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岭南学术论坛第30期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时间：2008年1月4日 地点：暨南大学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在我们论坛正式开始之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广东省侨办原主任、书记，省政协外事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吕伟雄；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公室主任陈杰珍；广州市侨办正处级调研员陈炳；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会长王炜中；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房学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袁丁；五邑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张国雄；广东省侨办屈桂琴。
今天很高兴，从暨南大学珠海学院赶来了几位领导和老师，还有很多同学，博士生、硕士生。另外还要从中山大学赶来的博士生。
首先有请论坛主办方，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恒瑞讲话。
【李恒瑞】大家好！刚刚过了08年元旦，岭南学术论坛08年开坛第一期放在暨大，感谢暨南大学。岭南学术论坛是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两家联合主办的地方性、研讨性的学术论坛，立足广东，提供专家进行学术论坛的平台。岭南学术论坛原则上是每个月一期，一年是十二期左右，已经举办了三年了，今天是第30期。这两年多来的应该是在不断的扩大，逐步成为学术研讨、学术交流、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论坛。每一期我们都会有一个主题，有主题发言以及专家研讨，之后形成论文集，进行出版，并送给省有关部门和领导决策使用，同时会在媒体上进行宣传。
今天是第30期岭南学术论坛，岭南学术论坛和岭南大讲坛是有区别的，岭南大讲坛有六个系列，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讲坛，响应十七大的号召，加强社会科学的普及。岭南大讲坛根据不同类型，有学术论坛、公众论坛、企业论坛、地市论坛、艺术论坛、巡回论坛，遍及全省每一个市。岭南学术论坛是研究性的，不是宣讲性的，不是讲坛，我们是论坛，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今天是08年第一期岭南学术论坛，暨南大学承办，主题是“交流、合作与开拓：广东华侨华人研究的成果与展望”，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广东地处华南，一直是华侨大省，广东有两千多万海外侨胞，占到全国侨胞总人数的2/3，遍及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广东省内还有两千多万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素有爱国爱乡的传统，关心家乡的经济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历史上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额的60%以上，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华侨汇款为家乡经济文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广东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侨乡文化，比如说开平碉楼，开平碉楼与村落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们省唯一一例已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在华侨人物方面具有影响的，很多都是粤籍华侨华人。怎样深化研究内涵、拓展研究空间，同时整合全省华侨华人的研究力量，提升我们华侨华人研究水平，是新时期推进华侨华人研究的关键问题，也是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任务。华侨华人研究是广东的特色学科、优势学科，也是省社科联关注的学科。我们也采取了相关的措施支持这些学科比较快速的发展，暨南大学作为一所百年侨校，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起步时间早、成果丰硕。目前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华侨华人研究院，正在将华侨华人研究力量整合起来，通过本次论坛我们也希望暨南大学进一步发挥我省乃至全国华侨华人研究的重点地位和作为，为这一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我相信这次论坛将会深化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也会形成新的见解，一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坛只有半天时间，时间比较短，也不可能让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可以进行探讨、交流，另外也可以是文字书面发言，会后我们编辑剪报。论坛也是为了推对大家持续的进行研究，论坛只是开了一个头，推出新成果、产生新影响，我们还可以再办第二期论坛。
作为主办单位，祝本次论坛办的富有成效，同时感谢暨南大学各位老师，以及参会的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同时感谢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主持人】谢谢李主席的发言，他为我们介绍了岭南学术论坛的来龙去脉，第26期岭南学术论坛关于知识产权，引发我的想法，承办了第30期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岭南学术论坛。广东是侨务大省，从事华侨华人研究对我们来说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而且有这么多学者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大家需要沟通和交流，所以就向省社科联，同时省委宣传部，向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品牌学术论坛提出了申请。今天很多专家也是远道而来，非常感谢你们。
论坛的特点是交流、合作、开拓，由各个区域的华侨华人研究，已有的成果、现在的工作，以及将来的发展，做一个交流和沟通。我想今天我们的内容会是非常丰富的，广东省区域内华侨华人研究成果会提供在我们这个论坛上。发言由远及近，首先有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王炜中副院长发言吧。
【王炜中】谢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我介绍一下潮汕文化里的“土特产”——侨批。
潮汕是广东省重点侨乡，有一个说法，“海外一个潮汕，本地区有一个潮汕”，为什么这么说呢？海外的潮汕华侨华人有一千多万，现在我们本土的潮汕人也有一千多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是近代的战争，以及自然灾害，还有就是康熙以后解除海禁，海上贸易发展很快，很多潮汕民众为了求生，离乡背井到了南洋。清朝管理船舶的时候，广东的船舶是油红漆，所以我们这里的船叫红头船，一次坐几百人到海外。他们非常辛苦，做过矿工、割过橡胶，也当过小贩，赚一点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家。
潮汕人和中华各地人一样，都有传统的伦理道德，也就是对家庭负责，出去赚钱就是为了想尽办法寄回来养自己的家人。当时我们没有电汇，没有银行，没有手机，怎么办？于是通过侨批。侨批最开始是由水客传递，把海外的钱、口信带回来，同时又收这里的回信带回去。这种个体的劳动，就是水客。侨批的特点是信和钱捆绑在一起的，不像现在一个汇款单一封信，不是这样的。最后侨批的量多了，就成了专门经营的企业，也就是侨批局，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从开始是水客递送，到后来发展由侨批递送，一直到1976年，侨批局正式并入中国银行，因此1979年侨批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有150年的历史。开始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来侨批也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研究。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他总纂的《潮州志》中，专门对侨批的起源、沿革、业务等方面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他说，“潮州可以和它媲美的是侨批，侨批等于徽州的契约，价值相等。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而是从经济史来看”。
现在在省侨办、省档案局的支持下，我们在申请国家档案文化遗产，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延伸。从档案学来分析，侨批有几个特色，第一是民间特色相当鲜明，它源于民间，第二是流转于民间，第三是经营在民间，都是由民间机构进行经营的，第四收藏也是在民间，民间性特别鲜明，像是晋商银票后来变成了清朝官商结合的东西，但是侨批自始至终都坚持民间的性质，它是属于原生态、草根的，服务非常细，深入到民间，每家每户，邮政局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水平的，所以邮政局没有办法替代它，一直到1976年，它的生命力非常强，开始就是扎根于民间中。
