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第十一期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时间：2008年1月17日

　　地点：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广州从化温泉镇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主持人】在广东省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时，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联合组织的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来到我们南方学院，这是对我们新机制办学、独立学院的一种信任。我代表学院向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科联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下午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李教授本来要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并主持会议，但是由于身体不适没有来，写了一个发言稿，我会把他的发言稿简单向在座的师生介绍。

　　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景天魁教授作为我们这次论坛的主讲嘉宾。

主持人：陈腾华（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党委书记）

　　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社科联联合主办的岭南大讲坛已经开办了很多期，岭南大讲坛分成几个板块，有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岭南大讲坛·地市论坛、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岭南大讲坛·企业论坛等。今天下午在我们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巡回论坛。巡回论坛主要有两个系列，其中之一是国事省情的讲座，直接面对各级党政干部，介绍我国的时政热点以及解读我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情的基本状况。今天下午我们有幸请到了景教授主持这个讲座。景教授是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可谓是著作等身，出版了20多部有名的著作，承担国家十多项的重大课题，在社会转型及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今天景教授主讲的题目是“文化崛起与生活方式——中国人要创造一个好的活法”。在以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国应该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中共十七大把民生问题作为建设民主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老一代，或者说的更远一些，古代的思想家孟子就说过，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稳定、固定的收入来源，要讲道德和高尚的品质是没有很大可能的，如果我们的人民没有稳定、固定的资产，我们的人民就不会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如果没有良好的道德素质，整个的社会就可能发生动乱。当然我这是翻译孟子的话。

　　景教授在今天下午会给我们解读，特别是针对当前社会出现的问题，给我们解读我们的社会。同时，跟我们一起探讨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相信景教授会以他精辟的演讲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听众很大的启迪。现在请大家欢迎景教授。

　　【景天魁】尊敬的陈腾华书记，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你们这里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人应该创造怎样一个活法的问题，可以获得很多的灵感。广东省现在在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广东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地方，自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首先是在广东提出来的。广东在经济发展方面、在对外开放方面，也是全国的排头兵。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面临着许多新的需要我们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应该如何寻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应该如何寻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协调发展，在物质丰裕的同时，如何能够使人民过上幸福、滋润的生活。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是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是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一个需要破解的难题。

　　我所说的所谓活法，用梁漱溟老先生的话，就是文化，用我们比较现代的说法，就是生活方式。其实我觉得，比生活方式的内涵可能还要广一点，它还包括社会发展的模式，或者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我们发展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经验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这样一个问题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得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我今天就讲这么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提出创造一个好的活法的问题。第二，什么是中国人应该选择的好的活法。第三，怎么创造这么一种活法。

　　一、为什么提出创造一个好的活法的问题

　　我想从以下几个角度，先提出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现在有一些西方人为什么喜欢炒作中国威胁论？

　　最近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人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他们的重点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着眼，当然美国和日本也还关注中国的军事崛起，还不完全是经济，但是主要关心的还是中国经济的问题。我们国内这么多年来，也津津乐道我们自己经济取得的奇迹，实际上包含着一个很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单方面追求GDP，这样一个过程，已经持续三十年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发展中，如何处理经济崛起和文化崛起的关系。单维、单向度的经济崛起是否可以持续？如果没有一种文化的创造，作为基础、作为导向型的目标，这个经济的崛起会走向何方？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这样一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

　　说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思考最近三十年我们实际上所走过的路，来思考我们过去的一些做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像广东这样走在全国发展前列的地方，大家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巨大的环境灾难，也就是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很大的环境成本。这个成本有多大呢？说法不一。我给大家介绍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结果，当然这是最严重的一种说法了。如果按照他们研究的结果，我们的经济成就，就拿GDP来说，假设我们GDP的增长是10%的话，那么我们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当前造成的环境问题，第二个是今后治理这个环境所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环境成本会超过10%，也就是说我们的GDP增长实际上是负值。

