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大讲坛·艺术论坛第一讲 

　　主讲人：刘斯奋（中国著名作家、书画家）　　主持人：张维（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时间：2007年9月8日　　地点：广州越秀区图书馆报告厅

　　[提要]讨论岭南文化，不仅要认识其多元性与长短得失，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出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关注。要舍弃一元的、静止的传统文化意识，运用发展与多元的观点，全面审视和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要营造一个氛围，让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交流与发展空间，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用多元视角审视岭南文化

　　关于岭南文化的问题，近年来讨论得不少。这对于深入认识广东，无疑是有益的。探讨也逐步趋于深入。但无庸讳言，时至今日，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岭南文化仍旧受人质疑，觉得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很难给予它明确定位，就更别说多么高的评价了。虽然这种质疑在广东近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面前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但作为一种观念，却似乎根深蒂固。

　　不仅是岭南文化，同样的质疑也存在于其他地域文化。不过这些年广东名声在外。因此关于岭南文化的话题也就更加令人感兴趣罢了。不过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传统观感和现实地位的错位，并不完全是由于质疑者对广东怀有什么偏见，而是有着更深层次原因，说到底，就是持什么样观念来评判文化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和其他事物一样，它的生成、存在和变化发展，是受时间和空间制约的。就时间而言，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再飞跃，决定了文化的格局不会是静止的、恒定的。由此引伸，评判文化就要相应有一个变化的观点，一个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空间而言，不同地域地存在，不同生成环境的存在，决定了文化的格局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齐一的。由此引伸，那么评判文化还要相应有一个多元的观点、包容的观点。如果是用一元的、静止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包括岭南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就难免出现脱节与错位；但如果改而用多元的、发展的文化标准来审视，思路也许就会开阔得多。

　　二、中国缺乏地域文化的平等观

　　在古代中国，由于历史所形成的发展优势，从而形成了一种一元的、静止的文化评判观念。曾在很长的岁月里，不但以世界中心自居，而且把自身的一套文化视为至高无上的文明标志，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资格称之为“人”，而将持不同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地区一律称为“四夷”，把在那里生活的人看成是未经教化的“虎狼禽兽”。这种惟我独尊的文化标准，在中国人心目中曾经根深蒂固。直到进入近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深痛巨创，才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我们终于明白并承认：尽管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后来却严重落后了；而且我们的文化也并不是惟一的文化，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不同传统和性质的、但同样应当受到尊重的文化。这无疑是认识上一个巨大的进步。

　　另外，从当今世界范围来看，出现了一种值得深思的情形。过去长期被欧洲大陆人看不起、被认为没有文化的美国，经过二百多年的迅猛发展，终于变成惟一的超级大国之后，到今天，却认为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文化，并试图用强硬的方式和手段向全球推行它的价值观，结果遭到激烈的反抗，引发了亨廷顿当年所预言的“文化的冲突”。对于这种惟我独尊的文化霸权思想，美国与西方的文化学者也多有批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的中国对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个性与价值抱有充分的认识与尊重，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和谐、多元的理念，从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好评。这使我们受到启发，对待世界各民族不同的文化，固然应当用发展的和多元的观念作为评判的出发点；同样，在对待我们自身文化的内部构成时，恐怕也需要如此。

　　不过，直到目前，在对待自身内部的地域文化的问题上，不少国人却似乎还缺乏这种自觉。仍旧习惯于用单一、正统的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当然，这里面的原因，说来相当复杂。除了仍然受传统的思维方式支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同，较之本民族内部各种地域文化之间的不同，相对说来，前者的区别更为明显，表现为本质上的不同；而同一民族内部的各种地域文化，则基本上是同质的，既同根又同源，其主要方面无疑为共性。因此之故，其个性就更容易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歧视甚至排斥。

　　正如一母所生的不同儿女，地域文化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的共性多一些，有的个性明显一些。地域文化和它所隶属的文化体系之间，既是统一的，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因为其与文化母体相比，表现出若干变异，就认为“没文化”，这显然不是一种多元的、发展的观点。事实上，恰恰是地域文化在相对独立存在和发展中所产生的这种变异，使它所隶属的文化体系得到不断充实和丰富。而且，一个时期对文化体系贡献较小的地域文化，在另一个时期的贡献却可能很大，这种情形，从中华文明不同历史阶段中不同地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印证。所以只有彻底摆脱一元、静止的传统习惯思维，用多元的、发展的观念来审视中华文化，才能理解其无比丰富性和持久的生命力，才会秉持一种包容、平等、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地域文化，才能真正认识其价值、得失和贡献。