而且侨批的内容非常丰富，真实，有家里人自己写的，也有请老先生写的，为了尊重写信人的意愿，还要读给他听，保证了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性在哪里呢？涉及到金融史、交通史，甚至涉及到国际关系史等等，所以现在变成了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侨批相比于徽州的契约丰富性更强，徽州契约内容比较格式化，而且比较单一化，而侨批既有历史性，而且带有感情色彩，同时有柔情，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对子女的关爱之情、对故乡的怀念之情等等，感情相当多，是多方面的，所以感情相当丰富，看了之后也是相当感动人，甚至会掉眼泪，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优良的品质。一家人，从1912年一直接寄到1958年，没有断过，每个星期都有，老大出去了，最小的兄弟出去了也是继续这样，而且寄钱也是不计较多少的。还有内容是真实、丰富的，而且可以和典籍文献相补充和印证。
题材是相当系统和完整的，有空间的系统性，还有时间的系统性。空间的系统性，包括我们现在潮汕地区过去所属的九个县，包括南澳，而且包括现在梅州的大普等等。从空间来说，地域是非常广的，都有，就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还有时间性，一直从近代清朝，大概是上中叶，一直到解放后，说实在话国外还有侨批的存在，我们收集到1995、96年的，为什么呢？老一代的侨胞很欣赏这个东西，因为可以上门服务，不用到邮政局去，同时也会将回复的信息带回来。在海外主要是东南亚，最多是泰国，泰国的华人当中有60%是潮汕人，凡是华侨多的地方侨批也多，根据1946年统计，汕头一共有一百多家侨批局，海外一共有400多家，泰国有一百多家，其次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等，还有越南、柬埔寨，整个东南亚都有潮汕的侨批，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汕人，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侨批。
在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总共十万封左右的侨批，有一些是原件，有一些是图片刻成光盘，饶中一老先生对侨批赞赏之后，价格也是迅速飙升，我们现在也是办了侨批展览馆。把十万封原汁原味，不改动的，按照县、镇、乡、村，按照家庭到人，这样我们整理出来出书《潮汕侨民集成》，第一集已经出来，36本，订购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到2009年我们这个集子一百本才能完成。我在那里算是强劳动力了，60多岁，还有七十多岁的人还在干活，最后没有办法，我要给他们买眼药水，看的眼睛都花了。
总得来说，我们起步很晚，主要是靠海外侨胞和饶中一等海外知名人士。最近侨办给我们的支持也是很大，经常到我们那里视察指导，档案局也有到我们那里，帮我们申请国家档案文化遗产。我们博物馆现在非常简单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王老师。抓紧时间，我们先把每一个中心发言的内容讲完，如果我们有时间再大家可以提问。下面请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房学嘉发言。
【房学嘉】谢谢，非常有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岭南学术论坛，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论坛，讲的主题可能不是很切，我建议还是江门的老师先讲，我那边主要是研究客家问题的，客家也是侨乡，跟华侨华人研究也是有关系的，但是不是完全研究华侨华人。
我把我们这几年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一个梳理，尽量找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资料。我要讲的是开展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些思考。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积淀深厚的梅州华侨华人文化。
潮梅是一家，他那边的情况和梅州也是差不多，只是他靠近沿海，我们靠近山里，山里人到南洋，也是要经过海洋，所以路是一样的，客家华侨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这三个地方比较多。有一些地方也是很典型的，很集中，比如说在印尼一个小镇有十几万的华侨，全部是梅州迁移出去的。真正要成为一个侨乡，归侨、侨眷他们的生活跟侨汇绑在一起，主要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抗日战争等，也影响到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大量的侨汇进来，也使梅县侨乡呈现一道景色，很多华侨赚了钱以后，把钱寄回家买地、建房子，侨乡或者山里很穷的地方都有很多新房子，所以那时二十世纪初，南北战争在我们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交火，北伐军到了梅县，看到乡下这么多新房子，很漂亮的新房子，他们从北方来看都是泥的，而这边是白色的砖墙，粉的很漂亮，所以他们把军饷的主意打在当地老百姓上，就要让他们掏钱支持他们的军队。现在这些房子大部分还是保留着，在乡间还是可以看到，这是华侨当年在外面建立一定基础，赚了一些钱，就回家买地做房子。
改革开放以后，梅州的华侨对家乡、对梅州市也是很关心，也搞了一些大项目的投资，把资金移到大陆来搞投资建设，比如说一家大企业每年可以为地方提供一亿多元的税负。还有水电站、水泥厂等等，这些是大项目，但是大项目毕竟不多，可以数得出来，真正大量的是小的，在乡村里，这些华侨回到家乡，为自己的家族、宗族、为村子做一些好事，修道路、修学校，还有老百姓很盛行的修族谱、建医院等等，还有做一些慈善事业。
捐资最多的就是教育，我们嘉应大学就是一个例子，梅州这几年的统计，华侨回到家乡捐资办学有好几个亿了，嘉应大学历史追溯起来有九十多年，1924年曾经办了一个嘉应大学，后来一度也是办不下去，到84年梅州地区说自己也要办一所大学，当时改革开放很多华侨回来，也很支持，地方没有钱都是华侨捐资，把大学办起来。我们大学跟汕头大学不同，我们是广大华侨大家一起捐资，到大学里看这里一栋楼是一个名字，或者是一群人，他们集资捐资盖的。汕头大学主要还是李嘉诚捐资办的，我们那里代表整个梅州地区华侨华人集体的力量，把这个学校办起来。以后当然经费还是不够，所以跟原来的示范专科学校合并，但是校名还是使用嘉应大学，之后接受教育部的评估，跟当地学校合并，现在成为嘉应学院。
第二个方面，客家研究所的有关情况。我们主要是研究华侨的，外面关于客家问题炒的很热，客家跟华侨也有关，地方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经过广东省政府批准，成立客家文化研究所，放在嘉应大学，这个研究所也是跟华侨有关。但是也不完全是研究华侨，移民史、移民经济，华侨研究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有几个特点，我们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华侨学者回来，他们的报告文章也是谈到很多有关华侨方面的问题，还有我们也是举办一些著名华侨的学术研讨会。我们通过这样的研讨会，也吸引了海外的华侨学者回来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也有学者回来，同时跟我们有合作。在新马一带有一些华侨是很有身份和地位的，研究当地华侨华人的问题，回来找到他们的村子，作为个案进行研究，我们联合起来进行这样的研究。还有马来西亚的学者进行当地华侨民间信仰的研究，可以看到他们跟太平天国、郑成功等历史背景有关，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一手的线索和资料。
我们自己做研究的，我们主要也是从历史层面去看客家对中国近现代史，已经提供了非常多优秀的报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在做，比如我自己就是研究“客家华侨与中国革命”。在梅州侨批也是相当多的，我们也有老师在研究侨批，还有做华侨各个县的华侨文化研究。
客家华侨的代表人物，比如说清末红顶商人的代表谢荣光，当时在马来西亚做副领事，谢荣光。还有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的代表曾宪梓。等等，华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突出的贡献，影响也很大，最典型的就是华侨向孙中山捐款，当时有两谢帮助孙中山募款同时进行管理，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也是特地到松口向华侨表示感谢。松口的华侨等联合起来，在潮汕开了一条潮汕铁路，当时计划潮汕铁路从汕头一直通到潮州，要通到松口，同时要通到赣州，一直通到南京，这样走。当时因为很特殊的原因没有完成，只修了潮汕这一段。孙中山写建国大纲时，要大发展以松口为中心，这个蓝图也是想向华侨华人宣传，请他们回来进行投资。这个计划停留了七八十年，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除了我们政府，也是通过华侨把这个计划实现了。华侨资源应该好好利用，才会有这样的构想，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们开展华侨华人研究，从我们自己实践来说，有一些思考，提出来给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华侨对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上有影响的华侨纪念馆要进行评估、规划、修缮和保护，曾经修建潮汕铁路的这些人物，他们建的房子还在，而且这一批是给孙中山革命非常大支持的人。这样的纪念馆在梅县还是很多的，我们应该好好研究，有条件进行评估、规划，并且进行修整。
