那么胖。而且更加令人气愤的是，猪还有发展权，比如说它每天都要长肉，一天不长十斤、八斤不自在，如果它不长肉，或者自身不发展，在猪群里可能混不下去，他的主人会想尽方法促进它发展，所以它享有发展权。
我们回过头来，人权之所以和猪权不同，就是因为它赋予生存和发展的含义不一样，甚至在生存和发展之外，我们享有不同于动物的权利。我当时的想法，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我们应该向更高的权利迈进，使得我们中国人也好，还有整个中国社会，能够在更大的权利范围内生存，能够自由的发展。但是回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二、从一些公共事件看生存权和发展权
１．黑砖窑给我们的启示
整个黑砖窑事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件，给我们在头脑里把中国社会打回了原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一些权利讲起，作为一个人，哪怕作为一头猪，也应该具备的权，我们说开始争取，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我们对于黑砖窑事件，应该说很多学者，还有一些媒体的记者，乃至于一些具有正义感的官员，他们都对这样的事件做出深入的分析、中肯的评价，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方面的内容应该很多了。我在这里不想冷酷无情地分析一个事件背后的成因等，但是黑砖窑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有几点要注意的。
童工、奴役劳工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黑砖窑所凸现出的童工问题、奴役劳工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山西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们在广东也可以看到类似强迫劳动的情况存在，甚至它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且是世界在当代难以解决，而且愈演愈烈的问题。童工在当今的世界上，他的人数是达到了2.46亿，其中大部分是在亚洲，亚洲的童工有1.27亿。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前年发布的数据，到2007年这个状况只能够更加严重，为什么童工会大量的出现，强迫劳动、血汗工厂等等损害劳工权利的工厂在中国，乃至在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现？我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或者是片面的经济全球化引发，不可避免，而且会在今后可预见的时间将愈演愈烈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童工问题不可避免
为什么说它不可避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全球化，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里，资本、技术、贸易机会、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的一些要素，全部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技术的自由流动，当然这是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以资本为核心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要素全部可以在自由范围内自由流动，但是唯有一种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就是劳动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自由及权利，当所有其他的要素都可以通过自由获得更大壮大和发展权利时，唯有劳动力要摆在供人挑选的位置，现在资本走遍全球挑选最廉价、最便宜的劳动力，出现劳动力之间的恶性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竞争劳动力的低廉，发展中国家不敢采取更多保护工人，或者提高工人劳动成本的这样一种措施。
仅仅禁止童工，可能会带来其他更悲惨的后果
而群体和群体之间也在进行竞争，这意味着这种竞争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资本走遍全球，可以控制这样竞争过程的情况下，肯定会走向极端化，也就是说这种竞争，会使劳动力的价格一降再降，成本一压再压，直到使用童工、妇女、奴隶工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世界性难题，为什么在保护儿童公约、反对童工公约等等国际文件出台了五十年、六十年之后，童工现象反而大幅度地“复兴”？特别是这十年，童工的数量是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而且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感觉无处着手，仅仅的禁止童工，可能会带来其他的，这可能也是不符合我们说的经济规律的一种现象，可能会带来其他的后果。尼泊尔在1990年曾经被披露在地毯行业大量地雇佣童工，大部分都是女童工，被大家认为不人道，于是很多人大量地进行抵制尼泊尔地毯，于是尼泊尔大量地解雇这些童工，但是这些童工的家庭仍然贫困，这些女童工大量地沦为雏妓、妓女，更为悲惨。
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进入反公平发展权的利益集团
所谓的公平发展权，意味着发展权本身它是有限的资源，有一部分人受损，必然有一部分人受益，公平或者不公平就体现在翘翘板谁上谁下。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必然有另外一群利益集团从中获益，我们看到人贩子也好，或者是窑主也好，或者是买到廉价劳工的砖窑也好，或者是买到廉价砖窑出的砖盖的房子的主人也好，等等，也许有人没有觉察到，就已经加入到这个集团里。反公平发展权的利益集团，我们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以制度保障公平发展权的实现
另外一点，公平发展权现在看起来，是在一个群体非常的虚弱，而另外一些群体非常的强大，力量不平均的情况下，靠他们之间的自由博弈得到公平发展的结果，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方法，就是外在的制度进行规范，使这两种力量在平衡的基础上获得均衡发展。在黑砖窑事件中我们至少发现五个方面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一个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还有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失踪人口登记制度，全国性的失踪人口登记制度迄今为止还是没有建立，再有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还有新闻自由的保护制度。这几个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哪一个制度是最重要的？其实是第四点，就是政府问责制度。没有这一点，意味着这种保护公平发展权的努力，永远不可能会有主动出击的一天。
