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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大用:转型期危机管理的若干问题
 
 

  二、危机的真实存在与危机文化的诞生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我刚才讲到的四个观点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就是在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当中,各种公共危机既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真实的社会现象,也是我们社会多种主体共同建构的结果,当然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危机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1986年,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贝克写了一本书《风险社会》,刚刚出版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之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再接着英国的疯牛病出现,从而导致整个欧洲社会对于风险高度关注。英国的一些学者就指出,风险不仅仅是指禽流感,是指疯牛病、核爆炸等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社会正在到来的一种文化氛围,或者文化现象。

  当你说到疯牛病的时候,疯牛病在西方人的语汇当中不仅仅是指疾病本身,而是整个社会各种技术、各种制度安排,甚至各种价值,存在的某种危机。所以受到他这种观点的启发,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在快速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确实存在着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客观因素。我通常讲中国社会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是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转型,我把这种社会转型概括为六个方面。

  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的社会转型

  第一个方面,在社会形态上,我们这个社会正在从一种总体控制型的社会向多元开放型的社会转变。我本人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末期,很快进入改革开放,我对小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的记忆。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是高度整合在一起的,体现为这个社会的组织形式上,典型的比如说农村的人民公社、城市的单位制,比如说一个企业单位,它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实际上是代理国家来治理社会,这是一种全面整体性的控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个人的自由度大大增加,我们现在讲四位一体,实际上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在不断的成长,现在需要均衡发展、需要整合,也就意味这我们的社会系统在不断的分化。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在走向多元化,或者说分化的社会。

  第二个方面,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我们正在经历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当然可能有人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了,其实这个观点也是有争论的,在国际上我们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不断的进行辩护,说我们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确确实实,我们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在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这也意味着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并存的,但是它经历着转变。

  第三个方面,在产业结构上,由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逐步向以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社会转变,由此带来就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

  第四个方面,在城乡结构上,我们经历着从农村为主的社会向城市为主的社会转变。这在广东地区可能更为明显,广东实际上是市场化发育非常充分的地方,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非常迅速的地方,也是外来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由此带来了很多方面的变化,下面我也会讲到。

  第五个方面,在社会控制方式上,我们原来的社会控制方式主要是行政主导的方式,现在在国家层面上强调依法治国,在一些具体的工作领域我们强调经济的手段、法制的手段、行政的手段,各种手段综合并用,我们的控制方式在多元化。多元化其实有一个后果,多元化如果整合不利,意味着控制失灵。往往当控制失灵的时候,又回到老路上,依赖于行政系统的力量来进行控制。这就是路径依赖啊,我们在很多方面,包括危机管理方面都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我们进一步的创新。

  第六个方面,在价值观念上我们在经历着从集体主义、禁欲主义向个体主义、消费主义的转变。当然我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主张这个社会就朝着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去发展了,我们依然要强调集体主义,依然要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各种思潮的影响,确实出现了这么一种价值倾向,由此导致的价值观的变化非常大。

  考虑到以上这些变化,如果再考虑到我们国家基本国情,人口多、底子薄。底子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环境基础非常薄弱、资源非常匮乏,我们是地大其实物不博,支撑现代工业体系的重要资源和能源,在我们国家不是那么充裕。还有我们国家几十年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些都是基本国情。

  2.危机的客观存在

  由此导致的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摩擦、冲突,特别是由于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改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虽然我们可以说在整体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获益了,但是相对来说,有人获益较多,有人获益较少,有人甚至相对受损,有人甚至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利益受损者。在这么一个广泛深刻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社会转型导致利益结构深刻变动的基础上,在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矛盾冲突,以及由矛盾冲突诱发的各种危机,它的存在肯定是客观的,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这个地区爆发,就是在那个地区爆发,不是在这个时候爆发就是在那个时候爆发,肯定是会爆发的。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确实有它真实存在的一面。从已经发生的各种危机来看,也是客观的,这几年我们连续经历的像非典这样的公共危机,禽流感、苏丹红,像南方大雪灾、南航飞机事件、西藏骚乱等。

  西藏骚乱其实在国际上已经发酵成为对我们整个国家在国际上形象的一个危机了,现在我们国家在做各种各样的努力,向国际社会说明西藏事件真实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平时这些发达国家与我们是多么多么友好,我们对他们是多么多么友好,发展很多合作,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声音是一边倒的,整个西欧、整个北美。后面我还会讲到由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达,确确实实他们有一些新闻炒作,至少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是他们那个社会就迎合这个需要,媒体就拼命制造这种舆论,这对我们举办奥运会带来很大的被动。在今年这个敏感时期,国内一些小事都可能国际化,都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攻击中国的一种理由。

