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障碍

　　东亚地区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是源自二战后经济恢复完成之后形成的那一波产业转移，当然首先是向没有制度障碍的地区转移，于是形成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东亚四小龙。产业转移的结果，造成了疆域比较小、幅员不怎么辽阔的狭窄经济体资源要素的迅速重新定价，造成劳动力的巨大差价，这就是当年广东“逃港潮”的由来。“逃港潮”和国际产业资本结构的调整和转移是有关系的。这种调整和转移在早期一般是制造业外移，现在发展到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大众化结构调整时代。

　　因为进入生态文明时代的要求，由于大工化形成了严重污染，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85%的GDP可以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为什么还要这些破坏环境、制造生态灾难的重化工业呢？只要保证一条，就是让它的货币永远成为强势的货币，它就没有问题。所以现在美国找中国，握手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中国开放本币，只有你开放了本币，才意味着你的经济主权的核心让渡给了我。

　　当年我去苏东国家考察了40天，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了一跳，我这个穷学者到了东欧，立刻变成了“百万富翁”——我拿张100美元一换，就换了后面一串零的厚厚的一叠货币。政治改革优先的苏东国家在政治主权垮塌的同时，出现了货币金融体系的垮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卢布贬值万倍。你想想，一个国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个一两万卢布，本来可以换三四万美元，现在一夜之间缩水成一两个美元，老百姓怎么可能不去骂大街？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从产业资本阶段进步到金融资本阶段。

　　在这一点上，中国接受了教训。中国恰恰在1992-1993年进入了货币化、金融化的进程，我们货币增发速度远快于经济增长速度的2-3倍，在1995年被世界银行评价为所有28个转轨国家货币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进入新世纪，我们的货币化程度是200%，终于成为金融资本大国，但是总量仍然偏小。同时，我们在1992年开放了资本市场，这就是股票、证券、期货等。我们及时地把自己的以制造业经济为主，过渡成了既有制造业又有金融资本经济的结构。

　　说到目前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我早在2004年一篇文章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尽管广东经济发达，国民收入很高，但是广东没有形成内生的经济结构调整机制。一个月之前我来广东调研，发现在广东某县级地区，村组两级的地租非常之大，达到数十个亿，但却构不成金融资本的积累，因为没有转化为金融资本，没有转化为地方性的商业银行。这是广东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一般制造业阶段时，我们在微笑曲线中处于中间的谷地(在产业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开发商和销售商占了极高的份额。我们知道，当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主导，出现了产业转移所形成经济结构时，它产生内生型经济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并不太大。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外部条件：全球产业正在进行重新布局，包括国内大工业化的重新布局，一定是在沿海岸线的、能够大规模吞吐的地方进行重新布局。我希望广东能抓住这个机会，把微笑曲线改成相对比较平缓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