第二个问题，我们应该加强海外华侨对家乡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国家对侨务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应该继承发扬，重视侨务工作的传统基础上，加大基础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重视那些影响力大的华侨投资、捐资的项目，媒体经常可以看到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也应该重视一般的小投资、小捐资等等项目。比如说在乡村里会立一个碑，这是某某先生、某某华侨从什么地方回来捐赠的，过去这一段是土华，现在修了这么一段路在当地可以说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建设。现在这些项目和成果，现在还不是很重视，包括为乡村宗族做一些好事，帮助孤寡老人，还有修老建筑，做了不少事，但是政府的汇报材料好像是不太重视这一块，他们所重视的就是亮点，影响大的项目，影响大的华侨。接下来还应该重视这一块。有些华侨说，我第一次回来政府出面，上迎下请，接待交通全部包了，前呼后拥，但是可能因为经济原因没有什么大的善举，所以第二次回来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他们也不是说回来要这么高规格的接待，就是说要一视同仁，不要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否则会伤一些华侨的心。
第三个问题，要做好第三代、第四代华侨的工作，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方面的工作更应该受到重视，否则就会在海外华侨界出现断层。 我们应该关注新一代年轻华侨，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留学的，这些是属于高智商的华侨，他们在国外已经定居了，现在我们国家也关注这一块的工作，用特殊政策吸引海归派，我们也在为国家建设贡献他们的力量。但是海归派回来还只是一部分，所以这一块还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另外要加强华侨华人社会与祖国、原乡社会变化互动的研究，我们可以作为历史文化变迁的个案研究，将华侨的心吸引的更紧，有条件的话应该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新加坡在做新马华侨研究，同时也回到这些华侨的原乡梅县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把历史联起来，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华侨了解，让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华侨也通过这段历史进行了解，同时吸引年轻一代的华侨回来，他们可以在那边读到这样的历史书，同时回到原乡也可以看到原生态的侨乡情况，可能他们的印象会更深。
我们要积极参与华侨华人社会正在进行的华文教育，当然我们国家一直在关注和重视这一块，因为受到海外一些社会环境的影响，有时候我们想开展没有办法开展，我们侨乡要想办法跟海外进行联络，开展华文教育，现在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华侨已经看不懂华文了。
第四个问题，我们要吸引华侨华人回国投资，梅州华侨在历史上对地方的建设贡献也是很大的，做好这一块的工作，对原乡也是有促进作用。
第五个问题，华侨赚钱回家乡建设，建筑文化反映出他们将外面的文化跟原乡地的文化结合起来，反映在建筑文化上，这样的房子我们能不能像碉楼一样，好好保护起来，并且开发出来，对宣传华侨历史是非常有帮助的。大概我想讲的就是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房教授刚才的发言，将嘉应学院、客家文化多年来做的科研成果向大家做了一个介绍，结合他们的研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恰好是提供给政府进行决策、思考可以参考好的意见。谢谢房教授。
下面有请五邑大学张国雄教授向我们做“五邑华侨华人、侨乡研究概况”的报告。
【张国雄】我先说一点感受吧。岭南学术论坛在暨南大学召开，而且谈的是广东华侨华人研究问题，我感觉非常好。今天可以说是一个会师，暨南大学举起了这个大旗，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广东的华侨华人研究，尤其把我们这些地方力量整合起来，共同把这个研究做好，确实是非常好的事，基地和研究院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确实对广东的华侨华人和侨乡研究有很好的推动。
相对于其他著名侨乡，五邑华侨华人和侨乡的研究相对比较迟后，我是九十年代中期到五邑侨乡，当时去的时候，真正研究的只有一个教授在进行研究，孤掌难鸣，我们那时知道潮汕做的很好，梅州嘉应大学做的很好。汕头大学有一批力量在做潮汕华侨华人的研究，很有感慨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就是王老师那一批人，都是老同志，退休下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为了保存文化，做这样的努力。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了，我觉得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把十万多件侨批今年第一集十册出来了，侨乡的研究首先是资料的问题，而潮汕经过多年的积累，出现了大量的侨批，公布出来是非常好的事，而且这些事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做，实际上是给后来的学者在做学术的积累，为大家服务，这是我非常敬佩的。
房教授那边是进行客家文化的研究，嘉应大学是广东客家文化研究基地，这一点嘉应大学举了旗。这两个方面，都是跟侨乡研究有关系，相比较来说，五邑大学对五邑华侨华人和侨乡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长期以来我们真正的研究力量只有那么两三个人。但是到今天，在五邑地区以五邑地区的研究力量来说，初步已经形成。也是李主席那边挂着广东省侨乡文化研究基地在那里，我们这个队伍有14个人，有七个博士、五个博士，都是学历史的，但是多数不是搞华侨华人历史的，都存在一个转型的问题，但是基本上这一支队伍慢慢学校在进人上有意识的开始培养这样的力量。我们的研究不要说与暨大、中大不能比，跟王老师资料的积累、房老师研究的积累，五邑侨乡的研究我认为还是刚刚起步。
这种刚刚起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华侨华人的研究来说，我到广东、五邑以后，首先看到五邑华侨华人、侨乡历史的研究，检索材料，我感觉华侨华人、侨乡研究界比较多是关注东南亚的比较多，中山大学是东南亚研究所，当时暨南大学也是东南亚研究所，包括厦门大学是南洋研究所。五邑侨乡的华侨主要是在美国、加拿大，而美国这些侨乡大学反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不太够，朱学勤研究里加拿大、美国华侨华人研究出来了，我觉得比较好。
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就开始研究五邑华侨华人史了，最初我们也是走华侨华人这样一条道路。2000年后，研究就有了一个转型，对华侨华人的研究转为对侨乡的研究，大致来说我们今天整个发展，也是在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继续研究华侨华人，但是同时把更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侨乡的研究上。有几个重点的研究领域，研究顺序来说，一个是五邑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我们想不能够跟暨大、中大这些老牌大学相比，我们只能是从五邑侨乡的角度来看海外五邑华侨华人群体的特征，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支持开始做这样的工作，同时我们对新移民初步有一些涉及，当时新移民研究主要是靠民政局涉外档案，《五邑华侨华人史》我们是编著，很多东西是大家的归纳，也利用了五邑侨乡乡土的历史文献。如果说稍微有一点新意的话，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既注意了五邑侨乡华侨华人群体的行为特征，也注意了我们当时有意识的比较中国著名侨乡，不同侨乡的华侨华人群体会有怎样的特点。
第二个方面是侨乡遗产的研究，2000年开平市政府准备启动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我们作为当地大学应该参与到其中，我们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到了文化遗产的研究方面去了。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工作，也是在2003年这个工作开展以后，岭南文化学术论坛第三期在五邑大学召开的，当时谈的就是华侨华人、侨乡遗产的问题，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切入开始对侨乡的研究，现在我们逐渐的做了一点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些成果，《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平碉楼与村落研究》等等，这几年我们陆续出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除了对碉楼进行研究，我们也关注到侨乡其他建筑，也是属于遗产的其他类别，袁丁教授研究到五邑侨乡城镇化的问题，也是一个遗产的问题，因为在五邑侨乡城镇化的现象非常的鲜明。
