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很大，但作为研究者，我首先考虑的是它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更多是要讲出问题，以促使当政者和公众了解，来解决好这些问题。

　　我们要注意，改革之初确定的方向和今天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改革之初，那时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其实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提出的，是“文革”前提出的。它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富国强兵。通过工业、农业、科技、军事的现代化，国家要富有、军队要现代化，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打大战、打核战，战争不可避免。但是，到了邓小平时代，他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再到江泽民提出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再到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的主潮流。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同时又坚持了计划经济时期留给我们所谓“不能改的东西”，于是，我们每往前走一步，不是简单的更好了，而是内在关系更加紧张了。

　　那么，我们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们认为和平、发展、合作是主潮流的话，如果我们认为体制不同、利益主张不同的国家可以共生共存的话，如果我们把人看成第一位、把民生看成第一位的话，我们的很多思路就要改变。但是，我们很多旧的做法又都在延续着，我们到底是要富国强兵的四个现代化，还是十四大、十五大新确立的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呢？

　　这里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还存在着短时间内很难化解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遗产。

　　首先就是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分治。现在城乡收入差距这么大，差不多是6：1，世界少见。而地区差距以县为单位，根据统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富和最穷的地方相差64倍，进入新世纪后变成了171倍。如果说，当年清末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解决城乡分治的后果，需要的是世界未有之大经验。

　　其次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我们有那个时代形成的规则，干什么事情都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而不是今天提到的公众参与。参与和被动员是两个概念。我们有很强的敌情意识，却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的观念。我们当年提的两个彻底决裂，在“文革”中达到一个极致，造成我们现在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断裂之后，几千年的文明古国现在很难追寻传统。

　　进一步来说，我们的改革面临着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三十年改革，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是又多年得不到解决。我们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好改的都改了，剩下的垄断国企问题、金融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硬骨头，我看到今天也没有转变到位，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非常艰难的时刻。

　　我们过去以为，确定一个目标就一定可以走到，就可以走向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人人平等，结果并不是这样，发展有路径依赖，会形成新的利益格局。规范的市场经济国家很难出现暴发户，但我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多的“暴发户”，又出现了如此多的弱势人群，其中最穷的一块，就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说的，农村年收入在865元以下的9000万人。官方公布的数字，城市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有的金融资产达到67%。

　　我们看到，反映社会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相当大了，我们还要在看到贫富分化的同时，由于社会晋升的渠道有制度性的障碍，城里人大学毕业进入政府机关，开始垂直流动，而农民工却只有今年到深圳打工、明年到广州打工的水平流动。我们要看到，天生就有一些绝顶聪明的人、有人格魅力的人、有组织本领的人，如果不给他机会在合法的渠道上进行晋升，就会形成底层精英，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当年我们认为市场经济会把我们导入法治社会，但是没想到市场经济和旧有的权力系统有一种非常绝妙的结合，在我们这种市场中形成了一种贪官、奸商、刁民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老百姓如果不刁的话可能就更难受了，而贪官、奸商、黑势力在市场中就更加如鱼得水。

　　比如重庆最牛的钉子户问题解决了，背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能不能复制？谁也不清楚。厦门的PX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的？背后有没有复杂的原因？其他的环境利益之争，能不能这样解决？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制，就是可以把相当多的人都培养成为机会主义者，这是非常可怕的。

　　新旧体制并存时，由于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价，这个时候形成了只有很有限的竞争者才能有条件、有机会进入这个竞争格局里，又只有更少数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获胜。改革三十年形成了利益格局，我们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利益格局，现在之所以不愿意往前改了，就是现在改革往前走要牺牲一些人的利益，而这些人是属于社会的强势，有什么力量能让他们让出既得利益？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由于这种既得利益者的抗拒，有中途“定型”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