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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生存和发展压力与中国的道路
2008-04-30 11:30:14 来源: 南方网  暂无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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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很大,但作为研究者,我首先考虑的是它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更多是要讲出问题,以促使当政者和公众了解,来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要注意,改革之初确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改革之初,那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提出的,是“文革”前提出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富国强兵。通过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现代化,国家要富有、军队要现代化,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打大战、打核战,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再到江泽民提出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主潮流。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同时又坚持了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所谓“不能改的东西”,于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不是简单的更好了,而是内在关系更加紧张了。

  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主潮流的话,如果我们认为体制不同、利益主张不同的国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话,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话,我们的很多思路就要改变。但是,我们很多旧的做法又都在延续着,我们到底是要富国强兵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十四大、十五大新确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呢?

  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存在着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

  首先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分治。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差不多是6:1,世界少见。而地区差距以县为单位,根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富和最穷的地方相差64倍,进入新世纪后变成了171倍。如果说,当年清末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城乡分治的后果,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经验。

  其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有那个时代形成的规则,干什么事情都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众参与。参与和被动员是两个概念。我们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却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我们当年提的两个彻底决裂,在“文革”中达到一个极致,造成我们现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断裂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很难追寻传统。

  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改革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决。我们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垄断国企问题、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硬骨头,我看到今天也没有转变到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非常艰难的时刻。

  我们过去以为,确定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走到,就可以走向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结果并不是这样,发展有路径依赖,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出现暴发户,但我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暴发户”,又出现了如此多的弱势人群,其中最穷的一块,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农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67%。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相当大了,我们还要在看到贫富分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晋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碍,城里人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开始垂直流动,而农民工却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明年到广州打工的水平流动。我们要看到,天生就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组织本领的人,如果不给他机会在合法的渠道上进行晋升,就会形成底层精英,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当年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把我们导入法治社会,但是没想到市场经济和旧有的权力系统有一种非常绝妙的结合,在我们这种市场中形成了一种贪官、奸商、刁民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话可能就更难受了,而贪官、奸商、黑势力在市场中就更加如鱼得水。

  比如重庆最牛的钉子户问题解决了,背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复制?谁也不清楚。厦门的PX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原因?其他的环境利益之争,能不能这样解决?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就是可以把相当多的人都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

  新旧体制并存时,由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价,这个时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竞争者才能有条件、有机会进入这个竞争格局里,又只有更少数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我们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利益格局,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就是现在改革往前走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强势,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让出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由于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有中途“定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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