第三个方面是侨乡文化的研究。侨乡文化的概念，我们做的工作现在是很具体的课题，但是00年之后的研究，包括我跟袁丁老师等在谈的时候就感觉到侨乡文化研究有必要从华侨华人研究当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或者说一个研究的领域。这几年我们在做具体工作的时候总是在想这么一个话题，因此我们在侨乡研究方面，就对它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几年大致来说五邑侨乡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在侨乡研究方面我们也出了一些成果，汇集了广东以及广东之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对五邑侨乡本身的文化进行了梳理和探索。
五邑侨乡在研究工作当中的特点。一个特点，从研究重心来说我们最初也是搞华侨华人研究，2000年我们转过来主要对华侨华人迁出地侨乡进行研究，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点，包括我们今后的布局、人员的投入，也都主要放在侨乡部分。2000年之后的工作得到了省规划办的认可，也认识到侨乡研究应该成为广东人文社科研究当中的特色领域，对侨乡研究的视角，我们把侨乡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坐标下做工作，这一点可能跟我们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是有关系的，因为这支队伍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的华侨华人研究，不像是中大、暨大科班出身的力量非常大，这方面的学术素养非常雄厚。我原来是搞历史人口地理，转过来现在搞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的七个博士没有一个真正是从华侨华人研究过来的，都是从邻专业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有弱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可能有长处，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侨乡问题，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感受到，侨乡研究可以多角度，我们放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侨乡。
研究的路径我们主要是从具体问题入手，我们通过具体的课题这样入手，但是我们心里一直在想，尤其是2000年之后，侨乡文化本身的问题，目前我们做的都是很具体的课题，比如说我们做碉楼的研究、侨乡教育研究、侨乡交通研究等等，所有人心目里都有一个想法，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整个侨乡文化理论。在研究风格上我们比较注重产学研的结合，因为我们是地方院校，跟中大、暨大不太一样，现在教育部非常推动产学研的问题，不仅仅是工科，文科也有这个问题。教育部、教育厅现在对资源的投入，单纯对课题已经很少，主要是平台，主要目的是推动产学研，这是我们学校性质决定的，因为主要是学校力量为主的研究。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改革开放以后，比较多的关注、国家也在推动的，也就是科技成果的转化，而人文社科成果的转化重视不够，我们很多研究人员比较多的都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域里做的很深，但是如何把这个很深的东西变成政府可以听得进去、用得了的政策，这些需要我们做一些思考。所以我认为，人文社科成果的转化意义不亚于某一项技术的转化，带来的影响更大。从我们地方搞研究的人来说更要注意，但是客观的条件，是因为开平碉楼这件事推动了我们，我们必须为地方服务。
在研究的风格上，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工作，比如说开平碉楼申遗我们积极的参与，成为开平碉楼申遗最主要的科研力量。还有五邑的华侨华人博物馆，文物的征集、布展，五邑地区的华侨华人研究者都有积极的参与。这两个事情做起来，反过来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广阔的天地。这是我们的几个研究特点。
最后我想说一下关于侨乡研究的展望。侨乡文化的研究是我们中国学者最有学术资源优势和话语权优势，能够形成自己核心竞争力的领域之一，而且最有助于我们和国外学者开展学术对话。过去我们做华侨华人研究，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馒头，成果不大，很多学者到我们这里来，当时省侨办也有专家来，暨大也有专家来我们那边看，我们谈我们对五邑地区华侨华人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人的家乡是怎样的情况。给我们的感触，研究海外的华侨华人我们不能长期去，这是国外学者的长项，而且他们最关心的是侨乡，而恰恰我们在侨乡，我们掌握的资源是外国学者掌握不了的，你有了第一手资源，提出话题，就带有原创性，那么你最早提出，观点就有话语权了。尽管关于侨乡文化的学科理论建设大家还没有怎么做，大家都在做具体的课题，但是我们一定要思考侨乡文化的学科理论建设，应该是跟华侨华人研究分离开来。
还有侨乡遗产的研究，开平碉楼不仅仅是广东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问题，而且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它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移民的遗产，它本身更多是侨乡文化遗产。王老师现在也在申请侨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袁丁老师做的侨乡城镇化的研究，我们看到在梅州、五邑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都值得我们做工作，而且大量的田野调查非常的鲜活，你做出来就是原创了。
侨乡社会事的研究，侨乡在中国近代的乡村建设当中，我的看法是它最早带来乡村的社会变革、社会转型，最早与世界接轨去探索这样一条道路。我们在侨乡做工作，我们感觉到，举一个例子，传统的乡村是以家族、组长处理乡村事务，但是在侨乡对村落的自治管理转型了，比如说五邑侨乡，近代以后建模范村，当时叫模范村，它的建设方式和建设以后的管理方式，完全是按照章程，法制观念非常强，这些文献都大量完整的保存下来。通过这些文献，我们看到了传统的侨乡如何由一个传统乡村变成近代侨乡，在社会转型、社会自治、社会管理方面做了很多探索，这个探索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甚至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些建设还赶不上民国时期的模范村建设，尤其是法制观念的建设。这是我举的一个例子。
还有侨乡移民史的研究。刚才房老师说了客家人既是从外面移过来，又移出去，这种除了历史上的移民还有新移民。我们说新侨乡，还有提出都市侨乡的问题，现在侨乡的概念发生变化，但是传统的侨乡都保持着强劲的持续力，也就是新移民。关于新移民的研究，广东最有条件、最有优势，就是做单独的，或者是类别性的研究都可以开展，资料也比较好收集。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八十年代以来就有涉外婚姻的每一个人的登记，这个研究也是很好的切入点。还有新移民的研究，到边防，出入境事务局收集原始档案，凡是新移民出去都有原始档案。
还有侨乡文化史的研究，刚才我们说遗产也好，或者社会转型都是物质的，还有观念形态的东西，侨乡的社会形态、观念形态跟非侨乡地区是很不一样的，它的形态和观念对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乡村发展应该说很有启发的意义。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说了。
侨乡教育史的研究，所有的侨乡都是在近代中国教育发展最繁盛、发育水平最高的地方，我对潮汕和梅州不太了解，五邑侨乡来说，鹤山县在三十年代中小学有150家，华侨回来建的，台山从小学到高中是完整的成系列，现在这些资料大量的出现。我们研究侨乡的教育史，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中我觉得领了风气之先。
侨乡民间金融史研究，这些方面我是外行，不敢多说，但是我感觉民间金融史的研究，潮汕、梅县的侨批等等是一个宝库，今年我们也想召开五邑地区的银信与侨批的比较研究会。
侨乡文献研究，现在做的是侨批内容所反映内容的研究，还有侨批文献的研究，像是侨刊乡讯，我认为这就是一部百科全书，现在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利用，但是恰恰对我们研究侨乡是非常好的东西。对它本身文献的研究，比如说侨刊乡讯里对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影响，现在没有人研究。在里面会有一个社论，可以谈乡村的各种陋习、骂蒋介石等等，而不仅仅是讲家族的事情，大量海外华侨华人的信息都是在这里，甚至侨刊乡讯都会有每一个月的物价登记，那一个华侨回来建房、娶妻了。
侨乡比较研究，现在广东最有资源，广东是最大的侨乡，全国最大的四个侨乡有三个是在广东，05年我们在江门开了一次潮汕和五邑侨乡的比较研究会，成果还没有出来，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基础。