对于黑砖窑事件等，评论是比较多的，我想可能在后面的讨论时间里，会有更多的交流机会。这是我想所说的一个情况，对于劳工，乃至于童工，更广泛一个群体发展权全球性的剥夺，而且是一种令我们意识不到，我们所参与到的一种剥夺。
２．环境危机是对公平发展权的破坏
第二个要谈的公共事件是近一些天以来，我们所说的环境危机，不断地在中国土地上，或者是中国水资源中浮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太湖蓝藻事件、厦门PX事件，实际上都是环境危机直接和人们日常生活正面接触，这样的一个状况。仅仅在十年前，我们觉得保护环境问题离我们很远，保护环境的人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深入大山保护老虎、黑熊的人，他是远离都市、远离尘嚣的人。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环境问题已经迫近到我们的身边，或者说迫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状况下，我们会对环境问题有一个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会发现环境危机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对于公平发展权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环境危机的代价是谁来承受的？是由普通市民来承受的。而环境危机的获益者是谁呢？只能是这个世界的少数人。重化工业厂的资本方，或者是企业，这只能是少数人能够从中谋取利润的一些灰色人员，只能是这样一些人，而造成的环境恶果，却是需要每一个普通市民承受的，而且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需要忍受水资源的污染，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掏钱，来弥补这些企业他们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由我们来补偿。这是我们对环境污染双重的付出。在这个期间，也体现出环境资源的分配，其实对于每一个群体来讲，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３．房价上涨剥夺白领阶层的再发展能力
房价的上涨在今天来讲，最直接剥夺的就是白领阶层的再发展能力，我们知道房价保持这样不高不低，尽管大家认为价格很高了，但是如果你实在买不起的话，可能也不会觉得这个价格特别地高，或者对这个概念不敏感，正是因为我们处在能够买得起，又很心痛的这样一个区间，我们才会对房价这么敏感。这些人是谁呢？是中国社会这二十几年以来培养起来的潜在的中产阶级，或者说我们所说的白领阶层，小资也好。
真正的穷人，不要说房价在一万，降到六千、降到二千也买不起，至于说更高收入的人，不在乎房价在一万或者一万八，这样的情况下，房价伤害的是特定一群人，这些人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处在创造最大价值的年龄段里，同时他们负担着这个社会，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一个小孩，这样一些人，所有的担子压在他们的身上。而房价的上升，让他们把以后几十年打工的收入要拿出来买房。这些收入本来可以用做他们自己再教育，或者读一个新的学位，或者投资，或者参与小型的企业创业，把他们进一步上升的路径实际上透支的不仅仅是钱，而是透支这些人不断往上发展的路径，对这些人的发展权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伤害，所以这个意义上，房价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更多是社会问题。
４．中小民企的破产剥夺了一些人的公平发展权利
这段时间比较热点的问题还有关于中小民营企业的破产，在1999年有三千一百六十万家，这几年发展下来，我们减少了770万家，1/4的中小民企不知去向，很简单，就是破产了。为什么说中小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困境是如此的强大，我父母是在东北一家大型钢铁企业，我老爸在这个国营企业做的时候，一切很顺利，后来他有一个专利，搞医疗器械，自己搞了一个厂，之后就举步维艰，他觉得从理论上讲，这绝对是可以赚钱的，后来他退休了，搞了自己的事业，东北可能和广东这样自由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地区还不一样，搞了差不多五六年之后，发现什么钱也没有赚到，但是他一个厂，解决了十几个人的就业问题，他觉得还可以，但是后来这一点也达不到，后来我们说你彻底退休算了，六十多岁了，他也是觉得白头发添了很多，后来这个厂也解散了，全部是平本，我们看着这个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更小，最后是趋于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他经营的其实还不错，我们看对民企的限制，前年在安徽有一个中小民企的论坛，给一千多个企业家发问卷，你们认为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70%的人填写的是融资，没有再发展的资金。从银行贷款，银行不贷给你，或者说你要付出另外的成本，才有可能贷给你，或者贷款大部分的趋向是国营企业，或者是垄断企业，再或者是外资企业。
在这几种企业的挤压下，中小民营企业的空间非常小，我们要知道在工业企业里，利润达到1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生产型企业，但是融资的成本要达到12%，还没有其他市场准入成本，还没有说税负，中国企业的税负是全世界排第三位的。我们看到中小民企在中国平均寿命是2.9年，所以我非常佩服我老爸，这个企业撑了五六年，大大超过了这个平均数。为什么现在说创业这么难，或者说就业难，因为我们的企业少，很多城市的政府关注的是吸引大项目、大投资，前几天我到湛江，他们的重化工业、港口经济，动不动就是上亿元的大项目，但是我后来跟他们说，你们市委市政府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但是要知道小城市是依靠大项目发展，大城市反而是靠小项目发展，原因很简单，你对大项目进行扶持，是点对点的，而中小企业的增长是面的增长，有某种制度才能够使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受益，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经济获得大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就业难，实际上是和创业、企业本身的财富增长点的发展困难，是有很大关系的。当然尽管有如此的困难，民企总产值在全国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7%以上，我们可以想象，中国人是多么的具有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聪明伶俐，而且善于在缝隙中生存的才能，居然可以占到平分半壁江山，如果不给予限制，应该会有怎样大的发展？中小民企发展困难，以及大量的破产，意味着一些人的公平发展权利也被剥夺了。