  这是我们讲的危机客观存在的一面,在现代社会,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它自身是有一个不均衡、不同步的过程,当一个社会区分为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价值观念层面时,可以看到走向现代社会时,物质技术层面的发展是最快的,制度建设总是滞后于物质技术层面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加滞后。由这种滞后差距所造成的各种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即使像西方国家,建立在现代经济和技术基础上的发达社会,它也是很脆弱的。现代社会看上去是非常强大,实际上也是非常脆弱的。比如说一旦能源出现问题,七十年代就有了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社会很大的问题。现在我们习惯使用电了,今年由于大雪灾而导致的停电,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复杂的协调和整合基础上,而这种协调和整合有时候是靠人进行的,那么人一旦出现问题,整个就会混乱。现代社会分工越是细、越是依赖于技术,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的风险就越大。

  刚才我讲到了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我们社会致力于控制风险,而发展控制风险技术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风险。要解决能源问题发展核电,核电可能有意外风险,要解决一种疾病,要培育细菌,可能这过程中会产生新的问题。在实验室中,有很多可能自然界没有存在的病毒。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导致了现代社会看上去很强大,其实非常脆弱。由此,我们从中国社会发展特定阶段,从一个现代社会自身的脆弱性,以及客观发生的危机来看,危机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讲危机不是耸人听闻。

  3.危机文化的诞生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社会对危机的认识和反应,也是非常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讨论各种危机,我们感觉到危机无处不在,我们对危机充满着恐惧,甚至说谈危色变,这是是一种社会氛围,体现了危机社会建构的一面。

  首先我们这个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就在于我们越来越客观的看待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出现天灾人祸,出现大规模的骚乱,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命运,个人不得不去适应的一种命运,被看作是上帝的一种惩罚。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认为应该去发现危机、应该预防危机,应该发展一种制度、一种组织安排有效的管理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更加自觉的去关注危机。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社会自从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近代以来的全球范围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推动了经济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推动了价值观念的迅速变革,比如互联网技术发展到今天,比如说载人航天技术,这些带来的社会变革是非常巨大的。

  在一段时期内,人们对于技术充满着幻想,认为技术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认为科学可以使我们生活变得更加确定,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但是在西方社会当中,其实也不是现在了,六七十年代以来,都在出现一种对于科学和技术的反思。人们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科学谁也离不开了,技术谁也离不开。科学对人们的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人们突然发现科学技术是那么的作用不充分,或者说得不到完全的信任。尤其是风险社会的概念提出来以后,反思科学技术以及与它相关的制度安排、组织安排,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很多风险,如果不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比如说全球变暖,我们只是感觉,好像天越来越热,但是没有客观的数据。如果没有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再比如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空洞,我们有多少人去过南极?我们不都是从科学家的研究当中知道的吗?前些年我做公众环境意识调查,问他们怎么知道环境问题,怎么评价中国的环境状况,他们都回答说环境问题很严重,问他们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90%都是通过电视、报纸、杂志,当然也有一些是亲身经历的。

  科学的研究和发现,暴露或者揭示了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风险,同时也扩展了人类未知不确定的领域。我们的知识每一步的增加,也同时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未知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占有知识就象画圆圈,圆圈越大未知的边界就越大,这时人们开始觉得要反思科学、反思技术,科学技术是不是万能的?但是科学技术作为风险,或者危机建构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个是开放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尤其在中国,从1978年以来,信息控制相对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很多事情强调保密,或者是说封锁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到现在,国外学者都在研究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但是好象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没有一个人知道,说的都是大数。但是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政府对于信息,特别是对于公共危机的信息,越来越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次对南方大雪灾的报道是非常充分的,但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关注的是主干道、主线路,对于边远地区由于进不去,没有办法进行报道。全面的信息报道,是越来越普遍了。

  还有基于现代传播技术,一个地区的事件,很快就可以扩散到另外一个地区,造成全球性的影响。比如说今年年初美国纽约州长的性丑闻,比如说艳照门事件,还有以前的南亚海啸等等,如果在一个信息技术非常不发达的社会,怎么可能传播那么快,造成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在开放社会当中,借助于媒体、借助于发达的传播技术,危机的影响会迅速扩大。没有经历危机的人也同样认为危机非常严重,客观存在。