最后一点感想吧，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我们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对侨乡文化研究，现在政府部门和学术规划部门很关心，我知道李主席那里挂了三块牌，都是关于侨乡的，在江门挂了广东省侨乡文化研究基地，在中山挂了香山文化研究基地，在嘉应大学挂了客家文化研究基地，其实背后都是侨乡。从政府部门应该重视了这些方面的问题，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恰恰我们本身的侨乡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这些资料并不难收集，就在广州的中山图书馆、档案馆去泡很容易找到这些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还不要说田野调查。如果大家共同努力，侨乡文化的研究一定会成为广东人文社科的特色优势学科，特色学科没有问题，但是要形成优势学科，提出侨乡文化研究最早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在96年开了第一次国内侨乡文化的研讨会，当时是想做侨情调查，但是开了会、出了书之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广东是最大的侨乡，资源最丰富，我觉得我们有特色，但是我们要作出优势，有特色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形不成优势，这个学科树不起来。现在侨务部门、省规划部门非常重视这一块工作，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要集中一部分力量，有兴趣者可以投入到其中，一定可以得到丰硕的回报。
我的汇报到这里。
【主持人】感谢张国雄教授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报告。九十年代初我就认识了张教授，他是武汉大学的高材生，博士学业在那边完成，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后的课程。九十年代初到江门，在五邑大学，十多年以来孜孜以求，深入田野调查。在张教授的身上我常常感动的是他的精神，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学习，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他的回报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在做实际工作，同时还在不断的进行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今后在侨乡文化、侨乡研究方面的九个问题，我觉得提的都是高屋建瓴的。
上个星期我陪厦门大学的李明光教授到张国雄教授那边参观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四万多件文物，目前展出八百多件，五分之一，类型非常齐全，当时我们感叹就是宝库。今天在座有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这样大量的资料可以完成的非常好的硕士、博士论文选题，很多，在里面可以产生很多篇好的学位论文。张国雄教授也是我们暨大的兼职教授，这一年来给我们的帮助、支持非常多，特别是今年的报告将他的研究非常简洁的告诉大家，在座的老师、同学们一定是受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我再次体会、感悟到张教授值得我们学习的精神。
下面是到广州地区了，有请中山大学袁丁教授做报告。
【袁丁】我已经交了一篇论文到主办方了，我今天就不念了，上一次我到日本去做综述性的东西，我大概综述的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山大学的相关研究吧。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大的研究和过去不太一样，过去我们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研究所和历史系少数人身上进行研究，九十年代之后扩展到比如说人类学系、经济学系等等，外国华侨的历史和其他方面的研究，就象张国雄老师所说的，其实是以外国的华侨史为研究对象。现在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现在我们做的比较多的是往侨乡方面考虑问题，当然跟张教授不太一样的，我们不完全归到华侨文化，不仅仅是文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讨论。
近代侨汇和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中大相关研究的特色研究之一。有人对侨汇研究开始时就注意到广东档案馆的档案，特别是海关档案和政府档案那一部分，因为那时是刚刚可以公开使用，出版了《现代侨汇研究》等等。在这方面的研究里，其实比较多的，我们现在已经慢慢形成了很多共识，比如说侨汇的方式、侨汇的种类、侨汇的政策、侨汇的影响、侨汇的运作、私人侨汇业和国家侨汇业的关系，以及国家侨汇政策等等，现在实际上我们形成的这些主要观点，已经成为国内的定论了。我们现在看到很热闹的侨批业或者侨批局，其实并不是四百多家那样的领域，是更广的领域，有很多相关的行业存在和发展，使民间金融或者民间侨汇业发展，以及社会的渗透，这样说的话，实际上我们有更广的领域及更明确的认识，知道你所要研究的对象是相当广的。
侨乡研究也是我们这十多年来做的比较多的研究工作，其实是有两个契机在里面。第一，中山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基地建立，其实开始是没有建立国家级的，从我们学校自己建基地开始做，有几个方面的人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人类学的周大明教授，他在做凤凰村的研究和考察。凤凰村是什么呢？其实是很著名的侨乡，二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以凤凰村解析中国农村社会时提到这里，以后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大家都找不到凤凰村，因为凤凰村是一个代号。周大明追踪并找到这个地方，写了“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侨乡变迁——以凤凰村等为例”，做的相当不错。
不但在解剖一两个侨乡的问题，而且在深化所谓研究的理论，特别是理论框架的建立，这是我们讨论比较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举例，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地方传统与地方转型——论清末社会向侨乡的转变”，它这样说，“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商人，很多方面与传统社会乡绅相关的作用，在侨乡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这个意义上侨乡不仅仅表现为建筑和文化景观，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方式，更重要表现为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地方的文化传统在侨乡形成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什么意思呢？我们以前说士农工商在传统社会中乡绅阶层起作用，但是近代广东侨乡有一批海外华侨商人在这里扮演了原来的乡绅作用，这个办法是中国乡村社会变化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我们应该思考和讨论的。不仅仅是华侨商人的变化，其实是引导近代以来整个以五邑地区为例，整个乡村社会向城市化变化，正因为这样，商人阶层才会起到原来乡绅的作用，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城市化的标志。
都市侨乡，更进一步的说，在城市里我们不要把侨乡看成是仅仅乡村社会，近代广东或者是近代福建，大的都市其实也变成了侨乡，比如说厦门、汕头、广州、江门这样的地方，就是一个都市侨乡，而不仅仅是乡村侨乡。侨乡侨乡，不要想到仅仅是一个农村、一个乡村社会，其实我们这样讲，在理论上是有相当多的，对中国近代社会，或者中国社会演变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思路和理论思考，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也是一个路径。
还有一个路径，我们说在研究中，很有趣的一个方面，大家在做相关的宗教方面的研究，我们自己在学校里开会也会经常讲到中大历史系的特点进行宗教的研究，有很多教授都有提到华侨华人中宗教信仰的问题，在他们做研究的过程中，牵涉到非常多的华侨华人的民间信仰、宗教信仰等等。中大华侨研究方面的特色，很多人都是兼营，可能是做明清史、世界史或者是人类学研究的，但是相当大程度上做到了华侨、侨乡、侨乡文化、侨乡社会的研究。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路径讨论问题，会讨论非常多更深入，可能比单纯研究华侨有更深入的眼光。我们觉得这样挺好，广东侨乡民间信仰的起源，向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传播等等。
当然，其实从中大做所谓侨乡的研究，其实我们没有像张国雄教授那样大张旗鼓，把侨乡研究作为一个品牌，其实很多程度上我们在做地方史研究，或者是明清社会的研究，或者是人类学的所谓地方社会的考察，但是其实因为是在广东，很多研究成果恰恰就是侨乡的研究，或者是侨乡社会。写到潮汕，就是很典型的侨乡社会，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做了大量这方面的工作。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华文戏剧，其实在中大都有在做，而且做的不错。中文系有一位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的，他自己在中文系，主要做的就是华文文学、华文教育方面的研究，发表了非常多的东西，也是非常有观点的一位教授。
