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提问：张老师您好，在您的演讲中对20世纪90年代国企私有化改革是认可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张军：国有资产流失，是2005年时郎咸平、顾雏军之争很大的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解的。我是站在郎咸平的对立面，经济学家的看法总是看机会成本，他说这是流失，那么如果维持现状，企业不进行改组，这些账面资产还在，资产没有流失，但是企业治理结构没有改变，没有引进战略投资者，也没有激励，企业就会慢慢地坏下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出版社是国有的，出版了很多书，书卖不动，都堆在仓库里，一间仓库不够来两间、两间不够就三间……我问出版社社长能不能把这些书处理掉？他说处理就要作价，账面资产就减少了，我就会背上一个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国有企业一次性的改组，看起来是产生了一些不公，因为可能被内部人低价收购了，但从一个社会的角度看，这又是对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

　　评价资产有没有流失，就是看起点公平不公平，大多数国有资产不盈利时能卖出好价钱吗？不可能。至于说到某些个案，我想可能是有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发生了，又有证据，就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顾雏军案就是这样。但是我个人认为国有企业改制还是可取的，因为国有资产的账面价值其实在那时已经流失了那么多，企业搞不好就是最大的流失，国有资产不增值了。通过改组，可以把它变成可以增值的资产，虽然在初始分配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的目标是清楚的，是要增值保值。设定另外一套机制增值保值，比维持原有的体制要更有效率。现在用比较小的代价来实现增值保值，对政府是可以接受的。贱卖的情况是有，但是同样有高估的情况。比如说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你说是高估还是低估？凭什么一些国企一被包装就可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卖那么好的价钱，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不能贪这么大的便宜。我并不认为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发生，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现象就那么糟糕，国有资产还是进入了新的良性体制。

　　现场提问：我是在读的博士生，现在国内的经济学研究都是以西方经济学作为参照体系，如果放在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不是需要一定的修正？市场化改革的底线在哪里？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西方所宣传的经济学体系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张军：这三十年来，我们仍然是在使用“西方经济学”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应该放弃了，经济学跟物理学、生物学是一样的，它是一门科学。西方经济学首先是一套解释人的行为的理论，解释行为的理论有很多，有社会学、人类学等，为什么经济学会成为社会科学里解释人类行为方面相对优势比较大的一门学科呢？原因就是经济学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上，假设人是理性的，其他的学科很少做这样的假设。什么叫人是理性的呢？就是给定一个约束条件，人总是会在这个约束条件下做出最好的一个选择，约束条件的改变会引起人的行动改变。经济学建立了一套分析的工具，借助于我们观察人的改变了的行为来推理约束条件的改变。这和你是在美国、英国、日本或中国其实没有关系，因为不同国家的约束条件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关注人追求什么，人的选择总是为自己的利益考虑，仅仅改变的是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约束条件，约束条件相似的地方，行为是差不多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马路上没有电子眼，开车的人都可能超速，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有了电子眼，开车的人就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因为超速就有可能被罚款。

　　经济学抓住了人的行为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会对约束条件作出反应，这是人最重要的一个行为逻辑。如果把约束条件从电子眼推广到一个国家的制度，也是一样的。我想，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改变约束条件，把原来不存在的引进来，引进那些可能对中国有效的约束条件。很多人批评说现在的经济学家就是照搬西方，说这个话的人看来是没有做过研究。因为做研究是看具体的问题，比如研究中国的社保制度，这和美国的社保制度不一样，不可能照搬。我只要了解美国的经济学家是怎么做研究的，找中国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与其说经济学是理论，还不如说是技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分析和预测人的行为如何变化的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和技术，就可能成为比较好的经济学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只要研究中国的实际约束条件是什么，就可以很好地预测从微观到宏观人的行为的变化，因为经济学最终是解释现象的，是预测未来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人家研究具体的东西，在我看来不存在照搬的问题。经济学是方法，而不是理论，这很重要。

　　（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仅供学术参考，其中观点仅代表发言者。如需转载，必须注明“稿件来源：南方网理论频道”！）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