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二十一期

　　主讲人：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时间：2007年12月2日晚上　　地点：华南农业大学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支持媒体：广东电视台、南方电视台、南方日报、广东卫星广播电台、南方新闻网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宾，今天晚上我们在座各位很荣幸参加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

　　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一个大讲坛，它邀请了我国包括国外的一些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做学术讲演以及介绍时政，在广东乃至国内都非常有影响。今天在华农大做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1期讲座主讲的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主任、博导万俊人教授。

　　出席今天晚上岭南大讲坛的有关领导有：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关飞进；广东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主任陈杰珍。下面先请广东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主任陈杰珍致辞，大家欢迎。

　　陈杰珍：尊敬的万老师，尊敬的胡书记，各位嘉宾，以及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也就是1月23日，我们岭南大讲坛2007年第一场公众论坛是在这里举行的，当时是邀请了美国的汤本教授和张文彬市长对谈青年问题，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今天我们又来到了华农大的学术报告厅，再次给华农的老师和同学介绍岭南大讲坛。

　　1月23日颜主席代表省委宣传部和省社科联就对岭南大讲坛进行了介绍，当时颜主席介绍时，岭南大讲坛只有学术论坛、公众论坛和地市论坛三大板块。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岭南大讲坛又新增加了三大板块。年初颜主席曾经给我们介绍过的学术论坛、公众论坛和地市论坛，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下面，只给大家介绍新启动的三个板块：一是“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 这个板块初步设计了两大系列：第一个系列是国事省情讲座，直接面向基层干部（市、县、镇党政干部）介绍我国时政热点和解读我省政治、经济、文化与民情的基本状况，主要选择领导型的专家和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的社科普及专家到各地市巡回讲授，力求让基层干部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目标有更多的了解与理解。第二个系列是合格公民素质教育讲座，主要邀请擅长给普通老百姓授课的专家学者不定期的到全省各地巡回讲授，努力让群众（主要是企业员工）了解个人怎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实现多彩的人生价值。该板块自2007年四月启动已经成功举办9场；二是“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这个板块于今年9月8日启动，每周六上午在广州市越秀图书馆报告厅举办，现已成功举办11场。该板块主要邀请我省岭南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专家，以文化艺术内容为主题，坚持“用艺术滋养人生，让生活更加精彩”的论坛要求，努力打造我省文化艺术专家与社会公众沟通的动态平台（由广东省人文学会、羊城晚报社承办）；三是“岭南大讲坛·企业论坛”，这个板块于今年11月29日启动，主要在珠三角范围每月举办一场。该板块主要邀请省内外知名的企业管理专家解读企业管理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始终坚持面对我省中小企业和贴近基层企业管理者，努力打造我省企业管理知识交流的公众平台（由广东省私营企业协会、羊城晚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1期，我们很荣幸地邀请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老师给我们华农的师生作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制度伦理与政治文明。万俊人老师1958年出生于湖南岳阳。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3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周辅成先生，1986年获伦理学硕士，随后留校执教。1987年破格晋升讲师，1990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同时入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教师”，获“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博士点负责人。1999年4月受聘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负责筹建哲学系, 入选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工程”，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万俊人老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哲学组专家成员，国家学位办同等学力申报硕士学位综合考试专家命题委员会哲学组成员兼组长；也是中国人民大学道德科学院客座研究员和该校哲学系兼职教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和岳阳大学的兼职教授；同时是美国哈佛大学的高级访问学者等等。

　　今天我们请万俊人教授来到我们的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21期进行学术演讲，非常荣幸，这是由于我们提前了解到万老师被邀当英国著名思想家吉登斯教授的演讲嘉宾，我们借此机会请到万老师。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倾听万老师的见解，真是机会难得。

　　最后我代表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对各方面给予论坛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首先对万老师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要感谢华南农业大学，特别是要感谢胡书记和华南农业大学宣传部的领导，以及全体参加筹办的同志，他们辛苦了，筹办一个论坛不容易，事情大大小小都要非常周到，今天我们进到会场这么整齐，就知道宣传部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要感谢对岭南大讲坛长期支持的新闻媒体的同志们，因为岭南大讲坛的效果再好，如果没有媒体朋友的支持，也就局限在今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学术报告厅的范围，全靠媒体朋友把它传到全国各地，特别卫视台等还要把信息传到全世界。最后，要感谢今天晚上的各位嘉宾，以及各位听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陈杰珍主任。下面有请万俊人教授做“制度伦理和政治文明”的专题讲座，大家欢迎。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万俊人。