　　第二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先污染后治理”在中国行得通吗？

　　这些年来大家都感受到全球的气候变暖，中国的水资源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到从化，看到那条河，河流那么清澈，大家可以想像现在全国还能保持这样水质的河流还有多少？很少很少，包括我们的珠江，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大江大河啊，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北方地区目前正常对水的需求量严重得不到满足，北方地区绝大多数城市都是缺水城市，每年的缺水量已经达到四百亿立方米。有一些大城市，地下水的可供开采量，大约只能开采十年到二十年。可想而知，我们已经进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到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还多。我国沙化或呈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到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1/3。上个世纪末的三大环境突变灾难，就是1996年的黄河断流266天、1998年的全国洪水泛滥、2000年全国沙尘暴、2005年末的松花江污染和今年无锡太湖蓝藻爆发，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我们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是很难估量的，刚才我已经讲了，全球的环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就占了16个。

　　另据世界银行的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我们所见到的这些问题，在目前还没有见到可以逆转的趋势，仍然在加剧。这是从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角度来讲的。

　　第三个问题，美国人的资源消费水平中国人能学吗？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资源消费和美国的资源消费做一个比较，看一看像美国这样一种资源消费，中国人能不能学。有的研究报告曾经断言，我们中国如果像美国人那样消耗矿产资源，三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费。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 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中国人无疑具有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地球资源的权利，但是却不能够希望像美国人那样大度地浪费属于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2000年美国人均能耗8.19吨油当量，其人均汽油消费量3.17吨，中国人均能耗不足0.75吨，人均石油消费量仅180千克，不足美国人均消费的1/10和1/18。中国钢、铜、铝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是110千克、1.5千克和2.6千克，是美国人均413千克、11千克和20千克的1/4、1/7和1/8。所以我们要思考，西方文明所创造的工业化的道路、现代化的道路，是不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可行的道路。二十世纪已有的故事，我们中国在二十一世纪能不能重复下去？

　　大家知道，二十世纪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状态来看，它的主要标志就是靠大量地消耗地球资源来谋求现实利益，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中全球GDP固然增长了18倍，但是地球资源消耗的速度和数量迅猛增长，石油年消耗量由上个世纪初的2043万吨增加到35亿吨，增加了117倍。钢、铜和铝的消费量由1900年的2780万吨、49.5万吨和6800吨增加到2000年的8.47亿吨、1400多万吨和2454万吨，分别增长了30倍、28倍和3600倍。

　　这样一种道路，也就是说西方工业化的模式，我们能不能复制的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可以说，以往三十年我们逐渐体会到、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到了需要给出明确答案的时候了。那么最近美国的布朗先生，他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向中国学习》，他看到中国正在探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不是靠大量的消耗资源，而是节约资源的一种模式，中国开发水能、开发地热、太阳能，包括风能等等。他说中国“这个发明了造纸术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于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 但是因为他早些年写过一篇令中国人很讨厌的文章《谁来养活中国》，他的这篇新文章《向中国学习》，在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好感。有的人就提出布朗写这篇文章是什么动机，我们中国正在发展，布朗怎么不说美国人应该少消耗资源，为什么鼓励中国人少消耗资源呢？

　　其实，认为美国人也需要检讨自己发展模式的声音，在世界上也是不绝于耳。例如，2006年10月19日 《香港商报》 报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人口统计学家威廉•弗雷就提出将来能够打垮美国的不是别的因素，而是美国的消费模式。美国的一个非政府研究机构，人口参考局的专家亚克布森也提出，美国人面临的真正危机，是他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危机。也就是靠大度的无节制的消耗资源带来的危机。香港商报报道了类似的对于将来能够打垮美国的因素是什么所做的一些分析。我们固然可以对布朗言论的动机怀有某种警惕，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包括中国、包括美国，也包括全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发展必须以牺牲公平为代价吗？

　　应该看到，我们以往三十年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的是社会差距的迅速拉大，是财富向少部分人的迅速集中。居民个人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在三十年中迅速达到或者超过了临界线。

　　这样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发展，能不能持续？ 这种社会不公平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的？

　　我们观察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差距的拉大确实在时间上是同一个过程，相伴而生的。虽然相伴而生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但是，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都向我们证明，市场经济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陷，所谓市场会失灵。政府作用，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陷，这就是所谓政府失灵。那么在中国基本建立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是否可能寻求不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也像环境问题一样，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些问题，向我们提出的都是追求什么目标、追求什么生活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就是靠金钱崇拜能不能建立现代文明？