５．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剥夺了一些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另外是关于知识产权，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已经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地步，过度保护，包括我们所说的迪士尼。世界抗艾滋病大会正在进行，医药展上展出了世界范围，特别是美国抗艾滋病最尖端的技术、最好的药物，包括前两年他们认为还不够成熟的药物，在非洲、在印度等等地方得不到施展，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艾滋病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非洲。但是在非洲这些药卖到多少钱？15000美元一年疗程，非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四五百美元，15000美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方面人类为了对抗艾滋病，创造出了非常先进的药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成千上万人还是因为艾滋病大量死去，因为他们买不起这个药。后来南非一个厂家仿制这些药物，一年三百块钱，救了很多人的命，后来辉瑞公司就对南非这个厂家提出诉讼，说你不能这样干。我们知道药物必须要有很大的资金投入，才有可能研制新药，但是你对于自身的利益和人命的保护，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寻找，总之这场诉讼发生了，在西方、在美国，也有成千上万人跑到辉瑞公司游行示威，说你们这样做太不人道了，为了自己赚一点钱，意味着成千上万人就要眼睁睁看着有药，但是还是要死去。最后辉瑞公司是在最后一刻撤回诉讼，执行了世界贸易中强制，或者说特许仿冒的条款，使得这种仿冒成为合法。
知识产权保护了谁、伤害了谁，包括微软卖给我们Windows，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过正版的，对于一个学生一个光盘可能是一千多块钱，如果全部软件换成正版，这个钱远远超过你购买硬件的价值，所以很多人使用盗版的。在人类历史上知识的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复制和传播，从来就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必要前提。微软公司它在这个平衡点上，我认为它掌握的并不好，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超额利润是通过一次一次意义不大的升级，源代码的迟迟不开放获得的，这一点剥夺了很多穷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权，如果他们终身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他们未来的发展只能够在一个低的层次上进行。
三、许多群体逐渐丧失发展能力的规律和特点
这样的一些事件，在六月份频密的发生，但是其中共同的一点，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许多群体正在逐步地、慢慢地，令人不可察觉地在逐步丧失发展能力，而且这样一个发展能力的丧失，我想是有它的规律和特点可循的。
各群体的发展能力呈梯级被蚕食掉，向上的趋势不会停止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社会，各群体的发展能力被蚕食掉，或者被损失掉，是呈梯级的。改革开放中发展能力受损失的群体，首先农民是最高的受益者，但是也是排名第二的受损者，先是下岗者，然后是我们所说的农民，随着农业税的执行，使得他本身的再发展的资金是不充足的，而且教育收费等等，是把很多人拒于校门之外的。然后是大学生就业难，中小企业频繁的破产，意味着大学生的就业难，他们不要说发展，发展的起点也是很难找到一个好的，然后是房价上涨，意味着白领阶层，我们说潜在的中产阶级，本来可以用于发展的再发展资金也被剥夺了。
为什么会有一个一个阶层，从下而上，发展能力被剥夺，我想很简单，就是保证这个社会往前发展，包括房价上涨，公平发展权丧失的基础，当我们掏空这个底部之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坝筑得更高，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得更快速，经济总量更大，使上面的人发展能力、发展的空间更加庞大，这是我们目前所做的事。通过一层一层的掏空坝底来筑高大坝，这是目前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一个非常实在的现状。这是一个方面。
很多群体没有享受到高速发展的成果
我们说一个群体接一个群体发展权的丧失，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经济仍然在高速成长，广东的经济去年是14%，中国是11%的发展速度，这是世界性的高速成长，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多少群体，还是有很多群体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但是处于大坝中部和底部的群体，并没有享受到高速发展的成果。十年以来，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我们是翻了一番，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准要翻一番半，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说明我们在筑高坝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的坝底已经掏空。
而且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这样一个向上蚕食发展权的趋势，其实并不会停止，当我们以为农民发展权丧失时，认为跟我们无关，第二天房价上涨了，当我们觉得房价上涨跟我们无关时，就业困难，当你找到一份工作，你看着求职的大学生，你觉得你比他们有优越感，这时房价上涨了。你看到白领在公司内部苦苦挣扎，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老板很好，这时你的企业破产了。是这样一个梯级向上的，这个趋势不会停止，最终会伤害到所谓既得利益集团。
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损最大的一群