　　万俊人：尊敬的胡书记、关处长、陈主任，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很有幸受岭南大讲坛组委会的邀请，和大家共享一个思想和知识的夜晚。在接到邀请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到底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根据我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广东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比较敏感的主题，谈谈政治文明和制度伦理。

　　制度伦理和政治文明，这两个要素是我今天晚上要谈的，而这两个要素之间，政治文明是最终的目标，制度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础。大家都知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关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主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课题，之所以这样，因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柏林墙的最后倒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时间的竞争，在西方的学者看来，已经告一个段落，所以有美国学者宣布历史已经终结。我估计很多同学知道，美籍日本学者写了一书书《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在这本书中他首先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强之争胜负已定，因此传统意义上竞争的人类历史已经结束，因为人类现在只剩下一个目标，而不是两个目标，也就是一个主义一个目标，也就是他所谓的自由主义。

　　这样一种背景，使得西方把政治哲学推上了前台，在当今社会影响最热门最深远的就是政治哲学。最近三届的美国总统选举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选民，不是政客，而是他们背后的政治哲学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具体我不展开了。具体到我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进步，所带来的结果就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更高要求，因此在十六大党和政府提出了政治文明这样的一个主张，也就是说在原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提了第三个文明的建设。很奇妙的是，我在中山大学念大学时发的第一篇文章，大二时我本人第一次提出了制度文明这个概念，但是我不叫政治文明，而是叫制度文明，所以有人把我那篇文章称为最早提出三个文明的文章之一。

　　作为现代公民，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首先要扮演自己作为政治人的角色。但是在这个过程里，政治的文明标准是怎样来的，大多数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认定，甚至包括大部分著名的经济学家认定，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文明制度，就是民主制度的建立。因此他们认为，以现代社会法律，或者法制体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建设，将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条件和最根本、最基本的基础。但是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口号式，或者是一个抽象的命题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制度和社会政治文明之间很复杂的关系，而且由于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的影响、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人们通常理解为法制制度构建为中心，或者人们理解的国家行政部门构成和运作，但是事实上是什么呢？制度比我们一些理论家所理解的远远要宽泛和复杂得多。

　　什么是制度？要了解制度伦理问题，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制度。早期的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制度经济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定义，他说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因为制度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因此对每个个体行为有约束和限制，但是这种理解非常消极，不足以反映制度的本质，因此他认为完整的定义，所谓制度是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扩张和解放，把制度理解为集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这很好理解，因为制度基于公共社会意志建立起来，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有约束力量，比如说交通规则，或者说社会的法律等等。为什么制度可以扩张个体的行为呢？很多人觉得不好理解，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如果没有现代金融制度，那么我们出国就得携带大量的现金，如果没有国际政治制度的建立，那么我们出国都不太可能，因为你要拿到签证，如果没有相应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公共制度的建立，当然出国是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我们可以带着一张信用卡走遍天下，当然也有例外。最近我到欧洲访问的时候，在有的网吧里就不行，认为这跟美国的VISA卡有区别，这当然跟我国在欧洲获得的商业信用等级有关系，但是一般没有这样的问题。还有交通规则，试设想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根本就不可能开车，正是因为有交通规则，我在高速路上开车，不担心会有逆行的迎面而来的车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违反规则，所以我开100迈或者120迈，甚至更快。制度的这种功能，大大延伸，使过去个体人不能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来说，扩张了个体的行为。

　　什么是解放呢？我经常举的例子，现代婚姻制度，大家可能会觉得疑惑，婚姻制度不是规定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合法的妻子或者丈夫嘛，这怎么是解放呢？了解人类自我生产的历史和婚姻制度史的演变，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婚姻制度，人类的自我生产就会陷入混乱，人类自身生产的品质就会大大下降。比如说近亲繁殖，比如说中国传统社会一个人有几个老婆，实际上那样的制度既不合理，大家都知道，按照人类自然生产比例男女大概是相当的，如果有人占有四个或者五个老婆，就意味这有另外几个人娶不到老婆。

