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思维创新要有宰制性类比能力。

　　第三个能力就是宰制性类比——秤砣原理。经常很多人到外面参观学习，人家说到新加坡去，哎呀，新加坡不错，衣服领子三天不洗也不会脏，其实对任何地方的对比都要进行宰制性，宰就是主宰的意思，制就是主要的对国家影响最大的制度，这种宰制性对比我们叫它是秤砣原理，影响就象是秤砣一样。比如说我们称一样东西，秤砣离这个东西很近，如果很重秤砣就远了，所以对宰制性的东西随着时间越远越起作用。

　　哪些东西对未来的影响是宰制性的呢？第一个是土地，西方和中国的差别，我们中国具有宰制性的差别。西方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所以到香港去看，香港最好的是半山，私家道路、私家宰制，私人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我们国家的土地，1949年以后最大的变化，那就是国家和集体的，这个差别在经济学上解决了两大矛盾，经济学认为人类经济发展两大根本性的矛盾，第一是私人所有和社会化大生产活动，私人谁拥有这一块土地，但是要搞社会化大生产，比如说要修一条铁路，是私人的土地买卖，就是私人控制了，如果不卖给你这一条铁路就修不过去了。经济要发展，必须要社会化大生产，不能是小农经济，一定要把整个国家统一的在大建设，但是这个问题很多国家没有解决。

　　第二大矛盾就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两大矛盾中第一个矛盾1949年由毛泽东得到解决，国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还有很长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解决了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问题，我到墨西哥买银项链，问他价格合理不合理，墨西哥一看我是中国人，他说请你尽管放心，这是毛泽东价钱。我在南非，他们有一个国务委员很郑重其事的告诉我们，你们下一届是谁当毛主席的，他认为毛主席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象征，因为毛主席在宰制性方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两大矛盾解决了。日本就很担心由于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很容易超过他们，比如说日本成田机场，第一期建设起来了，但是第二期的土地很难买到，农民还在不断的游行，但是白云机场第二期工程已经完成了，北京机场第二期工程也完成了，成田机场第二期还没有完成，服务根本不能适应东京的需要。中国非常有潜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土地是国家私有、国家集体，很可能我们对土地会不珍惜，而且用在刀刃上使它得到最大利用，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珍惜土地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

　　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差别还有就是财团，银行是谁的，西方国家的银行是财团的，财团背后是私人的，中国的银行是国家的，中国大部制改革怎么改，虽然把银行放在最后，但是中央银行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到香港去，渣打银行是私人财团构成的，它发行的货币是私人跟国家达到关系之后发行的。这跟中国银行是非常大的差别，银行由财团构成，背后就是资本在起作用。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发展也是一句空话，我们为什么经常说拉美现象，拉美现象就是拉丁美洲，从理论上看它什么发展的优势都有了。以前中国经济不发展有几大问题，一大问题是人口众多，第二是搞计划经济，第三是地大物不博，但是这一些问题在阿根廷、巴西根本不存在，人口不多，地大物又博，而且长期搞市场经济，可是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按照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拉丁美洲重要宰制性的东西是受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代表的财团们控制的。大家记得一个故事，阿根廷公务员曾经有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政府提出了一个改革方案、经济方案，美国的联邦储备局为代表的这些财团不认同，所以政府就坚持，那么对不起我就找一个技术故障，把所谓的银行停下来，公务员拿不到钱。人民币的升值或者贬值为什么大家那么重视，实际上就是中国国家银行与国外的私人财团在博弈，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联邦储备局是由美国七大财团构成的，摩根斯坦利等等，所以联邦储备局可以跨越政府，几代政府改朝换代了，但是格林斯潘还是稳当当的，这些就是财团们的决定，跟里根、布什、克林顿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的思维要放在更大的视野，就是中国宰制性的差别。

　　第三大差别就是资源配置。由于西方国家土地是私有的，银行也是财团拥有的，那么“皇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觉得没有政府也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也发现没有政府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一个问题，修一条路怎么协调好，河流怎么治理，必须要超越私人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要让渡一部分的权力给一个组织来代理这些问题。所以西方国家政府是让渡代理，我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你代理，政府是可以让渡的，我纳税交钱养活你，所以美国肯尼迪总统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了一句话，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的时候，美国的企业家就说了，如果国家不为我们做什么，还要我们纳税干什么？这就是西方国家政府和企业家的关系，企业家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你，对你的监督和要求就是平等、权利、义务的要求，不是推翻你的要求，而是只要你达到权利和义务对等就可以，如果不对等，对不起我们就要进行制约谈判。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土地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这些主要的问题是这样，自然而然中国形成了由国家委派代理管理资源的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几千年来中国的管理制度就是委派代理制，有些人做了很长时间的领导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明白有两个人，是高级的中央国家领导，像是陈希同、陈良宇，实际上他们在这个地方摔了跤，以为自己就可以是全权代理，实际上是国家委派你代理，如果你跟国家宰制性的制度形成冲突，你就要受到规范，这就是陈希同和陈良宇的教训，尽管他们当了几十年的领导，并不了解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思维并没有了解真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