04到07年北京高级轿车上万辆被人们划伤了，越是高级的轿车越是这样，这种不安全感，最终会伤害到我们这个社会执政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受损失最大的一群，所谓“官不聊生”，培养一个干部多么不容易，特别是从小苦出身，通过各种各样个人的努力，投入无数的社会资金让他增长经验，最后变成腐败分子，一枪给毙了。郑筱萸之前也是一个英姿焕发、很有理想的人，葛优说过，“二十一世纪最宝贵的是人才”，我们的人才就这样完蛋了，我想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而且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完善的体制，意味着官员有更多犯错误的可能，有更多犯错误甚至是犯罪的可能空间，这和人品有时候的关系不是很大，而是跟整个发展过程中的整体性的缺陷是有关系的。我认为现在最高危的，高风险的职业就是当官，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官不聊生”。这会逐渐的侵蚀社会，最后没有人会好，在不公平发展的社会里，想永远有人占便宜，这是不可能的。
不公平发展的差距有可能代际传承，教育不公平将是最明显的体现
这是发展能力梯级蚕食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不公平发展的差距有可能固化，或者代际传承。现在阶级、阶层的分化，其实还不是特别明显，尽管我们有社会财富的差别，但是我们身份的意识、阶级的意识，其实还是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这种过程正在加速的发展，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是在教育层面。教育层面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意味着我们的下一代将会两极分化，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分配教育资源，教育资源都是谁供给的呢？国家。而国家拿什么供给的呢？拿纳税人的钱供给。在这样的一种全民投入教育的过程中，但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地区差距是这样的，上海市一个中学生，所享受的教育资源，是58个河南中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这是地区之间的差距。整个教育资源被分为名校、普通高中等等，能够进入高学校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不要说全部按照成绩来，更多我知道的，一个学校的择校费，中学的择校费，没有十万、八万下不来，华师附小的择校费，八万块钱。能够上得起这些学校的，除了成绩好的少数贫家子弟，一定要有一些身份背景的，剩下普通家庭的子女，都到差的中学、普通的中学，接受次一点教育资源、教育师资的投放，所以在教育资源投放不公平的情况下，下一代的发展能力实际上也是不公平的，或者说是被破坏的。
公平发展权被破坏产生不良的社会心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公平发展权被破坏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心理。前几天中国经济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社会存在八种歧视现象，那儿止八种，八十种、八百种都可以数得出来。
这种歧视有人认为是社会分层，其实有时候不只是这些原因，社会分层并不一定会带来歧视，比如说《飘》里并没有更多出现这样现象，其实在英国的等级制度要比欧洲大陆的这些国家严重的多，但是人们是认可了这样的等级制度存在，并且寻求共赢，所以英国社会一步步发展，几百年没有发生过内战，所以有等级不一定就有歧视。另外一个情况，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也不一定就可以避免歧视。我们今天所有的社会阶层正在成长和成熟，这个歧视的心态其实是一种固化阶层，通过对其他人的鄙视，获得自身优越感或者自身群体优越身份的确认，这主要是满足这个方面的需要。
在中国培养歧视文化，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我要说的一句话，在中国培养歧视文化，其实是非常容易的，或者中国有天然的歧视他人的土壤，我们有非常悠久、深厚的歧视传统。我们说我们历史悠久，这个方面的历史最为悠久。古代很多人他是靠歧视来活着的，他没有歧视，无法找到生存的精神支柱，活不下去。我们看《左传》里提到的一种社会状况，“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一层一层的压迫下去，才获得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最底层的人不是很倒霉吗？大家放心，他仍然有人可以“臣”，他可以回去欺负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为什么中国对妇女的歧视有如此漫长、悠久的历史传统，因为男性跟男性之间的歧视压迫才厉害了，最后没有办法，回家就只有欺负自己的老婆、孩子。有人可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现状，可能要被老婆、孩子欺负，现在老婆都不让打了，还让不让人活了？
文革时我们是强化了新的歧视传统，比如说血统论，为了血统论，有人付出了生命，但是依然没有撼动分毫，地主的儿子要被歧视，上不了大学、当不了工人等等。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歧视，就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发展权被剥夺，如果这个社会，都有一个稳定的，或者说畅通的，自上而下，垂直流动的体系，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我们在压力型社会下，能够有优越感，也是我们得以生存下去的勇气所在，对很多阶层来说，这种歧视，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已经加入到其中。
歧视不只是强者对弱者的专利，弱者对弱者的歧视可能更厉害
我们对弱弱相杀，或者弱弱歧视的状况，其实也不是很陌生，最有代表的，就是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和排斥。去年广州说我们要提高广州准入门槛，限制低素质人员不能进入广州，在网站上引起一片热炒，后来发现七成的本地网友是赞成这种限制，当然因为广州也乱了，至于说乱糟糟可爱不可爱，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六成的全国网友是反对的。这很有意思，也许到了你的城市你也会反对，但是在其他的城市你就会赞成，现在就业不足被认为是外来人口的竞争，这其实就是没有出息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竞争能力，或者说各个方面的能力，没有得到发挥，比不上人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对于外来人口的歧视，其实有这种弱者心态在作祟，如果你真正强大，不会在乎这一点。
歧视文化在公平发展权遭到破坏的中国社会开始大行其事，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状况。另外一个方面，公平发展权逐个、批次的被蚕食，最终会侵蚀到是我们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础。所谓可持续发展，在每一个阶层的发展能力都被破坏的情况下，将变得不再可持续。这是一个问题。
四、反思公平发展权缺失的原因