　　三、“杂交”：岭南文化的生成

　　具体谈到岭南文化，我们不妨先稍稍梳理一下其形成的脉络。岭南古称岭表、岭外，是指中国五岭以南，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等在内的广泛地区。五岭（亦称南岭）山脉位于今广东省北部和湖南、江西两省之间以及广西的东北部。古代交通不便，而岭南山高林密，猛兽、毒蛇、蚊虫群出，加之气候恶劣，多发疟疾、伤寒等地方性疾病，因此岭南地区与岭北的中原地区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直到唐代，岭南仍被视为“南蛮”化外之地、瘴疠病毒之乡，令岭北的中原人望而却步。其实岭南地区禀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热带、亚热带气候，日照长，阳光充足，夏长冬短，而受海洋暖风气流的调节，雨量充沛，这有利于农作物和各种热带、亚热带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区内最大的河流——珠江，其干流自云南乌蒙山地发源，经贵州、广西，自西向东流入广东，在广东称为西江，与境内源自江西的东江、源自湖南的北江形成纵横交错的珠江水系。珠江流入广东省南部出海，入海口支流稠密，河网广布，冲积为珠江三角洲平原。珠江三角洲土地肥沃，水产丰富，乃天然的“鱼米之乡”，又是工商、贸易繁华之地。岭南地区河流众多，终年不封冻、不断流，水力资源丰足，水上交通发达。在广东省境内，自东向西，海岸线长达8400公里，同时，南海诸岛特别是海南岛、广西境内也有漫长海岸线，因此有人称岭南文化为“水文化”、“蓝色文明”等等，与中原内陆文化、“黄色文明”比较，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

　　岭南地区的远古文化最早可追溯至十三万年前“马坝人”、“柳江人”的文化遗址，而后又有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特征的西樵山文化遗址、具有新石器晚期和父系氏族社会特征的石硖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岭南古代文化，先秦时期主要为当地百越族人创造的，以蛇图腾、断发纹身习俗和干栏式巢居建筑等为特征的原生态文化。秦代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向岭南地区屯兵移民，并在今广西兴安开辟灵渠，联系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使岭南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影响。此外这一地区最早接受外来文化影响，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从此地登陆的，特别是近代以来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更是开风气之先。大致说来，岭南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杂交”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古代百越族，即当地土著居民创造的原生态文化，如前面说到的断发纹身与干栏式建筑等，这个源头在今天还可依稀见到。如断发纹身，是当时长期在水上生产生活的土著居民的原生态文化，包括喜赤身裸体、生食水产等，半个世纪前还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水上生活的蜑家，就保留着很浓的这种气息，而岭南人不重衣着，偏爱赤脚、赤膊等，大概多少也与此有关。第二个源头就是中原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由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所形成，这是我们今天所说岭南文化的根源和主体部分，岭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这里。第三个源头，就是来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非洲、美洲等地的异域文化影响。对这一源头人们以往说得较少，对其意义认识也不算深入。人们大多还是从文化交流方面来看岭南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的，其实这里也包含着接受影响与融合的内涵，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异域文化因素，成为岭南文化的有机构成。这是决定岭南文化鲜明个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岭南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特殊贡献，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岭南文化由这么三个源头“杂交”形成，这是非常独特的，也为其它地域文化所少有。

　　四、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三重影响

　　从文化存在的角度，说岭南文化的本根在于古代百越族文化大概是没问题的，而从文化贡献角度，我们则又可以看到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大致说来，秦汉之交河北真定人赵佗一度割据岭南立国，称南越武帝，定都番禺（今广州），是百越原生态文化与中原文化兼容交汇的一个繁荣时期。到两晋南北朝，岭南地区迎来一次中原移民高潮，带来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发展。唐代张九龄开辟南岭驿道，岭南岭北建立陆上交通，交流日趋频繁，文化融合更加深入和广泛。在此之前，岭南文化的发展基本上还是被动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到了唐代，岭南人的独特创造开始反过来对中原文化的发展作出影响和贡献，其标志就是惠能确立的佛教南派禅宗。到了两宋时期，中原地区再向岭南大规模移民，以南岭脚下的珠玑巷为据点，再广泛迁入岭南各地。由此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基本完成，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有机构成的岭南文化基本成形。到了明代，终于出现了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白沙学派”（又称“江门学派”），岭南江门人陈献章（陈白沙）创立的“心学”，上承程朱理学，下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明朝末年又有中原向岭南地区的大规模移民，自此岭南和中原各地成为一体，岭南地区人才辈出，文化创造不断，难分岭南岭北。
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历史大概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本地王朝政治，如秦汉之交赵佗的南越国、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刘氏王朝。这些偏安岭南的小王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从中原引入的成套的典章制度与政治文化，而南越的赵氏与南汉的刘氏都是中原人。第二个因素是贬官文化，许多声名显赫的文人士大夫被贬斥、流放到岭南地区，他们一方面带来成熟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其全国性影响，将岭南地区的风物人情介绍到全国各地。这些贬官，就广东来说，最著名的莫过韩愈与苏轼。韩愈在潮州当了八个月刺史，潮州境内的一江一山从此名为韩江、韩山，所以后人说他“赢得江山尽姓韩”。贬官文化对于潮州的影响如此深入，以至于据说在潮州话中包含有一种“文人读书音”，就是当时被贬到当地的文官清晨读书时候的语调与节奏。而苏东坡的“不辞长做岭南人”的名句，更使人们对岭南有了新的认识。等等。第三方面因素，是流亡王朝政治，具体的说就是南宋抗元与南明抗清的流亡政权。当时南宋与南明将皇家政治“搬迁”到岭南地区来了，既带来成熟的典章制度与礼仪、文化，也带来大量的文官与士卒，对岭南人特别是岭南上流社会的影响之深入，如春风化雨。这三种因素，以及在此背景下的中原向岭南地区的移民，就形成了岭南文化的本质与主体部分。

