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改革

　　这当中还有一个插曲，1985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通货膨胀，是由消费基金膨胀引发的，这和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反过来的，现在的通货膨胀都是由于投资过多造成的。可是20世纪80年代投资比较少，主要都是消费，我们没有那么多产能来满足大家的消费欲望，所以引发物价上涨。20世纪80年代有一位老经济学家杨启先先生发表文章，说那时的通货膨胀就是“工资侵蚀利润”，企业赚的钱都给工人发奖金了，包括货币奖金和实物奖金，那时中国还是比较短缺的经济，怎么经得起呢？所以通货膨胀比较厉害。

　　出现通货膨胀该怎么办呢？当时世界银行出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组织了一次大型的会议，请来非常著名的国外经济学家，其中有一半是我前面介绍到的东欧经济学家，曾做过捷克副总理的奥塔希克、波兰犹太籍经济学家布鲁斯等，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听听国外是怎么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会议是1985年9月，在长江上的一条船上召开的，叫83号，所以这个会议被称为“83轮会议”。中方的经济学家有薛暮桥先生，当时有80岁了，最年轻的就是像吴敬琏、刘国光等，还有马洪、高尚全等等。还有做记录的，像郭树清、楼继伟等，他们那时还是研究生。

　　当时这个会议的全称叫“宏观管理国际研讨会”，但是宏观管理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在当时还是比较西化的，于是就有人建议叫宏观控制，但又认为控制是计划经济，不能叫控制，于是就叫“宏观调控”。从此，“宏观调控”这四个字走进了我们的政府，现在大家每天都在讲宏观调控，其实最初这个词来自于83轮会议。83轮会议将我们的目标模式、宏观调控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讨论，并写出了报告提交给中央政府。

　　厉以宁当时还在北京大学当老师，不在政府部门工作，影响力有限，也没有参与重大的改革方案设计，他一直说我们应该进行所有制的改革。从1987年开始，中央采纳了厉以宁的意见，从价格改革转向所有制以及企业改革，转向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给企业和地方更多的自主权。

　　但是，所有制改革的时机不太好，1987年通货膨胀的苗头起来了，到1988年演变为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腐败，社会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大家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

　　1989年之后，中央政府认识到，中国的改革还是要用集权的方式来做，也就是中央政府要有足够的实力，自上而下的推进改革，但是要给地方改革的激励，要让地方有改革的动力。我们应该把它定义为“再集权”，因为曾经是集权的，80年代放权了，但是1989年后重新集权。但是吸取了教训，不给企业和地方征服这么多的财力，约束他们的预算。中央的财政收权里有一个策略性的考虑，是希望地方政府在面临严重的财务约束的时候去改革。

　　中国让西方人看不明白的是哪里呢？就是上世纪80年代折腾了这么久，最后基本上不成功，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经济的基本构造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来。

　　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从1981年开始，通过世界银行，中国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请到中国来，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世界银行还帮助中国派了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出国去学习西方经济学，当时吴敬琏50岁还不到，算是年轻的。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渐进主义、增量式的，20世纪80年代确实如此，但90年代中国的改革，确实是非常激进的，用集权而不是放权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进改革，而且用这么短的时间做成了。

　　与其说（西方）经济学是理论，还不如说是技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分析和预测人的行为如何变化的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在我看来不存在照搬的问题。

　　这主要是靠什么呢？当然是有前面的积累，但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有了改革的激励。上世纪80年代放权让利了，地方政府和企业有钱之后都分掉了，不进行改革，还导致了通货膨胀。所以必须要改变激励方式，让他们没有钱，向中央拿钱就要进行改革。于是世纪80年代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在90年代全部都解决了。

　　大家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代成功的改革都是增量改革，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圳特区等等。某种程度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没有改什么东西，只是允许某些新的东西存在。但是真正要改革的，比如说物价、财政等，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做不下去。

　　小平同志1992年在深圳等地的南方讲话，他说我们应该加快改革，不改革死路一条，我们现在耽误的时间太多，大家不要争论，看准了就做，要大胆实验，这一系列的话都是在他89岁时讲出来的。我觉得中国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走了那么多弯路，也没有怎么成功，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上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小平同志希望加快市场体制的建立，在80年代不能做的几项重要的改革，大刀阔斧地在90年代全部做到位，这奠定了我们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架构。

　　到了1994年之后，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就总体完成了，也就是说，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这一个目标已经建立起来了。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性的没有解决好，比如汇率、外贸等等。这个框架的建立，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很复杂曲折的过程。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是要问一个问题，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下而上、渐进主义、增量式的，这个话也对，上世纪80年代确实如此，但是很多人没有关注到90年代中国的改革，确实是非常激进的，用集权而不是放权的方式，自上而下推进改革，而且用这么短的时间做成了。为什么90年代的集权能够行得通？为什么90年代的集权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为什么90年代的集权导致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这在西方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想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留在最后，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看起来我们是自下而上、自发的改革，却没能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起市场经济。我们建立市场经济确实时间很短，而且是在高度集权的框架上建立起来的。为什么中国的再集权可以推进市场改革，而俄罗斯的放权让利最终走向社会的混乱、经济的混乱，最后苏联解体，而中国1989年后的再集权过程，却带来更好的经济发展，这恰好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另外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