我也不想做常规化的分析，因为这是学者们做的，而且制度层面的分析、人性方面的分析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可能有人已经解释过了，我只想补充几点。
公平发展权的缺失，或者我说是我们的发展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这个模式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发展的模式，当我们提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说它是怎么富的。这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更多是通过侵夺其他群体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的前提下，他发展了起来，这是我们先发展人群很多的规律。
这种模式，应该说是形成了既侵占了发展资源，同时形成了群体之间的恶性互动，我们知道什么是互动？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会互动来互动去搞得很厉害，两个人在吵架，本来是很小的事情，结果就变成问候家里人，最后动手的地步，这种互动不断的升级，最后是双双住进院。本来是侵占一点资源，但是你可能会表现的很傲慢，歧视的出现，理直气壮对弱势群体，结果人家反向歧视，不断互动，最后恶性升级。
可持续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会是一个所谓的环境概念。这是发展权的缺失。还有保护机制的缺失，这个方面我想很多的人，包括所谓的这些我们认为的弱势群体，实际上我认为比我们聪明很多。我做农村调查时，发现当地农民的智慧，政治智慧，乃至于政治程序的考量，使我这个人研究政治学的人也是望尘莫及，他们很早认识到经济的破败、村庄的衰落，最大的原因是农民权利的缺失。他们有全县的上千农民代表联合在一起维权的计划，我想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来自于他们生活中活生生的体验，就是说体制不保护他们，反而是要剥夺他们。
我曾经采访过，教育乱收费，每年都会有家庭因为教育而返贫，而中小学的收费也是水涨船高，甚至有各种花样百出的收费，比如说拿着一件普通的运动服，要卖165块钱，说这个运动服可以防非典，就要你交钱。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会不断地出现。而且这种发展机制的缺失，也使得试图能够从外部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群体感觉无能为力。其实黑砖窑事件在十年前就已经有报道过，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延续时间这么久、空间这么广大，从山西、河南，甚至在广州都有这样非法、强迫用工的情况，是没有人站出来吗？很多人想站出来，这次黑砖窑事件所引发的社会民愤，我们可以看到蕴藏在社会中的正义感、行动能力，其实是并不差的。但是问题在于说是谁扼住了我们的喉咙，是谁绑住了我们的手脚，是谁麻木了我们的心灵，使我们面对暴行无能为力，忍受它十几年之久，忍受它在我们的同胞里明目张胆的横行？
公平发展权缺失的原因，从更广阔的视角，仍然跟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全球化并没有完全彻底的影响到我们，但是全球化的全盘进入，也未必可以给我国带来全部是好事，全球化进程最重要的负面作用，就是会产生大量的边缘化人群，《被废弃的生命》这本书曾经写到，很多生命本来是跟我们一样，身体健全，有思想、有尊严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仅仅因为他在发展权上被剥夺了，就成为这个社会多余、过剩的人口，成为我们这个工业大生产、全球化眼中的垃圾人群，这些生命就是被废弃的。作者曾经设想过一个状况，一个城市所有人都非常爱干净，爱干净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像我这种不爱垃圾的人，也会产生无数的垃圾，如果非常爱干净，肯定是产生的垃圾非常多，这种垃圾不能分解，也不能重新利用，堆在旁边，结果这个城市越建越漂亮，最后城市周边的垃圾山比这个城市高两倍以上，这就是全球化发展的状况，当把更多的人群抛出在享受发展成果之外，事实上这种压力会淹没你所谓发展的成果，所谓爱干净的人群。
爱护我们社会的公平发展权，为什么要保护弱者，不是自然竞争，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吗？因为我们是人类社会，他们是有行动能力的人群，并不是你想象中的无能人群。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农民是被压迫得最苦的，也是什么权利最缺失的，中国的统治者非常聪明，他们长期把农民保持在稳定的生活状态，吃不饱、饿不死，因为吃饱了能够有更多的能力，会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影响，对统治者有更大的危险，如果饿的太狠了，就会揭竿而起，所以统治者的艺术在于如何让农民吃不饱、饿不死，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办法提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统治的需要。
但是我们要知道，历代的王朝是被谁推翻的？恰恰是被弱势群体推翻的。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警惕不公平的发展状况，走到一定的程度，将使社会面临分裂和解体的危险。另外，即使从逻辑和道理上讲，我们也应该承认弱势群体所应该具有的发展权。比如说我拿一只手出来，五个手指里那一个手指最没有用？小拇指。但是如果把它拿掉，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因为破坏了我们生活的丰富性。实际上人类的发展，既是依靠竞争性，同时也依靠着它的丰富性，没有这种丰富性，丧失了一千个发展的机会和可能。就像是我们说橡胶，汽车工业，汽车工业今天的发展，如果我们说在五百年前，橡胶树灭绝了的话，我们有没有今天形态的汽车工业呢？恐怕我们要花更大的代价。
很多东西因为丰富性，具有潜在的价值，我们说这个小拇指也不是没有用的，也可以挖挖耳朵、鼻孔啊，我们习惯用这个手指，实际上它是有用的，只不过你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尊严，都是有用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们所谓的无用，所谓的被废弃，所谓的边缘化、所谓的垃圾化，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并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如果他们享受到了同样的发展机遇，他会发展得更高，这是制度的错误，必须要排除一些人，他们不幸是这些排除的人，我们可能在都市里生活得很体面，但是如果真的把你排除掉，你在农村里还不一样是这样的状况，这是制度挑选的，并不是他不如你。如果他从小也是家里一柜子书，接触到各方面的人物，也会电脑，视野也很开阔，也可以看电视，他发展的未必比你差，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生命质量有多么的低劣。这样的状况下，保护我们时代的公平发展权，从道德上、伦理上、逻辑上，乃至功利上，都是时代的必须。