最近我们在编广东百科全书时，我负责华侨华人卷，华侨华人研究这一块里，华人研究这一块或者地方史这一块是最有特色的，不在于广东这个地方多么伟大，而是广东这个地方是全国最大的侨乡，海外华侨华人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广东出去的，我们对于广东地方史的研究或者侨乡研究，也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也是国际上可以对话，可以有话语权。我们的强项是立足于国内，我同意张教授所说的，侨乡的实地研究和考察，这是一点，第二是侨乡现有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侨乡现有资料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地方档案、地方出版物的研究，第二是民间文书，包括书信、日记、帐本等等。我们以前做的档案，侨批书信、银信的研究，大家做到一定的程度，现在最大的苦恼，相关的帐本研究现在卡在脖子上，没有做下去。年轻的学生和学者如果有心的话，应该往这个方向突破，帐本在新加坡也有发信，在五邑那里也是明显摆了几本在博物馆里，但是现在大家读不懂，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突破。民间侨批业，银信也好，真正侨批业内部运作，经济方面，或者说民间金融方面的运作方面，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瓶颈上，没有真正的突破，我们还只是在外部研究。盈亏、支出、预算等等，用什么方式来维持它的生存，现在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其实可以深入的课题非常多，我只是说到一个方面。
好的，我说到这里。
【主持人】谢谢袁丁教授。从袁教授的发言中，我想大家都可以明白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华侨华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其实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在学科上它的面是非常广的，有历史、社会、文学、教育、哲学等等，这也是暨南大学作为一个侨校，对华侨华人研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段时间学校也在考虑怎么样集合各学科的力量，将华侨华人研究完成我们应做的任务，做好这个事业。
袁教授刚才谈的，我觉得也正好是我们最近考虑这个问题，反反复复在思考非常重要的问题。袁教授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们可以通过他的文章，他也是我们暨南大学的兼职教授，一年来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非常感谢。
崔丕教授他最近的研究成果，想跟大家做一个汇报。他的领导领域不是华侨华人，是国内从事国际关系，特别是冷战史的研究，很有成果的一位专家。来到暨南大学，在暨南大学的学科发展中，因为需要，所以崔教授在他原来冷战史的研究基础上，也涉足到华侨华人历史问题的研究中。下面有请崔丕教授。
【崔丕】我向大家汇报的研究成果是中日战争期间东南亚华侨财产损失的赔偿问题。暨南大学在建立华侨华人研究院之后作为自选项目，实际上做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对1907年到1945年期间日本政府、日本一些著名的垄断公司对南洋华侨近半个世纪的调查，这批调查报告从2002年以来，日本政府陆续公开，对它进行整理。另外是针对当前中日关系系以及中日关系现状思考产生的选题，现在讲的东南亚华侨战时损失赔偿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选题的。
这篇文章已经公开发表在中国社科上，也已经送给参加会议的各位来宾，我把我的看法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国内对二战之后，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研究，是在中日战争胜利50周年，1995年开始的。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大体上是从70年代开始，立足于多边档案，立足于研究战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但是至今没有涉及到东南亚华侨的战争损失和赔偿问题。我的汇报，从研究方法来看，一个是立足于对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公开的多边、多国的档案进行比较研究，这是我们文献学的一个立足点。另外，就是把东南亚华侨的战争损失赔偿问题放在多国关系的互动中考察。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考虑的。
第一个方面，国民政府关于东南亚华侨战时损失赔偿问题的一个构想。中日战争结束前夕，国民政府就已经开始对中国战时损失进行了调查，国民政府的调查包括这样几个层面。一个是对被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官民的财产损失进行调查，第二个层面是对中部的解放区的财产损失进行调查，第三个方面是对一些专门问题作为专案进行调查，作为专案调查的一个事项就包括东南亚华侨的战时损失问题，国民政府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它的调查事项是按照远东委员会规定的事项进行的。分别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两个类别进行组织。东南亚华侨的战时损失包括香港和日本在内，财产损失按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美元价格来估算，是350亿美元。当时中国军队一共有340万余人，平民700余万人，关于海外华侨战时损失，统计的仅仅是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而且只计算了直接损失。按照当时的调查报告，南洋华侨的人口总数大约有798万，原有财产价值四十四亿九千三百万，华侨财产损失达到22亿多，死亡二十五万三千人。财产的损失为50%，人口的损失大概是3%。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具体说各个华侨聚居地的损失情况了。
在国民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的损失调查当中，没有包括间接损失，也没有包括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受中日战争形势影响，在暹罗排华事件中暹罗华侨受到的巨大财产损失。间接损失来看，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损失应该纳入远东委员会规定的范畴。一个方面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最先是居住在台湾、朝鲜半岛、日本本土的华侨纷纷避难归国。七七事变之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南洋各地的华侨又纷纷归国，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最少也要有135万人避难归国。国民政府对这些归国的难侨进行了积极的救助，这笔紧急救助的开支应该是间接损失。
第二，在战争结束之后，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现象，就是国民政府又把这些归国难侨动员他们返回南洋各地，这就是所谓遣侨，遣侨费用也是一个间接损失。国民政府当时设想，东南亚华侨的财产损失不列入中国对日战争赔偿损失的范畴，而打算作为专案直接向未来的对日合会提出，这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基本设想。国民政府到1947年1月，把这个构想正式的公诸于世。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把东南亚华侨的战时损失问题作为一个专案，直接向未来的对日合会提出呢？我觉得从它的动机来看，至少有三种考虑。第一个是华侨对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整个中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对归国难侨的政策经历从单纯的救济向积极扶助方向的转变，正是有了这种转变才有了在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纷纷疏财出力。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把海外华侨仍然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来看待。这个时期，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来解决因为二战产生的这种国际难民问题，所以国民政府是和国际社会保持着协调。战时赔偿问题体现了民主主义的立场，针对这个事情，不能指责国民政府是卖国政府。
但是实践上，却出现了两个方面的结果。1945年12月远东委员会建立，一直到1947年9月，远东委员会讨论一百多个议题，其中二十多个议题涉及到日本战时赔偿，但是国民政府立足于将来的合会没有提出战时赔偿。国民政府向远东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对日合约草案中，提出了日本对中国战时赔偿的要求，但是打算作为专案，所以南洋华侨的财产损失也同样没有涉及到。既然国民政府期待于对合会提出专案，这个构想能不能实践，取决于国际社会和特定的国际政治关系。这是向大家汇报的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这个构想实际上根本没有机会在国际社会当中提出，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就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敌视中华民族，同时英国反对台湾当局代表中国参加对日和会，所以这是在美英的关系当中，排斥了海峡两岸参加未来的对日合会。日本作为战败国，因为东西方对抗新的国际政治局面的到来，日本有了一个更大的选择余地。日本的选择余地比拿坡仑战争之后，战败国法国的外交还要积极。日本采取了对美协调的政策，按照美国的安排，日本和中国结束战争状况的问题，不列入旧金山和会的议程，而是在和会之后单独进行。作为战败国，也暂时规避了这个责任。第三个因素，作为中国的盟国，苏联抵制这次和会，只是派遣代表出席，而不最终签字，以及在会议上由中共来代表中国政府。从东西方这两大集团来看，都使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机会在国际社会提出这个专案。