　　在以往的发展中，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上升，社会的道德水平直线下降，有些人是六个“没有”，没有信念、没有理想、没有道德承担、没有社会责任，对某些人来说还没有羞耻感，甚至没有秩序观念。这就使得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正像靠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不能换来现代文明、靠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不能建设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一样，靠金钱崇拜也不能建立起现代文明社会。

　　以上几个问题归结起来，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中国人应该追求的发展目标，换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是中国人应有的活法。

　　二、什么是中国人应该选择的好的活法

　　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就是那个使得中国几千年来能够延绵、繁衍，不断壮大的根源，就是维系我们国运的根本，维系我们民族的根是什么。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文明都维持不住，只有中国文明能够延续下来，这个根本原因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有大量的研究。概括起来讲，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重礼、重义、和合、中道。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绝对不可能用几个简单的词就可以完全概括的，我只是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时，去寻求一个比较简便的说法而已，我们还要慢慢去体会、仔细去研究。按照这样一种重礼、重义、和合、中道的文化精髓，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中国人应有的活法，应该最起码包括这么几个要素：

　　第一，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追求高素质的物质享受，但同时也要适可而止，不比富、不炫富，不做金钱奴隶，这样我们才可能找到一种比较滋润的活法。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非要和美国人比谁消耗的石油多、谁的马路宽、谁的楼高、谁的车快，那没完没了！对于我们确立发展目标来说，正像当年的苏联不应该和美国去竞赛谁的军舰厉害、谁的武器厉害、谁的战斗机飞得远一样，今天的中国也用不着去和美国人比谁的马路宽、谁的汽车快、谁的楼高、谁消耗的石油多，这是一个同类性质的问题。也就是说标志着未来文明的未必是对物质的攫取，而是一种有节制的、科学的、和谐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说谁家的房子大，带游泳池，谁的生活就一定幸福、就一定滋润。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一个好的社会，不仅应该是有秩序的，而且也要使社会成员活得不累。中国人现在用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所花的精力太多了，先不说社会安全不安全，人和人之间戒心太重、信任度太低、认同感太差，所以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横向的人际关系。

　　第三，精神世界。高品位的精神享受，积极向上、自觉自律，这样才能活得有滋有味。在这一点上要特别提出，要从以钱为本转向真正的以人为本。人首先是一种有精神的生物，高质量的精神需求、高品位的精神生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主要标志。人的精神需求、是人所有的需求中最高级的需求，也应该是人所有理想中最重要的理想。

　　一种和谐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一种和谐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种健康的、充实的精神世界，就是中国人在确定发展模式、发展目标方面有可能作出的最理智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有可能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但对于中国人应该有一种什么样活法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探索的问题，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如果说以往我们的探索，比如说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人类得出了如何追求和平的理论和道路。最近几十年，我们又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如何选择一个好的社会模式。这个问题，许多社会学家都在探讨。2001年，就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费根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他的提法就是需要创造一种好的社会模式，这个好的社会模式就是以社会公正为目标的社会。所以他提出，社会公正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主题。

　　其实这样一种命题是有深刻根据的。以往一、二百年的发展，人类创造的财富空前巨大。晚近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过程，也使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剧增。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一方面是财富的聚集，另外一方面是贫穷的聚集。如果说，过去这种贫困和富有的反向聚集只是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内部发生，那么最近这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又使我们看到它在世界的范围内发生了、加剧了。美国的沃勒斯坦教授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已经向我们解释了财富的流向，就是由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聚集。所谓中心国家，也就是世界上现有的这十个左右的发达国家。

　　在经济腾飞、经济发展之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这两个方面，共同形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人比较好懂的词，也就是活法，就是到底要什么样的一个活法。这个问题，是真正既有挑战性，又是真正对世界有巨大意义的。如果说中国对世界将来有可能作出什么重大的贡献，那么我认为怎么寻求和平、避免战争的问题，过去在理论上已经基本解决了，当然不等于这个问题将来就不重要了。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理论上也有不少成果，当然也不等于说今后就没有问题了。在世界上摆在各国面前的，不光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概括地说，主要是一个活法的问题，就是追求什么价值、什么目标的问题。而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可以承担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到底怎么走出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困境。在以往的几十年里，我们国家也像其他国家已有的经验教训那样，造成了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过短的问题。但是我们国家还处于结构转型期，可调整的机会很多，没有定型化，可以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就使得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有可能趋于和谐，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和统筹，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方向，也是重要的机遇。现在党中央高度关注民生，实际上正是在创造一种好的发展模式，而这个发展模式已经不仅仅是欠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正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所需要的。