我提两点。全球化的问题并不是要通过废除全球化来解决，实际上也废除不了，而是要更彻底的全球化解决。现在的全球化是片面的，是资本走遍世界挑选劳动力、占尽优势的全球化，而不是每一个群体、每种生产要素都获得发展机遇的全球化，所以我们需要更全面、彻底的全球化，而这个空间是需要我们争取的。NGO组织在十年前在香港社会，香港市民看到这样一些人，说你们太坏了，为什么？你们帮助懒人，帮助弱势群体，让他们更懒，这是他们的想法。但是现在更多的人对NGO是支持了，这是香港社会非常明显的变化，他们认为这是制度的错误，而不是因为这些人懒，所以他们认为NGO组织存在是有价值的。
全球化在今天是片面的，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状况是什么，全世界的无产者是高度分裂的，但是全世界的有产者联合起来的。至于说如何团结、如何发展，我要说的一句话，我们的身份经历了很多变化，二十年的时间，如果说我们的一切权利都没有，我们在单位必须要听领导的，小时候必须要听老爸老妈的，结了婚必须要听老婆的，我们的人生过的毫无价值，我们生活在沉吟的状态。但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给了人们更大的发展空间，现在我们的身份就是市民，我参与一本杂志《市民》，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人民。市民发展来发展去，发现发展不上去了，有了玻璃天花板，发展能力被掏空了，怎么办？必须要参与公共生活，必须从市民的身份转化为公民，这是我们所说的身份发展所必经的路径。
上一个星期，我到丽江花园，搞了一个活动，叫白领帮助农民工培训，所谓“城市微笑”。把丽江花园的业主，有各种知识技能的人组织起来，和周围的农民工发广告，说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技能，我们这里有什么样的老师，大家做一个对接。上个星期是他们第一次活动，有室内的活动，也有室外的，训练团结精神等等。这个方面来说，当时发帖子的人，这是我的一个老乡，中间站的这个女孩（见图），她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响应，四月份发的帖子，有很多业主，包括从香港专门回来，参与这个活动。后来工厂的工人也是非常支持，后续的发展，我们不去管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况，城市这样的一种表达，这种所谓的帮助弱势群体，是落到了实处，这样才有可能有城市人民的微笑。我们能够用一种笑脸，用真心帮助别人，才可能会有城市的微笑。
使这个城市充满微笑，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对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原则，非常的不感兴趣，我们要为后代如何如何，我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是一种伪善，我们对当代人都没有负起责任，怎么对后代人负起责任，而且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推卸责任，我们经常拉着孩子的手，“孩子啊，以后就看你们的了，我们这一代人不行了”，我们这一代为什么不行啊？今天在座很多人都已经为人父母了，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对这个孩子的爱，你说给孩子找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还有毕业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找一个好的媳妇，这就是爱了吗？我觉得不是，而是为孩子创造全新的世界，让孩子可以在以后自由的呼吸。我们真正爱孩子的方法，不是说我们把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推给后代，这不是爱他们，这是让他们的负担更加地沉重，我们没有理由这么做，我们需要的是自己堂堂正正的生活，需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这样的生命的完成，或者说责任的担当，我想比你单纯的给你孩子找工作，显然是更加的艰难，一个新世界不是那么容易被创造出来，我们之所以觉得今天进步如此缓慢，是因为我们前几代人不肯做出选择的牺牲，爱确实是这个世界最难的事情，但是再难也没有人可以避而不做。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唐昊的精彩演讲。讲的都是非常实在的话题，都是我们正在发生、正在经历的事情。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机会，跟更多的朋友进行交流和对话。
在交流之前，稍微总结一下。敲醒这个时代的警钟，我们这个时代繁荣的背后还是有很多问题，今天着重谈到公平发展权的问题，我们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究竟什么是科学发展观里强调的东西，今天唐昊总结出来是公平发展权的问题。到底人权和猪权有什么样的区别，在发展这一块，在这一代怎么得到公平发展权的问题。我相信在座有更多人有精彩的智慧，想提出来进行分享。下面的时间交给大家。
现场提问1：唐老师您好。刚才的讲座非常精彩，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绝对公平，本身一个社会存在的结构应该是金字塔的，如果想寻求绝对公平，意味着是不是像文革时造反有理，我觉得想寻求绝对社会公平是做不到的。
唐昊：谢谢你的提问。不可能有绝对的公平，我在这里谈了一点，要使公平发展权被破坏，或者说不公平的程度，是在可容忍，不会破坏社会长远发展的范围内。为什么说这样一种强调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整个社会的结构有可能像你所说的是金字塔型的，目前来说，大家觉得金字塔是很坏的结构，少数人霸占大量财富，下面大量人生活无着。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比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还差一点，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是倒T型，70%的人处在社会下层，上面是一个柱子，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地发展，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来的。这比金字塔型的结构还要差一些。
我们理想中的社会结构，刚才也有朋友说是橄榄球型的，70%的人有中等的社会生活、社会收入，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西方社会一般来讲百分之七八十处在中间阶层，但是这两年，由于全球化的侵蚀，也使中间阶层出现两极分化，日本社会出现下流化，不是说日本人很下流化，而是社会流动向下，意味着中产阶层的破产，而这对于社会发展是一个警号。我们今天的发展，中产阶级还是潜在的，还没有培育出来的，还是在T型的下端往上爬的过程中，就被人无情的踩下来。
