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危机与个人危机

　　第四个问题是公共危机与个人危机。个人危机是公共危机的一种原因，或者一种背景，我们防范公共危机、化解公共危机，可以加强政府的作用、可以成立专门的机构、可以加强制度建设等等，但是如果从根本上没有着眼于对于公众生活困难的解决，没有化解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危机，那么也只能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危机压下去了，那个危机又可能出来。

　　1.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体面临哪些危机？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个体面临哪些危机呢？第一个方面的危机是生存危机，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很快，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全体老百姓整体受益，但是我们别忘了这个社会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从城市来讲，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是2200万人，这是大数了，农村去年实现了全民低保，大数到目前是3400万人，加起来是5600万人。前天国家透露一个信息，有可能提高国家贫困线，提高到每人每年1300块钱，这样我们国家贫困人口就接近8000万了，当然按照世界银行提出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还要多。这些贫困人口其实就是基本生活条件都得不到满足的，与社会成员整体生活改善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一些物价上涨因素造成的中低收入者，虽然不是贫困者，也面临着生存很大的压力，去年肉价上涨那么快，原来几块钱一斤的肉，变成十几块一斤，甚至变成二十几元一斤，甚至还有人说有六十几块钱的，涨的那么快，这对中低收入者也是很大压力。还有西部地区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地区，包括广东的粤北山区等，贫困和环境保护是一对非常突出的矛盾。这是个体面临的生存危机。

　　第二是个体的生活机会危机。生活机会，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一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积累财富、发展自己，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就业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国家公布的失业率百分之四点多。在“十一五”期间城镇新增劳动力要达到五千万个，但是新增就业岗位只有四千万个，就有一千万的缺口了。现在大学生都面临一个很严峻的就业问题，毕业即失业，即使有些夸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复员退伍军人由于体制的变革，现在安置也是很困难，复员退伍军人往往也是心理不太平衡，容易引发矛盾的群体。还有农村数以千万计的富余劳动力怎么转移的问题，就业机会有限。

　　即使就业了，在现在财富分配的体制下，你所获得的收入份额也是有限的。2008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提到一个数据，我们国家的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期末的13.3%下降到“十一五”期初的11%，与之相对应的是企业的赢余，也就是资本的回报率，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说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参加工作你的工资水平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劳动者所得是不够高的。比如说美国的劳动者报酬占到56%左右，企业的经营利润占到12%左右，这样就是说，我们生活机会也面临着一些危机。

　　第三个是生活安全危机，很重要的就是社会保障。我们国家对社会保障非常重视，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我国地区发展非常不均衡，城市和农村发展非常不均衡，要建立一个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非常大。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是覆盖面最大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也就是覆盖了两亿人，甚至没有覆盖城镇全部从业人员，更谈不上全社会的从业人员，农村的老年人是没有养老保险的，但是在发达地区有一些津贴，比如说广东的东莞，还有苏州的一些地区，给老年人发津贴，但是在全国没有这样的制度。我们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覆盖人数都很有限。所以说在一个国家没有承诺给全体社会成员…，就象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全面保障，单位保你从生到死，但是现在在变革时期，人们对未来充满着不确定，哪一天失业、哪一天生病了，老了怎么办，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四个是个人的相对剥夺感与精神焦虑。刚才我们讲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有的人获得多、有的人获得少，有的人获得的与自己付出不相称，所以导致这个社会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烈。很多人虽然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可能有人说这个人不知道感恩，但是确实也是有一些不满的情绪。2007年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城乡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居于中层的比例只有39.6%，这个比例低于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当多的人认为是属于中下阶层。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进城务工的农民、下岗失业者、效益不好的企业困难职工、退休的人，这些人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在石家庄的一个调查中，大概都有超过70%的人认为自己各个方面是不满意的。

　　第五个是社会适应的困境。前面我们一再讲到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导致我们的角色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比如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多少农民变成了工人、变成了城里人，我们在角色上是一个城里人了，但是在行为、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都是城里人了吗？这里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过程。我们也有可能从一个一无所有者变成暴发户，也有可能从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包括一些群体，比如说大学生，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是天之骄子啊，社会上都觉得上大学是非常了不得的，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社会的变化非常快，每一个人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有的人调整快，有的人调整的慢，于是就出现各种各样精神的焦虑。其实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的宗教在促进社会团结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基于这种宗教的传统发展出现代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对于促进个人的社会适应起到了很大作用。大概也是因为注意到这样的问题，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但是目前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工作专业者不专业的问题很突出，很多学校在马列、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基础上突然一夜之间办起社会工作专业，培养一些人，出去连纠纷都化解不了，很难谈得上去帮助别人，所以这里面的问题也很多了。

　　最后第六个方面是个人的价值危机。在一个价值多样化的社会，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个人很难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生活、对于前途、对于个人的自我价值有很多的迷茫。有一些人就陷入了拜金主义，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消费主义，陷入了一种自我膨胀，由此也有一些人走向绝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精神障碍，不能叫精神病，而是精神障碍者越来越多，包括精神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到2020年抑郁症会成为第二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会占到全球疾病负担的15%。精神病对于个人造成很大伤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由于精神障碍导致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有一些事件往往是精神病人造成的，他的精神不健全造成的，在生活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例子，造成公共破坏、公共危机。

　　2.个体危机容易引发公共危机

　　现在出现的一些苗头，就是在以上这些背景下，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些社会冲突、公共危机的引发，比如说企业职工下岗，职工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因为跟自己的利益直接相关，但是后来发现很多突发性事件发生，一调查发现很多人跟这个事件本身没有关系，就是喜欢跟风、凑热闹，觉得这是机会可以发泄不满，这就叫“无直接利益冲突”，成为一种新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形式，这是很值得引起关注的，这与社会成员普遍性的心理上的某种失衡是相关的。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领会到中共十六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里面具体包括几个方面，我就不去讲了，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这些方面其实就是着眼于缓解公众个人所面临的各种各样危机，也就是我们社会建设在务实这个层面上推进的一个方向，当然我后面还会讲到虚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协调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