　　这样一种制度的建立，实际上使得人类自我生产的行为，生殖行为，能够有序、合理、高效而且高品质地进行下去。在这个意义来说，婚姻制度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我们婚姻生活，或者家庭生活的约束，而是一种具有解放意义的规范。在婚姻制度之内，我们是绝对自由的，当然我说的自由，或者是解放，没有绝对的自由也没有绝对的解放。

　　康芒斯告诉我们制度很复杂，同时告诉我们人类的制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显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法学家把它归纳为条文法，另外一部分是隐性制度，比如说地方性的风俗礼仪，甚至是一些道德性的规范，这些是隐性的，正是因为这些风俗礼仪的存在，使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人伦次序，我们的交际就会出现混乱遇到困难，隐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人文社会资本积累的厚度，有人认为西方的国度就是靠法制维持，1994年我从哈佛大学回来，在北京电台做了一个讲座，我中间谈了一段话，他们迟迟不敢播出去，他们觉得这段话比较敏感。

　　一段什么话呢？因为是先录制的，我讲在美国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差距并不在显性的文明建设，坦率地说从现在看到的文明事实，我们和国外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差距在迅速地缩短，有的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有人夸张地说上海市高楼的总量超过整个美国高楼的总量。我在北京市参加过很多次讨论交通的会议，我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北京市内的马路比纽约宽，车辆总量不如纽约多，可是纽约不堵车，我们这里堵车！我的一种直观的解释，好像是水头龙，我们的水龙头很粗，但是水在里面流动的速率不够，人家的水流得很急，在美国可以看见司机开车很快，因为他们不担心一个行人突然闯出来，司机只看灯，在城市里开60迈没有问题，呼啸而去。单位时间内一公里的市内马路所通过的车辆，可能是我们北京市的一倍，甚至是更多。北京市现在已经修到七环了，单位时间内每一公里市内马路通过的车辆不及人家的一半，因此就造成堵车。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美国这个社会不在于显性，而是在于看不见的东西，我深知极端的断定，美国这个社会即使没有政府，也可以很好地运行。我这个话一点也不夸张，2000年我从美国考察回来，正好戈尔和小布什在竞选总统，有学生跟我说美国民主也不怎么样嘛，总统选举半天也出不来，还舞弊。我跟学生说，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在我们这里怎么样，在美国谁当总统无关紧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教授是研究社会分工的，联合国有一个研究，现在工种有三千多种，就是他的成果。他说小布什当选总统是美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耻辱，小布什连英语语法中第三人称是单数都没有搞清楚，但是没有关系，小布什当选了总统，虽然做得不太好，但是国家也没有乱。

　　最近我去了两次比利时，很多同学都知道，比利时已经一百多天没有政府，但是也没有问题，这个国家一切都是很自如地在运行。这是为什么呢？我说，这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和制度的完备。我说的显性制度，就是他们的法律非常完备，美国的法律可以说武装到了牙齿，如果到一个饭馆里吃饭吃到一个石头把牙齿崩掉了，就可以找到法律起诉老板。美国也有一种类似于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的机制，这个机制不是由政府行使，而是由教会承担，这是它隐性的东西。

　　万俊人：美国的国民有90%以上是教徒，但是现在这个比例降低了，因为随着新移民的增多。我去了四次哈佛，93年到94年第一次去哈佛做访问学者时，我先后去四个不同的教堂呆过，一个教会三个月，我是一个研究学者，我要看看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形成和运用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判断和道德观念，我参加了一个纯白人的教堂，也参加了一个纯黑人的教堂，完全不一样，黑人那个教堂是放着迪斯尼，台上台下一起摇，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信仰。还有我参加过华人的教堂等等。我就发现美国人道德的自觉，完全是孕育在深厚的宗教信仰里。开始我去教堂时，我感觉到教友们全部是活雷锋，听说你是新来的，我这个星期一开车带你去买东西好不好，你有没有锅啊，衣服够不够啊，棉被够不够，开始我不习惯，感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你在这里生活，可以感觉到很温暖，是很温暖的社区生活。