如果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寻求更多的发展效率而不是公平，而在今天我们公平发展权被破坏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效率、公平等等都首先极大的危险。是不是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我想在今天的社会，有今天人的解决方式，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身有特定的思想文化土壤的，而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我认为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小姑娘领着几十个人在这里玩游戏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对社会的伤害吗？显然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朱健刚式的方式，是丽江花园式的方式，帮助弱势群体发展的方式，公平的取得不是把富人往下拉，而是把穷人往上拉。这是我们中国社会寻求社会公平的一种方式。
现场提问2：作为中产阶级，忍无可忍了，应该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抗公平发展权被蚕食的现象？能不能提出几条建设性的让我们可以发泄的建议。我坐在旁边的朋友提出一个建议，回家打你们家那条狗吧，我觉得这不切实际。房价上涨的问题，它剥夺了我去旅游的权利。我是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老师，我们该如何去对抗中小学生，特别是中小城市里学位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唐昊：关于行动上的话题，我刚才说过了，朱老师可能会有更多的体会和经验，我们先听一下朱老师的意见。
主持人：刚才这位同学我知道，是“灯塔计划”的，其实你正在做这件事，很多答案并不一定要从学者的身上寻找，很多时候是要靠行动者自己来回答，在你们这个组织里做乡村支教，很多教育的不公平，恐怕不能靠刚才那位想的文革的方式，把富人拉下来，现在想的是把穷人推上去，但是不仅仅靠富人把穷人推上去，而且穷人要具有发展的能力，怎么让他有能力发展，一个是制度的改革，使社会有更多的机会，让他有发展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要靠社会自己的力量，比如说灯塔计划这样的组织，或者更多别的民间组织，想办法跟他在一起，让他有信心，首先有信心发展自己，另外我们提供很多机会，让他具有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这是一个长远的道路，恐怕很难，所以最后唐昊说到推卸责任，推卸责任太容易了，每一个人都可能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要靠下一代了，反正搞不定就等下一代，下一代不行再等下一代，关键是大家一起思考，我们这一代这么难的情况下，怎么样坚持把这个事情做下来，这是特别需要一些人、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要集体想，逐步把这个事情做下来。
其实我没有什么能力让穷人致富，我其实也正在受歧视的过程里（笑），但是我们不要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一起想办法，尽可能在缝隙里生长。建议在这里有更多企业家这样的人，中国市场经济为什么发展这么好，就是一批人缝隙里成长起来，寻找各种的机会，黑色的也好，灰色的也好，不断地寻找机会。丽江花园的农民学校就是这样，看不惯农民工受歧视，做一些事，把城市的微笑带给他们，很可贵的就是他去做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去做，而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可以把更多的智慧和方法带来。我想这可能是一条道路，先做起来，然后把你能够做的东西先做，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改变的。
唐昊：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灯塔计划，凝结社会的力量去支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可以改变的其实是社会的一个小小角落，甚至一个点，但是所谓的改变，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能你觉得一直没有希望，做了一点改变，可能是不超过我周围多少个平方米，但是要达到一定量的积累，才有可能达到这个社会质的改变，这之前的过程肯定是艰难的，你不知道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你所谓的突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大家一起做的，当然也可能是少部分人范围内的事，去年国家审计局做了一个审计，审计出一个55亿元的资金，原来是做小额贷款，贷款给下岗职工，我们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小额贷款是弱势群体，还有无业人员也好，向上发展非常重要的手段，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给小额贷款的发起人。但是我们国家的小额贷款，55亿元干什么呢？贴息，国务院拿出来做贴息贷款，我算了一下，至少可以融到几百亿元的资金，但是只发放了差不多二亿多元，不到2%，也就是说本来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这些资金，帮助成千上万的人，但是只发放不到2%。这件事希望促进地方政府也好，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具体的政策做出调整，每一个具体的政策调整，积累下来就会形成整体性的进步。
现场提问3：唐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我们国家现在公民权利还缺乏，怎么想办法争取我们多一点的公民权利。我想到现在国家很重要的一点，宪法规定政治权利还没有达到，最重要还是先在法律上规定权利。
唐昊：实际上政治权利的争取，是公民权，或者说发展权，每一项权利其实都是有缺陷的。实际上法律的一些规定，它很多情况下在我们体制内部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掩盖了。法律规定的自由，在地方或者实际执行时，被政策性的文件、条例、地方法规、暂行规定，这些东西所化解了。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把我们国家整个法律规定的权利都实现的话，可能要达到法治社会，但是从目前来说，我们要养成一个法制习惯，这种习惯的培养跟公民社会的强大是有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不可能让法律赋予你执行的可能。但是我们发现量变的国家正在发生，两年前我在中山图书馆做岭南大讲坛，位置是坐不满的，我看到有很多老朋友，他们应该可以想到当年的情形，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人至少多了好几倍，经济能力、受教育的程度可能比过去也好多了，我们共同团结做一件事，打造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也是公民社会的体现。我们还在起点，不要梦想获得所有的权利，我们首先梦想做好彼此的沟通交流，做好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现场提问4：按照以前样样都政治化，示威游行等，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些是不适合我们的，欲速不达。什么适合呢？公民权利有很多种，比如说丽江花园，帮助弱势群体，其实有很多的事可以做，我们通过自发的民间组织，这是跟政治离得很远，要取得各个阶层的支持，甚至党政部门的支持，这是容易很多的，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适合。今天不要说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等等，我觉得比较过分了，欲速不达。