第三个方面，东南亚华侨战时损失赔偿问题怎样变成历史悬案。在演变的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因素应该重新考虑。
第一个因素，1951年旧金山和会之后，日本和台湾当局所进行的谈判。这场谈判，从谈判的策略来看，日本政府是利用台湾当局想争夺中国法统地位的心理和要求，迫使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请求权和权利依据，而台湾当局当时的谈判策略，是把谋求日本承认它的正统地位摆在第一位，而把战争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在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所谓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和平条约中，特别是秘密谅解备忘录中，台湾当局承诺放弃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的战争赔偿请求权和权利依据。从台湾这一个方面来说，在当年的谈判当中也没有坚持当初的构想。
另一个因素，实际上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中苏同盟和中美对抗，而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反倒使中共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的约束，和美国推动国际政治的缓和，从而带动中日国家关系的正常化。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高举反霸主义的旗帜，以日中复交三原则作为基本条件，中日战争赔偿问题的处理以及国际社会的惯例有很大不同。
一个不同点，从1640年以来，在所有国际法当中，涉及战争赔偿问题时，都使用了战争赔偿请求权和权利依据，而我们使用的是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一个和国际公法有很大区别的地方。
第二个不同点，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各自表达自己的立场，从而对双方都没有约束力。正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个方面来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也规避了东南亚华侨战时损失赔偿问题。从国际公法和私法两个层面的意义来说，只要构成战争赔偿请求权法律基础的权利依据依旧存在，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悬案。
第四个方面，日本政府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血债的补偿及其意义。日本政府长时期坚持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条约解决了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觉得应该看到一点，日本政府曾经变相对东南亚华侨财产损失进行补偿，从而提供了一个我们今天继续谋求通过民间索赔的方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先例。大体上是这样的，在旧金山和约之后，日本通过劳务赔偿的方式，重返东南亚市场和缓和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在1962年新加坡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了被日军集体屠杀的华侨遗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领导了新加坡华侨的民间索赔运动，这个事件就是日本政府出版物当中所讲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血债。在六十年代当美国积极扩大越南战争的时候，希望日本加大对东南亚的开发援助，在这样一个国际政治背景下，日本分别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赔偿了29亿日元。新加坡华侨民间索赔最后变成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日本国家关系之间的外交谈判。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血债处理的过程中，尽管日本政府始终规避在道义上承认这是一个对战时损失的补偿，但是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官方出版物非常明确的指出了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对战时集体屠杀华侨事件的补偿，所以解决的方式，我觉得它构成了一个范例，或者说一个先例。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简要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主持人】确实时间很紧迫，还有两位老师想做简短的发言。
【张教授】今天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广东确实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同时广东华侨华人、侨乡的研究也是在全国的前列。我们跟福建相比较而言，福建的侨乡研究跟国际接轨方面做的很好，比如说九十年代末期就已经跟海外有联系，包括后来跟荷兰亚洲国际研究院合作，在福建晋江开了国际研讨会。荷兰亚洲国际研究院他们来到广东、来中国走了一圈，认为应该跟广东合作，广东侨乡的多样性等等都比福建好，但是他们一开始可能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已经建立了联系。广东对侨乡的研究面比较广，内容也是比较有多样性，总体来说，我们是在中国侨乡研究方面走在前列的。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的发展动力，或者说后劲比他们更足，尽管他们也做了很多到底。慢慢我们在新领域的研究也会出现更多突破，如果我们更好合作、互相交流，工作会做的更好。
研究强调整合，但是也讲究特色，我们在整合的过程中因为有多样性才有整合的价值，因为整合我们要保持多样性。侨乡问题多种多样，比如说华侨农场调查，这是我现在在做的研究，往往一个家庭里几个兄弟拆散成几个农场，哥哥在一个农场，弟弟在另外一个农场。除了移民在国际的网络，还有广东省内本身家族的网络，这是我现在在研究的。
现在我们强调三大侨乡，广府、潮汕、客家，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认为，今天我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广东侨乡可以分成两大片、三大侨乡，为什么说是两大片，二十多年前我们去做潮州长宁港调查，侨汇到潮汕到松口等等，很多潮汕人也做客家的侨汇工作，我们做研究时要从整体区域性网络，就象人体的血脉关系一样，建立真正、实在的区域模型。我们现在只是按照三大文化网络，或者是某个行政关系。而银信，也是以广州为中心。移民进出也是通过广州。我们要以区域，某一个中心城市为中心，区域的活动，包括经济移民等等活动。这对我们构造比较完整的侨乡概貌和模型更有帮助，广东可以有两大片、三大侨乡，在我的印象里很多客家人都跑到汕头，在解放前或者解放初，尽管文化差别很大，但是汕头起到一个辐射的作用，移民进出都是在那里。
侨批或者银信跟中国传统的经商模式有怎样的关系，过去在菲律宾有很多杂货店，又卖货由赊帐又收书信等等，七十年代我在工厂，工厂旁边的杂货店，工人没有钱就去杂货店赊帐，到了工人发工资时就来还。早期华侨在海外的经商也是这样的模式，慢慢发展起来。这跟银信、侨批等模式的运作、发展有什么的关系，华侨经济史的概念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跟中国传统商业的某种运作模式，或者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地方商业运作模式，我想可能也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它是跨国经营而已，如果不是跨国经营，在国内可能也是这样。
简单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马教授】刚才听了各位的讲话，受了很多启发。华侨华人研究在广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是作为一个国策来研究。我们留学归侨跟华侨华人有怎样的关系，是不是也是新的研究路径呢？留学现象和华侨华人现象确实有很多内在的联系，去年珠海市跟暨南大学珠海学院成立了香山文化研究所华人留学文化研究所，珠海是中国留学的发源地，容闳就出在珠海。珠海想打造留学文化品牌，我们跟珠海市一起合作，做这件事。
我们是去年刚刚成立，很多事情都是刚刚起步的，本来去年我们想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来这件事拖下来，昨天下午开了一次协调会。珠海市正式的批文拿到书了，拨30万块钱，澳门基金会出30万块钱，主办单位是暨南大学、珠海市政府、珠海的欧美同学会等等，承办单位就是珠海市委宣传部和我们华人留学文化研究所，到时也希望各位同仁参加我们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作为宣传，打造属于珠海特有的留学文化品牌，也可以作为华侨华人研究领域里新的路径，看看这个品牌能不能建立起来。希望得到省社科联，或者是侨办各个方面的支持。我们现在刚刚起步，人手也不够，如果有同学愿意，也可以到我们那里工作。
谢谢大家。