　　而且在教堂里，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要受洗了，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我就去参加了。这个朋友穿着崭新的西服，然后他进行忏悔，把自己干的那一点事都一览无遗地说出来，然后说现在上帝让我重新做人，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我是上帝的儿女，回到上帝的怀抱。牧师应用圣经解释一番，现在教堂也是现代化，一按纽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水池，然后把你推到水池里，全身湿淋淋的，那是受洗，一个崭新的人从此诞生了。

　　我当时觉得形式主义，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的一套东西，就是制度，是一种无形的约定俗成的制度。这样的东西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当时他们认为我这么说，有吹捧西方之嫌，我认为要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不难，但是难在这些隐性的地方。当我们说美国人很有素质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的一些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比较有素质，有很好的法律意识。过去我在北大出现过这样的一件事，几个北大附中的女学生看了不好的片子，就跑到留学生楼去找人家，有一个白人的留学生就问她们多大了，回答说15岁了，那个留学生说你15岁了就敢这样做，这个孩子还说我又不要你的钱，只是跟你玩玩，留学生就说你没有成年，人家有法律的意识，最后还告诉了校方，把孩子们带走了。

　　在美国如果要买烟，不满18岁不准抽烟。在哈佛大学有一个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样子长得很小，其实他已经二十多岁了，每次去买烟人家都不卖给他。文明的人需要有文明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文明，但是这样的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要探讨制度的形成首先你要了解国家和社会的形成。在西方人们首先要问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生活在一起，并且建立法律。在座可能有同学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国家，以后你们出国了就会知道，国家对我们的意识和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很多留学生说，没有留学之前我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留学之后我反而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为什么呢？有时候国家意识在很关键的时候会刺激你所有的心灵，因为你在国外，你才会知道有一个国家的归宿感。平时我们体会不到，国家就是家的归宿感，就像我们的家、父母一样。

　　有人犯罪了同时会附带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年，很多同学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剥夺政治权利就是剥夺他的公民资格，我可以只判你二十年徒刑，但是可以剥夺你政治权利终身，你活着不是公民，仅仅是一个自然人活在这个世上。前苏联有一个放逐的制度，我不枪毙你，就把你赶出去。了解美国历史的人知道美国是怎么形成的，直到今天能够自己说我是真正的美国人的，只有印第安人，他们是美国这块土地上原初原始的居民，除了他们之外，所有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最初的人不是移民，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一些烂仔被放逐出去，被赶出去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天然的民主国家，因为国民的构成是来自各个国家，像欧洲一些在政治斗争中击败的没落的贵族，还有一些是犯人，犯罪了，我把你赶出去，剥夺你英国国民的资格。

　　哈佛大学的主图书馆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过去的一个英国的没落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被赶出去，哈佛比美国的历史还要长。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所大学比牛津、剑桥还要牛，这个愿望结果实现了。这些人在美国努力奋斗，建立一个国家，现在这个国家比英国强大得多。

　　这样的一个国家是我们过去没有意识到的，为什么今天国家这么重要？人类建立国家，按照社会契约理论，通常有两个基本的目的。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和社会，是要有目的、有好处才建立的，建立一个公司没有好处，不能赚钱，我创建公司干什么？创建一个国家，人类的经验是每一个人，人类是有意识的动物，发现以社会的方式，或者是以组建的方式生活，比自己孤独地生活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更安宁，可以避免风险，你想一个人面对兔子没有问题，但是面对老虎一个人就顶不住了，不可能指望大家都成为武松，要抵御自然和社会风险。第二是福利，组织起来生活比个体孤独生活可以带来更多的财富、带来更多的福利，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以社会的方式生活，社会分工才会有可能，你耕田我织布，如果没有你我一个人生活，我上午耕田下午织布晚上还得干什么，一个人再能耐又能干出来多少，因为有你有我有他，大家生活在一起，因此社会分工成为可能。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社会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你专门织布，我专门耕田，到时候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又有衣穿又有饭吃，我一个人笨手笨脚织不了布，我只能穿树皮。所以社会组织越发达社会分工越细腻，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带来的财富越多。现代职业有三千多种，想一想早期社会哪儿有这么多的职业呢？

　　我打一个相关的类比例子吧，国家就好像是银行，没有大家去存款银行就不可能有钱，银行之所以有存款就是因为大家口袋里的钱太多，放在自己那里又不安全，银行可以确保我的钱可以安全，不会丢掉，如果丢了还要赔我。同时不仅仅保证我的钱安全，还得保证我的钱可以升值，有利息。

