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闯关：谁发明了“双轨制”？

　　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到经济学。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在干什么呢？1979年4月，一批经济学家在江苏无锡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讨论按劳分配。无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刘国光等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不能光搞计划也要有市场。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中国改革的第一个白皮书《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建立在1978年到1984年经济学家对计划和市场开展的讨论基础上的。

　　最近，世界银行第一位驻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发表文章，回忆当年怎么让中国和世界银行建立起联系。1978年、1979年他一直在北京找关系，尽管他是华人，但是作为外籍人士，受到很多限制，他就经常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的家里聊天，慢慢打开了局面，说服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建立联系。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全面的三个月的调查，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

　　这个调查报告在1981年完成，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作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撰写报告，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开始，通过世界银行，中国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请到中国来。东欧的经济改革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积累了一些经验。那个时候我正念大学，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我们当时学的都是马恩全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东欧经济学家的演讲让我们耳目一新。

　　比如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当时在大学经济系里几乎人手一册手抄本，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如果翻翻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研究》杂志，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都是必讲科尔内、必讲东欧经济学。

　　世界银行还帮助中国派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出国去学习西方经济学，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想到派年轻一些的，吴敬琏是一个，当时吴敬琏50岁还不到，算是年轻的，还有黄范章等。

　　东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改革，最重要的是放权让利，就是往下放权。中国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和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末，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都是建立在放权上的。上世纪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样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早期是局部的，比如安徽的小岗村、广东的深圳。

　　今天很多人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设计、没有蓝图，走一步算一步，这话不完全正确。联产承包可以说是自发的，中央没有设计过，广东的崛起也可能只是部分设计过，但总体是一个自发的实验。但是，从1983、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就开始积极地参与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当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价格问题，但是价格怎么改呢？当时大家都是低工资、低物价。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最核心的就是价格，如果改革调整不到位，中国的改革没有出路，一定要闯这个关。当时成立了一个设计组搞价格设计，从苏联、西方学习了一些技术，建立一个模型来计算，怎么调价，怎么补贴。这个方案当时拿到中央讨论，中央一位领导人就说要集思广益，于是在1984年9月，《经济学周报》、《中国青年》等十几家媒体单位发起了中国第一届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会议，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

　　当时采取征文的方式，有1300人投稿，最后从中选出120篇。莫干山会议讨论了八个题目，最热门的一个题目是价格。当时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说国务院对当时算出来的价格改革方案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大家就讨论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以张维迎为代表的认为要放开，这种言论在当时不怎么受人重视，那时他就是一个研究生，被人认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就是西方教科书提出的放开让市场调节。但是也有人提出调节，小步快调，调的幅度小但速度要快。争论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热血沸腾。

　　会议最后形成报告找来上海人徐景安写，他当时在体改办工作，知道怎么写可以让领导听进去。找谁汇报呢？大家认为在辩论中华生的口才比较好，就让华生带着报告去杭州见分管的领导张劲夫汇报。报告综合了“放派”和“调派”两派意见，最后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采取调放结合，即双轨制。

　　现在大家争论谁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有人说是华生，还有人说是张维迎。华生发表文章说不可能是张维迎，因为他是主张放开价格的。华生在双轨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不是华生呢？最近又有罗小朋说是他提出的，但是他不会去争。在当时那个争论的场合，可能谁最早提出的双轨制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总归是这个方案形成了，华生最后去汇报的。

　　1985年，国务院下文，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价格改正，这被认为是在莫干山形成的双轨制方案被中央采纳了。可是这时，在北京的另外一批经济学家极力反对这个方案。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以及在国务院工作的吴敬琏、李剑阁、周小川，他们也在做一个研究，认为中国的改革要整体配套，不能说把这一块改了而其他不动。后来他们写了方案给国务院，极力主张放弃双轨制这种使不同体制并存的局部改革方法。在双轨制实行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现“官倒”，就是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批一个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双轨价格产生的经济混乱，于是决定在1987年采纳整体配套改革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