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完善住房保障制度，让群众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感谢大会给我一个机会来介绍我最近的研究心得。我们课题组参加完广州市全市低收入群众住房调查，现在的数据分析和相关的报告已经送到市政府了，估计在近期就会有相应的公布。在这之前我想作为课题的主持人，就我自己的一些感受，谈一谈我们在调查中重要的发现，以及对相关的怎么样让城市发展的成果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完善的住房保障制度，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们这次调查是针对广州市低收入群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住房、一个收入，如果没有达到这两个条件的群众广州市户籍的都可以申报。我们进行了海量数据的收集，同时进行了核实。我想说说我们发现的问题，低收入家庭的普遍是以失业和打零工为主，占到60%以上，还有一部分因为下岗失业，国企改制造成被迫的一种致贫。另外还有由于城市拆迁的原因，同时这些人的学历程度普遍偏低，受教育的程度也决定了收入水平程度，有很大的相关性。另外这些家庭里重症残疾，还有丧偶，或者是失婚等情况，占到了这些家庭的大多数，同时还有老龄、子女的离开，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这些人群对住房需求的特征也是非常一致，强烈的要求就近居住，因为这些人在广州的旧城区，对新社区的布点基本上都是持很大不赞同的态度，已经住进新社区的人群，对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就业的不方便，还有子女上学的不方便，这样的影响是很大。同时他们希望增加新的类型，现在我们的保障型住房只有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是销售的，而廉租房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如果我没有资格住廉租房，但是现在的经济适用房哪怕定到3000、3500也是买不起的，他们也是非常困惑怎么解决住房困难。还有一个人群是现在已经住在廉租房里的人群，如果将来收入提高了怎么办，因为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还不如不工作，所以很多人干脆就不工作，呆在家里还可以享受到政府的保障，工作以后反而生活水平还会降低。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提出了几个建议。首先要考虑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就近选址保障型住房，因为郊区的保障型住房、新社区虽然建的面积比较宽敞，环境也很好，但是对高度以来公共设施的人群而言，把他们安置到这样的一些远离市中区的地方是否合适，真的是值得反思的。现在保障型社区主要是在金沙洲、大塘、同德围等，大塘和同德围稍微好一些，因为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已经成熟，但是在金沙洲，尽管政府的配套设施还在不断完善，但是确实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困难，包括有人反映以前在海珠区住还有一份工作，现在到了金沙洲天天的交通费每个月下来都要三四百，再加上中午的盒饭，根本无法完成就业，而且新社区基本上也无法就业。
昨天我看到报纸国土房管局的领导表示未来城中村的地其中一部分也会主要用来保障型住房的建设。香港、新加坡等等国家也有成熟的经验，我们希望可以考虑借鉴。保障型住房在设计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普遍空间比较大，但是公共服务设施比较少，实际上现在6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我们认为45平米三口之家已经足够了，可以适当的提高公共空间，因为这些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是迫切的。
另外在设计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到对残疾、老龄人士，一个是提高容积率，一来可以节约用地、提高土地的使用率，现在六层的设计方案一个是比较浪费土地，而且六层不能配电梯，但是对这个人群来说对电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这次没有纳入调查的外来人口和农村人口，这些实际上也应该逐步纳入到政府保障的视线范围。外来人口和刚刚毕业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在城中村解决住房问题，随着城中村的改造，如果都是高楼大厦，这些人又怎么办？会不会在郊区又形成新的城中村，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所以政府在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时候，也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农村也希望逐步纳入的城乡一体化的范围内，纳入到住房保障的范围内。
住房保障实际上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广州20多年住房保障的经历以及和房地产市场的关系也是非常的敏感。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住房的关系，我们认为是并行不悖的，市场主要是满足中高收入人群的需求，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不能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住房问题的，那么是政府保障的重点，政府把主要的精力和工作重点放在住房保障这一块，实际上市场有市场的规律，通过税收、金融等的手段进行调节，实际上也是可以的。我们经常说真正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要体现城市发展的成果，要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分享，所有这些的落实都应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座谈会的一个例子。我们开了几十场座谈会，也看了上十万的调查数据，实际上感觉也是很深刻，越秀区一个拆迁户现在住在员村，他说十多年前我们配合城市的建设，我们从越秀区迁到了员村，现在越秀区的发展不用说，包括员村周围都已经建了很多高楼大厦，但是还是没有我们自己的家，也是反映了他们这样一群人的感受。一个城市不仅仅是有钱人、有权人的城市，而且也是普通市民安居的地方。政府制订措施的时候，应该从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出发。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下面有请广州日报顾涧清副总编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