　　政府公共权力机构类似于银行，每一个公民出让的私权利，不仅仅要保证每一个人私权利的安全，而且要使我们的权利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也有根本性的差别，在银行存款的钱，我如果不愿意可以全部取出来，存取自由，但是每一个出让的私权利一旦出让，就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的。你的权利让出去了，你不能说我不干了，我把我的权利收回来，不行的。

　　正是如此，公共权力一旦形成了，那么国家政治、公共权力就成为非常强大的力量，与每一个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相对应的权力实体，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如何尽可能合法、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使之能够合法、正当地运用，这就是现代政治，或者说政治文明的最高标准。

　　公共权力形成之后，我们怎么把它管好，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公共权力机构一旦形成了，实际上它具有天然的权力野心，不服管，比如说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把国家比作圣经里的一个怪物，不服管、不服控制，天生具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本性。公共权力一旦形成，也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既然形成了公共权力，需要有人来使用公共权力。权力不能自发地运作，所以就带来一个内在的悖论，什么呢？民主表面上看来，有人理解就是一人一票，大家都是当家作主了，只要是18岁的合法公民，大家都是一票，绝对平等的。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要求有一部分人管理，就是说在我们所有的国民中间，必定有一部分人就成为被管理的对象，受到公共权力的约束。而另外一部分人，虽然同时也具有公民的身份，但是他们是公共权力的操作者，就是他既是被统治者，但是首先他是统治者，我们这些只是被统治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想当官，因为必定要选出一部分人。

　　要选出一部分优秀的、有较高责任感并且有较高责任能力的人成为我们的管理者，我们才放心地把权利托管给他。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制度的约束，公共权力不能够完全地指望那些公共的管理者可以自觉、自发、正当地使用公共权力，因为公共权力强大，一会儿我们还会说到公共权力能够演变为各种私人的资本。我们经常说政治腐败，什么是政治腐败，下一个定义，所谓政治腐败一个最简明的定义，就是将公共权力私人资本化，不仅私有化，而且是资本化。什么是资本？经济学也有很多定义，我有一个通俗的定义，所谓资本就是钱它妈，能够生钱的那个钱就是资本。

　　公共权力对于公共权力的操作者来说，所谓政治腐败就是这些操作者把公共权力私有化、私有资本化，本来这个权力不属于他个人，但是他掌握了就可以弄钱、换钱、换色，搞各种各样的东西，只要能换的，给自己带来好处的都行。另外一个方面，这个权力如果基于个人，当然你可以指望公共管理者个个都是包公、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这不可能，因为这是人性的天然弱点。

　　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所有的人类，我们大家全部，无论你多么伟大、多么杰出，都是很有限的动物，所以经济学家讲了一个“有限理性”，因为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最大的一个观念误区，就是认为我们人类具有无限的理性，像上帝一样能够设置一个完美的经济计划，并且按照这个完美的经济计划推进我们的经济生活，并且获得理想的经济效果。但是事实上不行，计划经济失败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人自身的认识发生了误解。市场经济为什么有效、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上。所以经济学界有一个故事，在两个君子之间交易不可能，比如说我跟胡书记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胡书记种出很多苹果，我要买苹果，我要到你这里购买苹果，我们两个人都是君子，道德上极好的人，又是特别好的朋友，胡书记说你还讲什么钱啊，要多少拿吧。我也是君子，不行啊，你种苹果流汗了，我不能拿，否则我还算什么人，非得付二十块钱买。胡书记说你付钱不行，你给我一块钱或者二块拿一堆算了。我说这样不行，这样成本都不够。所以要两个小人之间做生意才可以成，比如说我要买一堆苹果，两个人讨价还价，可能就会把生意做成，这是市场经济得以可能，前提是人类具有有限的理性，而且每一个人，我们首先把每一个人设想为小人，但是通过公平的交易，最后逐渐地培养出一种君子的公民品德。