　　第二，怎么走出困扰着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困境，也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中国有可能在处理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和社会阶层关系方面，找到一种消除人们之间的隔阂和歧视、消除社会排斥、增加社会和睦、增强社会认同度，这样一种模式，它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是靠军事手段可能最终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解决人心的问题，解决世界范围内歧视的问题、排斥的问题，实现融合的问题。这样一些根本的理念问题不解决，恐怖主义就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严重威胁，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三，怎么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中国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固然是人口众多，能源需求量很大，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具有丰富的水能、风能的国家。现在全世界都在赞赏中国开发水利资源，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世界上对于开发水能有一种轻视的态度。现在看来，寻求可再生能源的替代作用，是走出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正确选择。

　　第四，新的发展模式、新的社会模式，也就是我们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可能导致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现在我们所提出的民族复兴，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主要是一种新的发展方式、新的社会模式或者新的生活方式，由这些因素来构成的。当然，强调这些因素，绝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轻视经济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绝不是在任何意义上轻视物质享受对人们生活的意义，而是说只有我们创造了这样一种好的发展方式、社会模式和生活方式，未来的经济增长才能够获得真正强大的可持续的动力。

　　怎么创造好的活法？

　　这个好的活法的创造人人有责。实际上在中国现在不论是高层还是基层，在各个领域有很多地方、很多人都在思考、探索和创造一种好的活法的问题。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前几年，大概是1998年、1999年，当时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一些老工业基地面临着严重的下岗失业的“洪水”，有几千万国有企业和大集体企业的职工下岗失业。这样一种严重的失业问题，如果在西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而在我国，却基本上平安度过了。什么原因呢？当然我首先承认，有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在下岗失业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及时地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下岗职工的生活补贴，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文化在这里面的意义和作用不能低估。当时，我到沈阳去调查下岗失业的状况，一些老工业区一片萧条，企业停产、倒闭，很困难。但是我到沈阳的北陵公园，确是一片锣鼓喧天，扭秧歌的队伍上百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下岗失业的职工。可以想见，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社会信心、社会认同感，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

　　广东人也有一点是我非常赞赏的，就是广东老人吃早茶。其他地方的退休职工现在普遍都是在抱怨退休金太低，确实低，我也非常赞成提高他们的退休金待遇，国家也正在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广东历史以来，老年人，你说他手里有多少钱呢，但是天天可以去喝早茶，逍遥自在。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呢？

　　我们很多地方，包括咱们国家第一位百强县，江苏省江阴市，现在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经济上领跑中国一二十年，今后要在什么方面才能够继续保持在中国的领先地位呢？所以江阴市提出的问题就是由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追求老百姓的幸福感，由片面的GDP指标转变为由老百姓来给政府打分，打什么分呢？幸福度提高多少，让老百姓自己讲。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创新，其实在中国大地上已经随处可见，包括很多社区正在创造的社区服务的模式、社区文化的模式，很多校园正在创造的校园文化，很多家庭正在创造的新的家庭格局、新的家庭文化，也包括很多政府部门，也正在从投资型的政府转向服务型的政府。这样一些实践，启发我们中国人已经开始认真的给世界创造一种好的活法。而这一点，也正在得到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的承认，包括刚刚到中国来访问的印度总理辛格。实际上，他不仅承认了中国的经济成就，也在承认中国的文化在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问题上可能发挥的作用。当然，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的人口大国，他的一句话我也很感兴趣，我们这两个大国还有足够的空间来发展，那么我想开拓这种空间的不再仅仅是资源，不再仅仅是经济，而是思想的空间、文化的空间。思想的空间、文化的空间、精神的空间是无限的，自然的空间、经济的空间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中、无限的创造中，展现自己的才华，使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也能够在全国、在世界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作出我们的贡献。

　　关于创造一个好的活法的问题，当然话题比较多，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也不可能充分的展开，我希望能够留较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共同探讨。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景教授关于我们该怎么活法、中国人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法谈了很多很精辟的意见。接下来是互动时间。