主持人：这是一个评论，非常感谢。
现场提问5：唐老师，您的思想，包括您的很多言论，怎么传达给更高层，拥有公权，或者比较有经济实力的人，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接受你的思想？
唐昊：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啊。我只是向和我一样的人，作为普通人知道这样的道理，因为主动权其实并不是掌握在这个社会的精英手中，我们社会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权利精英，我也有很多的朋友，我知道他们的内心实际上非常的软弱，至于说到具体的理想状态和行动能力，我其实是相信普通人的汇聚，我们诉求的东西很简单，我们所依靠的东西也很简单，就是内心里与生而来，或者天经地义要求的公平生活的权利。我所面对的是和我一样的普通民众，这样足以。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同我的想法，并且他们自己有更高明的想法，我想这一点才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前途的认清，可以在我们的共同交流中一步步提升，这更重要。我期望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境界，什么境界呢？我们不管那些精英的人物他们怎么说，甚至我们不管这种政治变革如何发生，只专注我们做好公民社会的建设，变得更强大，如果我们达到这样的境界，不论是政治精英或者是经济精英，他们是否进步，有时候他们的反对是源于他们的软弱，也是源于我们的软弱，如果我们强大了，他们自己就进步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影响方式，其实他们的道理比我们知道的更多，甚至比我们的数据掌握的还要多。
主持人：不仅仅在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关注，网络上也有很多朋友关注。
网友：第一个问题，怎么样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结合民间的力量，实现维护公平权，应对黑砖窑事件？现实公开的讲座，这在国内是第一次讲到黑砖窑。第二个问题，民众监督到底对地方政府有怎样的作用，中央关注山西政府才有所作为。第三个问题，如何实现权责利的平衡，政治改革如何保证动力大于阻力？第四个问题，黑砖窑问题，大家都知道劳工必须有人身自由，有劳动选择自由，黑砖窑问题与亚洲其他国家的童工问题，可能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请唐老师回应一下。
唐昊：网友提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社会对于一个具体的公共事件进行深入思考之后，才能够提出来的一些问题。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些事件进行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承诺在这里思考这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压力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解析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好，我们可以分析清楚这个事情本身理论现实的基础和前提在那里，我想当然是一个突破。但是现在来讲，这其实一切并不是最重要的，意义都已经不是很大了，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综合中国方方面面问题的缩影，我们能够从黑砖窑事件中不但看出全球化的问题，看出我们无意中使用这些砖的居民，促使这些低价劳动力产生的一个剥削，我们也不想提当地政府的缺失，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中国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总结出来，一个也改变不了，我们在这里谈还有什么意义。问题在于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良心平安的一个药方，但同时也是我们今后享受更多公平、正义好消息来临的，分享这样一个社会的前提。
我写过一篇文章，我最害怕的就是从重从快地处理这个事情，从重从快意味着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制度风暴、社会变革就不存在了，因为事件本身没有了，已经结束了，我的意思这个事件永远也不能够结束，至少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孙志刚事件至少今天还在频频提起，无非是当时导致孙志刚死亡的原因，今天看来还是没有消除，黑砖窑事件我想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会被不断提起，造成我们可爱的后代也好，或者是那样一些无助的人们悲剧消除之前，我想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我们今后在具体的制度进步的时候再提到他，或者应用从他身上获得的反思和资源，我想这是我们在很多情况，具体情况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忘记，在未来每一个制度的变革中提及它，或者是纪念它。
主持人：谢谢。像任何一次讲坛一样，我们的时间到了，很抱歉，但是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交流。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觉得我真的为广州骄傲，为广州市民骄傲，在这么一个大热天讨论这个问题。
下次论坛的主题是“当前股市与中国经济”，地点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论坛。谢谢大家。
（以上内容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发言者审阅，如有疏漏，敬请原谅！其中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如需转载本文，必须注明稿件来源！）
（编辑／图片：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