　　万俊人：君子是后天的，不是哪一个人生下来就成为君子，所以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孟子的思想，为什么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那是一种假设，假设人有仁慈之心、谦让之心等等，是的，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比如说掉进沟里刚好是我弟弟，或者是我侄子，我根本不会犹豫，衣服不脱就会跳下去救他，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情况都会这样呢？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解释，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区别，现代社会是公共化的思维，他把人类的生活领域分为两个，私人生活领域、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私人公共生活领域就是熟人生活领域，基于天然情感纽带所组成的，比如说你爸、你妈、你哥、你弟等，像是温州这样的家族内部的信用度非常高，这样反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不需要找中介组织等。但是在陌生人领域，也就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没有那种自然血缘关系的基础，按照这样的一个定义，现代人三岁起就开始进入公共生活，进入幼儿园，你的幼儿园伙伴就跟你没有自然天然的血缘关系。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是依靠规则，不能依靠人情的，依靠规则、依靠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对制度依赖越来越强的原因，什么事都要定合同、签协议，甚至还要公正等等，以规则来规范公共生活领域。

　　规则的规定，或者制度的规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情的，我们经常说市场不相信眼泪就是这个意思。市场的价格并不因为你是我的姨就降低价格，因为市场有一个自然调节，一斤苹果多少钱不是由我来定的，多大的需求、多大的供给量，供求和需求的比例之间可以计算出市场的均价，然后这就是市场价了。

　　公共的政府，或者是政治的规则，跟市场规则是同样的道理，政治就是管公共领域，不管私人领域，我刚才也说了公共领域越来越拓展、越来越发展，三岁起就开始进入公共领域。现在人们对名人、明星的隐私特别感兴趣，是因为现代人缺乏丰富的私密化的生活，而且在现代社会不断公共化的情况下，过私密化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你想做一点事别人不知道很难。公共化的生活是开放的、透明的、规则化、秩序化的，不是你我说了算的。

　　现代人只相信广场不相信中心，因为只有广场是公共的，中心是封闭的。在公共领域里是开放的、公共的，而且是透明的，不能隐藏任何事。有一次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演讲，当时有很多有名的歌星，他们都抱怨现在不自由，逛一下街还得乔妆打扮，我说我理解，但是你得考虑为什么这样，你不能怪这些粉丝，像是一些偶像都不能结婚，但是你要想一下这是为什么，你到电视台唱一首歌可能就很多钱了，我想上那个节目倒贴很多钱都不行，因为公共人物他的话具有公共意思，所以才有广告的效果。比如葛优说“我还是相信群众”，但是其实是要大家相信他。

　　作为公众人物分享了普通公众不能分享的公共权力，因此你必定要承担我们所不曾承担的公共责任，所以你的公共行为就要检点了，大家看着你呢。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交警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跟我一个普通司机驾车闯红灯意义一样吗？比如说我在北京开车，前面有一辆军车，我就跟着他，他闯红灯我也闯，交警找到我，我说前面这车在走，我以为可以走啊。一个普通的驾驶者犯规是一个例外，但是交警犯规不是例外，而是给公众一个信号，在这样的条件下或者是这样的环境中，闯红灯是可以的。如果这样，这个东西就坏了。

　　公共人物，包括公共的管理者、当权者，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受到额外的限制，就象刚才说的公共领域，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明白所谓公正、所谓正义，它的基本本意就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等，我享有多大的权利我就履行多大的义务，我不能承担我没有分享权利的义务，也不能享受我没有承担义务的权利。政治家、政治思想家，包括政治哲学家，以及大量的政治领袖、政治实践家，绞尽脑汁想各种各样的方法，西方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看起来很敏感，但是理论上一分析就知道了，西方人之所以信奉三权分立有三个理念，第一人性本恶，对于强者的东西，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对强大者控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内在控制，而不是外在控制。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是非常强大的，不服管，最好的方法就是分而治之，一个公共权力实体分为三个部分：立法、司法和行政，然后三者互相制肘，可以使内部的权力不至于腐败。滥用和腐败不一样，滥用是权限不明，本来我是一个处长，像一个部长一样跟大家讲话就不合适了。

　　万俊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就是以权力来制约权力。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宙斯是众神之神，但是有一个就是管不了，怎么办呢？于是就把这个神一刀劈成两半，就有了男人、女人。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吸引，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现在被砍成两半，分而治之，打成有了男人和女人之后，人类有一种不可根除的需求就是结婚，你们不是想结婚吗，就让你们历经千辛万苦。很多爱情的悲剧，都是这样的。

