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维创新的四个要求

　　首先我们来看思维创新对我们有哪些要求？从思维创新来看，有四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思维创新要有追问精神。

　　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企业家来说，一定要有一个追问的精神，所谓追问的精神就是从四个方面走出来，我们思考往往可能陷入四个方面的局限。

　　第一个是从先入为主的认定中走出来。我们有一些观点先入为主，认定了以后就以为是这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比如说公平的理解，我们在很多企业讨论我们要公平竞争、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其实仔细想一想，很多人把公平看作是平等，把公平和平等相联系，平等是大家一样多，所以中国在长时间以来实际上是平等的思想根深蒂固。从中国的遗产分配，我们和日本、和美国相比，中国是明显的平等分配，有局限但是它是平等的。日本的遗产分配绝对是长子继承制，如果都是女儿只给大女儿继承，而大女儿必须招郎入赘，大女婿作为儿子来继承，所以日本的遗产不是平等分配的。而美国是我的地盘我做主，我想给谁就给谁，美国的遗产分配，比如说一个影星，将财产一百万遗嘱写上给他的猫，不是平等也不是公平分配。而中国如果是三个女儿，是平等分配的。任何时候我们说到公平，我们理所当然就是平等，平等和公平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说公平竞争，所谓公平就是得其益所得，得到的应该得到，比如说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讲到公平管理，就应该说是张三今天加工零件20个，李四40个，如果管理者都给他们一百块钱，这毫无疑问是平等的，但是是不公平的，为什么？总有一个人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如果给张三200块钱、李四100块钱，李四就会说不公平、不平等，是不平等，但是是公平的，因为张三和李四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在企业管理中的思维创新，首先要清理我们先入为主的认定。这是第一。

　　第二，走出自上而下的解释。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些东西从上面传下来，是自上而下的解释，我们就是一种解释，没有想如何真正的去理解。我们国家提出科教兴国，这是非常好的方向，就象主持人所说的是一种领导力的方向，但是科教兴国怎么实现呢？如果我们就是空喊这个口号，科教兴国永远就是一句空谈了，所以我们很多人思考要科教兴国，根据中国几千年的经验教训，必须要国兴科教，国家首先要拿出一批资金组织一些人力，对一些高科技的东西组织攻关，对教育进行支持，如果我们仅教科教兴国，最后谈了十多年可能没有效果。现在我们要认识到很多东西必须要重新对自上而下有一些号召，对我们的理解进行创新。

　　第三，走出内心情感的束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情感，但是往往我们的情感束缚我们的思维开阔和走向局限，比如说对小孩的教育，我做过一个很典型的实验，桌子上摆一个杯子，这个人走出去，把桌子摇动把杯子打到地上，三岁半的男孩子在旁边玩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呢？这时的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找到美国、印度、中国的孩子各有十个，一个一个实验之后发现美国的孩子有六个，在杯子打下去之后马上就起来推桌子，他就奇怪桌子为什么动起来了。中国的孩子有七个，马上站出去跑出去找妈妈，说妈妈杯子不是我打烂的。而印度的孩子九个是双手和十。这个实验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概念，三岁半的孩子就有这样的差别，绝对不是天生的，肯定是在我们的教育方面产生了一些差别。后来我问我们很多的母亲是怎么教育小孩的，他们说小孩出去玩不要出去啊，外面有鬼、有警察、有狼外婆，使孩子没有了追问意识，而是一种害怕，母亲的教育是一种以防万一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可能丢掉了99.999%的想象空间。这种内心情感的束缚，也是明显影响我们的思维创新。

　　第四，我们要从区域方位的局限中走出来。比如说我们长期在这个地方，屁股坐在这个地方，很可能就会受到一种局限，视野就不够宽，我们走出这个局限就需要思维创新。举一个例子，上海浦东的发展是思维创新的结果，上海浦东当时有很多经验，怎么去做，但是他们就想到了一点浦东应该怎么定位，他们找到了金融路灯理论，什么是金融路灯呢？金融中心就像是路灯一样，隔远了有些地方就照不到了，有些地方就是黑的地方，靠近了路灯就浪费了。上海经济学界就讨论了，沿太平洋西岸有三大现成的金融中心，比如说新加坡、香港和东京，但是香港和东京之间有着很一个很大的空缺，就是路灯缺失，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历史的使命就应该放在上海，上海的浦东就定位于金融中心，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支持。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改变了我们过去简单的模仿三来一补的创新，对上海取得新的跨越发展带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我们清远的定位，也可以从更高的角度提出我们的定位，认定之后就对我们各个地方的发展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这就是追问要从四个方面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