【吕伟雄】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样的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在侨务行政单位工作相当长的时间了，据他们说是广东省有侨办以来，侨办主任我算是任的时间最长的，我一任就任了七年，前面可能就是两三年就走了，我又在侨办继续工作了一年。听了各位专家教授的发言，给我的思路有了很大的开拓，过往虽然也在侨务行政单位工作，但是事务缠身，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听的也不多，尽管偶尔听到一些，但是实际上要全面的了解也是很少的。不再负责行政事务之后，我就去研究一些华侨各个方面的问题，感觉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天地，的确我们也需要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
这次听了几位教授的发言，谈到广东华侨华人、侨乡研究方面的各个情况，也是很受启发。侨办因为现实的需要，对海外的侨情了解也是比较多，这几年我们大概到了七八十个国家了解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情况，比较多的也是站在如何推动广东经济、推动广东社会建设的角度了解海外的侨情。回过头来想一想，各位教授所谈的广东侨乡也好，广东的侨批文化也好，客家文化也好，等等，我们感觉到的确是我们广东很大的优势，原来所说的不懂得侨务政策的人不是广东的好干部，现在看来要了解广东的省情很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广东的侨情。广东的侨情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广东的省情你也很难清楚。现在来说，华侨华人的问题也好，侨乡的问题也好，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或者是谁来研究的问题，因为什么行业、什么系统都跟华侨华人离不开关系。一天我跟监狱的监狱长说，他们认为可能监狱里的人跟华侨华人没有关系，但是也是离不开关系的，包括高级法院，不断来信给我们，商讨这个人怎么判、那个人怎么判，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到往后在广东应该有这几个方面的事情，可能真的是要认真的推动。现在我们来了新的书记，汪洋书记，提出要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来推动新一轮事业的发展。华侨华人的研究，学术方面的研究也好，同样有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刚刚去参加完在中山举办的华侨文化和香山文化的研讨会，我也是感到有这个方面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文化，或者是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但是我总感觉到还是圈子太小了，就是一个一个小圈子在研究，太分散了。怎么样有一个整体的思路来研究华侨华人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各位专家考虑的问题。怎么整合力量，这是一个问题。上次我在中山会议上也跟颜主席谈到这个问题。
再一个，确定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当然张国雄教授说到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等，各有各的研究项目，但是围绕怎么样的方向研究，这可能是各位专家要共同考虑的问题。从行政部门来说，国侨办比较注重需要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新的情况，因为现在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看，从中国在世界上要推动和谐，要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是现在我听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是研究历史上的东西比较多，研究历史和研究现实如何结合，或者是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怎么和现实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历史的东西也有很多要研究的，现实的事情也有很多摆在我们面前，是需要去研究的。比如现在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结构，已经跟过往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现在华侨华人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华侨华人了，也就是不再是从侨乡出去的华侨人了，已经是后几代人了，主宰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主体的人，已经不再是从乡土出去的这些人了，或者出去的那部分人也跟当地社会是隔断的。
最近我们接待了好几个驻中国大使，巴拿马驻中国商代处代表、厄瓜多尔驻中国大使、秘鲁驻中国大使，他们都是华裔，当地国家派他们来中国作为大使，说明海外华侨华人的主体已经是华裔，而往往华侨华人的研究没有人去研究到华裔，尤其是混血华裔。广州话说这些华裔是“香蕉仔”就把他们划出去了，我们一般说他们对中国的情感很淡泊，但是研究华侨华人，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研究华侨华人，或者是研究侨乡的问题。我现在反而不太赞成什么东西都用历史来打造什么品牌为当地的经济服务，或者为当地的什么服务，我感觉到这样做可能会有一点问题。现在假老虎事件就是因为为了当地的旅游，什么假的东西都可以做出来，如果学术研究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历史问题研究也好，纯粹是为了打造当地的一些品牌，扯上什么东西，这样去做，可能跟学术研究离的太远了。所以我认为，虽然研究的是华侨华人的问题，应该站在世界大视角来研究，而不应该站在某一个地方。包括我们研究客家文化、研究侨批也好，或者研究侨乡也好，我总的认为，因为是一种文化、一种现象，应该站在更大的视角研究，可能会比较的客观。
反过来说，我们肯定是感觉到研究我们自己这个地方的东西，我们是有话语权的，但是现在我们研究的那些所有的所谓华侨的名人，都是研究他对我们中国有什么贡献，从这个部分入手，没有谁去研究他对世界有什么样的贡献，或者对驻在国有什么贡献。现在我慢慢感觉到大量的华侨华人，或者是海外的研究学者，他们很大量的研究华侨华人在驻在国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多海外不是华人而研究华人移民历史的团体，给我们提供了某一个地方那个人他移民到那个地方之后，他在当地是怎么样起作用的。我可能要研究一下他对世界的作用，对驻在国的作用，要有世界的眼光，而且现在要研究第三、第四代华侨华人的状况。
最近我们请哥斯达黎加一批第三代华裔回到中山去寻根，他们带来父亲出国，或者他爷爷出国时的批准书，那些华侨证，这些他们摆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摆在银行的保险柜里，临走的时候才从保险柜里拿出来，回来给这边的亲人看。从这个角度看，华裔包括那些混血的华裔，他们并不是民族情怀淡泊，不是像我们这样看的。反而，他们只是因为文化上的隔断，他们没有办法跟我们交流，而我们大量的侨务工作者也好，研究这个方面的人也好，在语言上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这种资源就被白白的浪费了。
听了今天各位专家的发言，我想在今后起码在推动思路上会有更广阔的想法。也希望各位专家们围绕着广东的侨务资源，更多为政府党委献计献策，学术研讨和现实的需要有更密切的结合，让现实和历史结合越密切，我想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好，对于现实也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是我今天参加会议的一点感受。谢谢各位。
【李恒瑞】三句话。今天的会议开的很好，我本人很受教育。广东华侨华人、侨乡研究资源需要整合，通过什么渠道、什么途径整合起来，一旦形成拳头，拿出广东有竞争力的东西出来。我是前规划办主任，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了，08年国家课题资助额有较大幅度增加，一个项目十万，这是很大的资源，我想研究华侨华人、侨乡问题的各位专家，你们关注一下，跟规划办联系，学校的科研所是知道的，积极申报国家课题项目，不要害怕失败，像是刚才张国雄说了很多选题非常好。你申报一次，就是一次科研，因为你要论证啊。你申报之后成功不成功不要紧，照报，立了项更好，不能立项你就研究你的，明年再申报，也会更有竞争能力。二月底截至申报，大家可以积极申报国家项目，在下半年可以积极申报省项目。
【主持人】谢谢李主席，最后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
今天这个论坛，确实在座的人都有同感，今天的论坛开的非常好，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做了全程的录像和录音，尽快的整理出来，里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学者们一些很好的成果汇报和研究设想，我想还有待与大家好好的吸收，后面还有很多工作有待于我们去做。时间比我们原来考虑的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我想在座可能还有很多老师、同学，本来还有话要说，实在是时间很紧。
好的，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结束，谢谢今天参加论坛的各位嘉宾、来宾、老师和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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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