　　分而治之很好，科技的观念也影响到西方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几何学里三角形是最稳定的。既要分而治之，同时要使这种权力内在的结构保持稳定，因此一分为三，既不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四。这种分背后的理念，或者是政治哲学的假设是什么呢？分而治之内部控制，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转化为哲学的命题就是以恶治恶，在西方的政治观念里公共权力是必要的恶。但是这种观念，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又有变化，在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里也发现了一些事，即使是如此，还发生了公共权力的腐败，甚至是很严重的腐败，这是为什么呢？在某种特殊的情况和条件下，分离的权力也可能产生权力合谋，合伙。一旦权力出现合谋，那么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就没有了，一丘之貉，我还制约你干什么？因此这个时候有可能出现公共权力的腐败。

　　因此我们提出新的命题，以社会制约权力，不仅是权力制约权力，而且社会制约权力，那就是充分发达、发育良好的公民社会，是制止公共权力腐败的最后力量。以社会制约权力与权力制约权力的重大区别，背后的哲学基础不同，以社会制约权力背后社会是天然的善，相信绝大多数公民都是善的，背后的命题就是以善治恶，不仅是以恶治恶，只有双管齐下，公共权力的腐败才能得到遏制。所以现在不仅是要求公民社会，而且要公民道德的建设，因为你是代表善的。

　　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中，人们认为公民社会应该是橄榄球形的，政府应该是小政府，还有弱势的公民群体也是少数，社会中产阶级是中间这部分。这是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人类认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进步，这个进步来之不易，通过总结很多经验教训才得来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发现现代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就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安排的问题，除了政治本身的这样一个纬度，还需要另外一个纬度，就是公民道德。我为什么要谈制度伦理与政治文明呢？就是因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包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立法，仅仅有立法不够，必须要有公民社会，必须要有制度伦理的建设。公共管理者，特别是政治领袖，政治家，他们的道德要求。早些年我们国家提出以德治国，很多人反对，认为这是人治，实际上他们不了解，即使说法治也要靠人来实现，以德治国按照我的理解，首先对统治者是一种资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理念，但是法学家接受不了，他们认为这是人治，其实不是这样的。

　　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政治领袖，他们对于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或者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特定历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是不能否认政治领袖在历史舞台上的关键性作用。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政治家并不多，大量的是政客。政治家和政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翰•莫尔斯，很多同学知道他，政治自由主义里他有一个形象的解释，政治家关心下一代，但是政客只关心选票，只关心我能不能选上。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里大量的政客，有的议员心里明白，比如说过去要不要给中国最惠国的待遇，他们也明白对自己有利，但是因为他们首先要满足选民的意愿，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我想不一定符合我们，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所在的那个选区的选民，我这么说他高兴不高兴，要不然下次我就没有辄了。政治见解的基础是区域人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一个国家的利益。

　　制度、公民社会和政治领袖，这三个要素都是缺一不可的，既有政治的，也有道德的，即使制度本身，也不只是一个政治和法律的构建问题，也包括道德，大家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制度本身，制度本身是人类选择和设计的产物，它也不是天然的，所以人类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为自己的国家设计什么样的制度，那么他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制度不仅仅是公正合法的，而且是能够建立好社会、好国家、好政府，只有有利于这些才是好制度。凡是选择，首先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不完全是一种经验的，一种科学技术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法律常常是技术性的考虑，因为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给人们设置明确的界限，哪些行为是不能做的，而道德是鼓励你应该怎么样。所以很多的法学家，他们提出只要有社会要求底线就可以了，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守住底线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东西是不是要呢？要！

　　我在北大有一个朋友，经常举一个例子，他说所谓底线，就是我们排队上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逻辑排列好，唯一剩下可能的，大家可以接受的就是底线。他的设计，如果是先来先上，大家都先来先上，结果大家都这样，秩序保证不乱，如果后来先上就拥挤、挤车，唯一可能的，也是大家在逻辑上可以接受的，就是先来先上、后来后上。但是我说这样没有道德发生了，道德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道德恰恰是在先来后上，比如说我先来我站在旁边，我发现后面有一个老太太或者是一个孕妇，我于心不忍，我就说大妈或者大姐你先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看到老太太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奶奶，如果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奶奶遇到这样的情况，别人也像你这么做，你会怎么想？所以儒家进行这样的道德推演，到今天也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