  第四个就是变迁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西方国家用了一两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在中国正在以一个很短的时间去努力达成。这种变化的社会带来了很多方面的风险,我后面会讲到角色适应的问题,现代社会什么都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充满着不确定感,对自己生活的不确定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就成为一种心理基础,人们容易关注各种各样的突发事件、各种各样的灾难,觉得都有可能跟自己有关。从媒体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受众群体媒体要捕捉他们的心理,就会传播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在整体上迅速走向富裕的社会,以前穷的叮当响,越穷越光荣,危机特别是自然灾害也频繁发生,但是在那个时代,造成的损失就很小了,因为穷所以折腾、因为折腾所以穷,穷则思变,但是富则思安。从整体来讲,特别是人均来讲,人们正在积累财产,走向富裕和小康的生活,大家希望稳定,不要动乱、不要出现危险,那么这种求安的心理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保险业的发展。我在1990年代初做关于保险意识的社会调查,当时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合作,大家都觉得保险这个概念很晦气,但是现在人们都会很自觉的,无论是从理财,还是从购买风险,把风险作为一种商品来购买时,都是很自然的,由此带动中国保险行业发展很快。由于对平安、安全的追求,也导致了对危机的关注。

  在这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危机的建构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建构危机的主体,包括了我们的专家、我们的传播媒介、我们的政府机构、我们的社会组织以及我们的公众。从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研究会揭示一些社会的深层矛盾、人类自身的命运、自然环境的变化等等,甚至整个地球在太空中的状况,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各种各样可能的危机以及不确定性。当时南极上空的空洞被拍成照片公布在杂志上,大家一下子觉得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地球上空的保护伞就没有了,才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科学的发现,借助专家的研究以及媒体报道,是一个很重要的建构主体。

  第二个建构主体是传播媒介,传媒有它非常重要的促进沟通、提供知识、带动社会进步、提升精神文明等等方面的功能,但是传媒对新闻事件的追逐是它很重要的本质,新闻新闻就是新发生的事、稀奇的事。媒体为了自身的读者群,现代媒体是有组织的了,大众媒体和个人之间的传播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它要寻求读者的兴奋点,它的卖点,就要报道各种各样的事件。当然这种报道,有时候可能反映了一种真实情况,有时候不一定,比如说西方媒体现在对中国西藏事件的报道,前几天在北京开会,一位中央领导说学新闻学的同志,应该好好借助这场事件看看新闻的本质,看看西方新闻工作者是怎么讲客观、真实的?!但是媒体的这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无论它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会造成很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还有政府,政府在一个现代世俗社会当中,被赋予了保障公众安全的重要职责,政府为了证明他对职责的履行和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它对老百姓要提供一个安全的承诺,总要研究、预防各种危机,并向公众宣传各种危机的存在。最后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公众自身也都参与了危机的建构,使得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一个大家共同建构出的一种充满风险、充满危机的状况。在这个意义来讲,危机有它主观建构的一面,体现为具有主观特征的文化现象。

  4.对待公共危机 要防止两个极端

  由于这二点的存在,一方面危机是真实存在,另外一方面危机也是建构的产物,所以我们对待公共危机,其实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方面,要防止过于轻视我们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各种危机,那是非常危险的。从我们转型期的特殊性,从已经发生的各种危机事件看,我们这个社会确实是矛盾的多发期、危机的多发期,有些危机甚至具有,或者说反映出我们体制上很大的缺陷。如果我们不认真加以反思,进行更深刻的变革,会造成更大的持续发展的灾难。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这个社会过于夸大危机,把一些局部性、小范围的危机夸大为整体性的、全局性的危机,那其实也是错误的。整体上讲,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确实是出现了各种危机,但是它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我们对于危机的认识应该不断的增加。

  我们要意识到,大家都在关心危机的时候,其实也是危机管理的一种进步。所以有时候,从国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它报道它的一些社会冲突、矛盾等很多,但是真的在那个社会中生活,相对也是比较安定的,也还是比较安全的。比如说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借助大众传媒,国内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发生的校园枪击案,一些学生本来要出国,但是听说美国校园老发生校园枪击案,就不敢去了,但是实际上它的发生概率不一定就是那么高的。我们对于公共危机,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避免走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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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南方网 本网发布时间: 2008-04-16 15: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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