　　【现场提问1】景教授，您好。您刚才说到中国文化精髓，说到中国不需要跟美国比谁的飞机飞的快、谁的导弹打的高，按照我的理解，崇尚科技就不需要以中国文化崛起需要努力的方向吗？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中国强大文化其中一个部分呢？另外，广东人在文化崛起方面，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可以做一些什么呢？谢谢。

　　【景天魁】我刚才讲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去展开。我想我的意思，刚才已经说过，我强调文化的意义、强调创造一种好的活法，绝不是忽视经济发展，也不是忽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广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先进的科学技术它是未来文明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会对于创造一种好的活法作出贡献的。

　　广东，我总的感觉，在文化的创造方面，在中国应该发挥它巨大的作用。现代文化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开放性，如果说我们过去的古老文明，在文化创造方面有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们其实是不封闭的，我们读中国历史就会看到，说中国人是封闭的，这是冤枉了中国人。中国真正所谓封闭，就是满清后来有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有一点封闭、比较封闭，我们历史上是不封闭的。正因为中国历史上不封闭，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宗教现象和世界上的宗教现象大不一样，世界上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就是伊斯兰教，不一样的，到了中国呢，我们看到我们的庙里，一边供着孔子，一边供着释迦牟尼，一边供着老子，一边还供着穆罕默德，没有什么冲突。

　　我觉得真正文化的创造，应该是一种开放式的、融合的，有融合力的。而广东呢，在中国来讲，毕竟是接受现代文明较早的地区，和北方地区比，是文化的融合较早的地方。这是广东的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见得是广东的大学多什么的，当然广东也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广东搞了大学城等等，这也是很对的。但是也应该看到，未来文化的创造要取决于文化的兼容能力，或者换句话说开放程度。在这些方面，广东人的心态还是可以的。

　　【现场提问2】景教授您好，中国应该用哪一种具体的文化或思想去影响世界，或者立于世界之林成为文化大国，具体是哪一种思想？

　　【景天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反复的讨论儒家救国论，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发展的关系，过去探索为什么没有较早的出现资本主义，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罪过呢，还是什么原因。这些问题已经探讨了很多年了。现在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创造一种好的活法、好的生活方式来讲，恐怕正是像中央现在所讲的，应该吸收各种文明的长处，这可能不是单靠已有的、单一的文化能够解决问题的。我刚才也讲了，儒家、道家，还有包括宗教，都能够和平相处，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解决我们的精神需求，一样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点，将来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能够兼容并包的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生命力的。

　　某种意义上讲，我相信人类将来都会认识到文明这个东西，不宜追求纯粹性、封闭性，伊斯兰文明，当然我不是要来评论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文化在世界各种文化中，当初对人类文明是作出贡献相当大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数学、现在的符号系统，其他很多科学方面的东西，很多是伊斯兰文化贡献的。但是，我觉得一个文化不要走向封闭，不要追求原教旨主义，追求纯粹、排斥，将来恐怕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文明，需要讲究包容，不要讲排斥，不要动不动就是谁好谁坏，能够包容才是好。

　　如果把各种东西排除掉，最后形成一个唯吾独尊的东西，那一定是失败的。我们一定要研究文化创造的规律性，人类已有的经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有生命力的，能够被世界人民接受的好的活法。能够让世界人民接受的好的活法，不可能是一个偏狭的东西，一个自我欣赏的东西，怎么能让世界人民欣赏呢？有包容的东西才能够让大家欣赏。这个可能是将来人类文明，大家会共同接受的原则。

　　【现场提问3】景教授好，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反过来促进物质文明，可想文化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我想在现在这座大山里这么久了，在座各位是否会想一下，我们南方学院应该建立怎样一种校园文化来促进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呢？请景教授给我们提几点建议。谢谢。

　　【景天魁】我个人是学哲学出身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我想我需要说明我的观点。

　　我认为物质决定论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有决定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解释世界的本源，世界是怎么产生的，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物质决定意识。但当我们考虑文明发展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好的提法，是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作用。不宜简单的讲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它未必是一个决定的关系，毫无意义。物质生活水平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也需要有好的居住条件，我们从从化到广州，希望交通路况很好，马路很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建设一所好的大学，当然也希望有好的图书馆、好的教室、好的食堂，各种好的硬件设施，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好的物质条件是一个基础，是不是一个能够决定一切的东西，在本源的意义上有没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我觉得不可以这样讲，我更主张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相互作用。

　　比如说我们建立一所好的大学，我们有好的校风、有好的学习态度、有健康向上的氛围，难道就比有一个好的教室更不重要吗？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典范的，可以说我们现代中国大学，至今没有一家可以超过的大学，就是抗战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没有一所大学可以说比当初的西南联大办的更好。西南联大当初是什么条件呢？条件非常差，但是有那么多有名的教授、有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有那么强的救国救民的精神。分析这些因素，你说我们能够得出物质因素决定论的结论吗？我看这就有一点太简单了。我觉得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重要，而且最好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良性互动，这恐怕是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既不要单纯的强调物质因素的作用，也不要片面强调精神因素的作用，而是要共同发挥它们的作用。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因为我是刚刚来了，应该说我很不了解，但是我听书记介绍之后，对我非常有启发。中国的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机制。如果没有好的机制，像有一些公立大学那样，投资再多也没有用。而你们学校呢，可以说是在新的机制的创造方面，既比已有的公立大学有大的创新空间，又比有的私立大学有大的创新空间。所以如果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创造出一种新的大学机制，我想你们学校的发展会非常快。世界上很多大学未必是老的一定好，美国有一些大学校龄不一定很长，但是非常著名，比如说是斯坦福大学，就不是一所特别古老的大学，严格来说是一所比较年轻的大学，但发展很快。这个机制的创新，我觉得是决定一所大学发展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仅仅是对大学而言，对整个国家都是这样。我们从学术研究来说，前些年我们的社会研究、经济研究比较注重硬件的研究，也比较重视所谓制度研究，其实现在呢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是机制研究，就是使现有的条件如何能够最好的发挥作用，最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都是做机制研究的。同样都是做这么多菜，怎么能使它有效的发挥作用，通俗说机制研究就是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我相信南方学院你们有好的创新空间大，会发展的很快的。

　　【现场提问4】景教授您好，具体到中国大学生，您觉得怎样才算是一种好的活法？您觉得什么因素影响了一个人的幸福感和幸福度？谢谢。

　　【景天魁】中国的大学生，因为我自己离开大学已经有四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对于应该怎么当一个大学生，已经忘的差不多了，这个代沟啊，你们这个时代的大学生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的，所以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毕竟我是做科研的，世界上的大学还是去了一些，观察的印象还是有的。

　　我们中国的大学生如果和美国的大学生比，确实是有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去年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我也去发了一个言，我就说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正好是倒过来了，怎么倒过来了呢？中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紧张上了，小学比初中紧张，初中比高中紧张，考上大学以后开始轻松。美国呢？美国是越小越轻松、越大越紧张，开始考上大学以后紧张上了，读博士的时候那简直是紧张的不得了。我们正好和美国倒过来了。

　　当然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我们个人可以改变的。我觉得从学校的创新和个人来说，恐怕在大学期间，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值得反思、总结的东西，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创新刺激不够。杨振宁先生过去有一个说法，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区别。他的说法，对本科生来说，问题是已知的，结论也是已知的；硕士生问题是已知的，结论是未知的；到博士生问题是未知的，结论也是未知的。如果说这种说法是比较有道理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普遍的档次需要提高，恐怕从国外教育发展的态势来看，在高中以前应该是问题已知、结论也是已知的，高中以前的教育应该是接受人类已有的相当成熟、固定的知识，打下基础。进入大学以后，是不是应该向更多的未知领域探索，这样才能够刺激年轻人创造的活力。能不能把创造性的空间开拓的更早一点，这样我想对于中国青年人才的成长会大有好处。

　　当然具体的怎么改进教学方法、怎么改变学习方法，在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都比我有发言权，我只能够从宏观上讲，恐怕就是我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尽早的探索未知的问题，这样可能对人才的成长会更有好处。

　　【现场提问5】景教授您好。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中国人文化生活消费观念，目前现代社会八十年代后的生活方式、文化与中国社会新型文化生活方式的发展有何利何弊？

　　第二个问题，现在在西方社会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请问景教授，以您的看法，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以何种中国独特的文化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信仰？谢谢。

　　【景天魁】从我们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兴的热门研究话题之一，也就是研究80后这一代。80后的年轻人和过去那些代的人差别确实是比较明显的，在座是不是相当都是80后呢？你们自己会更加清楚你们和前面几代人的差别。如果说过去的差别是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出明显差别的话，80后非常明显的突出特征，差五六岁可能差别就非常大了，兴趣、爱好各个方面，差别很大了。

　　关于80后的研究，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信念，也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不要对80后这一代的某一些特点过于苛求，从实际历史过程来看，我们也是有过经验教训的，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曾经有一种舆论，认为文化革命中产生的那一代，应该是叫70代，还是多少代呢，当时没有这个词，就说他们不行，小学也没有好好上过，初中也没有好好上过，将来等他们接班的时候中国该怎么办呢？好像要出问题。事实证明呢，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现在走上领导岗位的，很多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他们中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我觉得80后未必会出现我们那么多担心的情况，人类一代一代的人面临不同的问题，他们自己会想办法解决的。我不具体去评论80后的特征和情况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代人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也许这一代人正好适合解决他们那一代人的问题，所以我对人类的发展总体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是非常不赞成西方人的这一种说法，正像我刚才讲的那样，西方人的这种说法，是建立一种封闭文化观念的基础上，好像认为他们有基督教就有信仰，他们有伊斯兰教他们就有信仰。信仰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宗教信仰仅仅信仰概念里很窄的一部分。人类也不是自古就有宗教，人类有宗教之前的几十万年，就没有了信仰吗？那不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信仰，我们需要很好的研究这个不同的机制是什么。比如说中国历史上遇到过很多的危机，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散、没有垮，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特别有说服力的答案，过去的事我们不说了，现在所谓有单一宗教的地区，不断的造成民族的分裂、国家的分裂，而我们中国呢？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我对欧洲比较了解，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世界也好、中国也好，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会不会解体，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解体，什么力量在这里面起作用呢？是有文化的、是有信仰的，只不过这个文化、这个信仰不是宗教文化，不一定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现在有些人提出我们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创造一个新的宗教的努力，可以说在十七八世纪，十九世纪，很多思想家都想创造一种新的宗教，包括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提出要创造一个新的宗教。其实呢，我认为人类文明已经超越了创新宗教的阶段，创造宗教是过去几个世纪可行的办法，现在再创造半个耶稣或者什么，也是不太现实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二十一世纪将出现的文明，据我现在有限的观察，是一个包容性的文明，是一个有活力的文明，而这种包容性有活力的文明，恰恰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经验，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就是一种包容史，不是一种文化排斥的历史。

　　所以我刚才讲，中国可能是将来能够创造出一种解决人类未来面临问题的，叫什么活法也好，叫什么文化也好，就是这个意思。世界上那些自称有信仰的国家，他们所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都是有限度的。现在看来，不足以回答人类未来面临的大问题，比如说已有的工业模式、已有的生活模式，包括已有的信仰模式。所以不能从狭隘的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信仰，也不能企图用一种纯粹的宗教信仰来解决未来人类面临的问题，这个历史时代已经过去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景教授给我们做了一次非常精辟的演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景教授。

　　其实我今天还要感谢的就是在座的接近三百名的同学，你们这三百位同学，有的是刚刚参加完期末考试，有的今天晚上、明天上午还要参加期末考试。但是你们为了今天的讲座，都来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大家。刚才景教授谈到文化的问题，有些同学提出信仰的问题，有些同学提出宗教的问题，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什么是信仰？英文的“believe”对生命目标的坚持。所以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创造一个活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们要在生活中去寻求一种精神的力量。这就是信仰。什么叫宗教呢？英文的“religion”说的是解脱，重新安排生命。最早的犹太教的时候，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的都是同一个上帝、三个宗教的最后教义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倡导人们来世今生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该有一种精神。在座的都是80代人，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80代将来怎么去创造丰富多彩精彩的二十一世纪生活。我想再过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将来在这里解释文化的话语权就在各位的身上。

　　谢谢大家。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结束。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已经演讲者审阅。如需转载，须注明稿源！）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