　　从岭南文化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出它的几个特点。一是内涵丰富，就是前面说到的“杂交”，既有土著的原生态文化，更有正统的中原文化，也有各种驳杂的异域文化。二是个性鲜明，与其它地域文化相比，岭南文化的个性显然是相对突出的，这是因为其土著文化非常独特，同时又因为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所以看上去显得与中原正统文化大不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决定的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流变，所以说岭南文化个性鲜明，而共性之中也包含着个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它是“杂交”生成的，所以生命力很顽强，适应性很广泛。

　　五、杂交文化看重务实

　　今天基因科学已经证明，“杂交”其实是一种生命优势，近亲繁殖反而是有缺陷的，所以对文化上的这种“杂交”，大概也要重新评价了。我们前面说过，文化标准是发展、变化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对于“杂交”的认识的变化，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岭南文化是“杂交”的产物，所以其个性也十分鲜明。对此我曾用三句短话来概括：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不拘一格，是指岭南人秉性十分务实，做人做事，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特别注重实效，并且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当时中原人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远涉千山万水，移民到岭南来，说到底就是为了谋生，为了寻找新的活路，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打破一成不变的旧有观念、放弃循规蹈矩的生存方式，想方设法适应新的环境，以图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站稳脚跟。另外，不断涌入的外来移民往往来自不同地域，再加上大量土著居民，观念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也只有用不拘一格的心态，才能互相适应，相处共存。

　　岭南文化隶属于中国文化，岭南文化的包容本身就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包容，这是岭南文化“个性之中的共性”。不过，岭南文化在包容性这一点上，还是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这种包容性不是一种居高临下式的仁慈与恩赐，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横向的平民意识。说来这与其移民历史颇有关系。就当时来说，所谓移民，说到底，绝大多数都是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远走他乡的“落难者”，而对于土著居民来说，他们又是毫无根基的“外来者”，因此谁也不比谁更优越、更显贵一些，于是自然就得用一种较为平等谦和的态度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了。事实上，移民离乡别井到了岭南，原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也不被承认，一切都得重头开始。你想站稳脚跟，就得自力更生。而由于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门阀等级的防范限制相对薄弱，只要有真本事，也就容易有出头之日。在这种生存环境下，加上海外贸易的发展，民间的依附心理也随之淡化，相反催生出一种较普遍的平民意识和自立意识。至于岭南文化的第三种个性，就是不守一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惜经常变换生活的环境和方式。这可以说也是一种典型的移民心态——当年离开故土，就是因为不肯固守一隅，坐以待毙。因此为了活得更好，不断转换方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如果岭南活得不顺心，他们就干脆跑到海外去。

　　当时从中原南来的移民，大概是中国人中最富有冒险精神，最能够吃苦耐劳，对物质的追求最强烈、执著，同时最酷爱自由、最没有恋土思想的一群了。上面说的这许多“最”，应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可以看作是岭南文化的某种天然的价值，因为岭南文化的主体与本质部分，就是由这些人创造的。我想对岭南文化的个性价值可以简单地作这么一个概括：一是由务实的个性决定的竞争力；二是由其进取的个性决定的创造力；三是由包容的个性决定的亲和力。先说岭南文化的竞争力。所谓竞争，归根结底就是实力的较量。而实力的形成，不能靠空谈，而必须脚踏实地的不懈努力，一步一步积累成果，充实壮大自己。也不能死守过时的教条，而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行动的方式方法。岭南人特别务实，对实际效益的追求十分明确和执着，灵活机动地应对障碍，克服困难，达到目的。厌恶不切实际的空洞说教，尤其不会把时间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当然，这也就抓住了竞争的本质，抓住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六、会生孩子不会取名字

　　再说文化的创造力。我们知道，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十分绵长、成熟的，这也就容易形成一种运作惯性。相反，新的发明、发现，改革、创新，往往举步维艰，进展缓慢。例如做学问，人们常常满足于阐释经典，却较少因应现实的需要提出标新立异的看法。与此有所不同的是，岭南人总是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民间说“头啖汤”最甜，也是个进取、开拓、尝新的意思。当年的移民不远万里，到岭南来寻求新生活，面对全新的环境，需要不断探索，大胆尝试，奋力进取。这种传统就决定了岭南人本性中有一种敢于冒险的精神，我国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产生在其他地域的较多是“集大成者”，而岭南的文化巨子，往往都以“开风气之先”著名。如禅宗六祖惠能，就是使西来佛教成功地中国化的人物。而明代大儒陈白沙，也是破除了对理学的尊崇，发展出自身的心学。特别是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无一不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的人物。此外，岭南人还创造了许多个“第一”，如第一个现代公司，第一家新闻报刊，第一所新式学校，第一个电影家，第一个摄影家，等等。还有如黄埔军校，对现代历史的贡献更是直接而巨大。而到了今天，改革开放以后，岭南人民的观念变革、制度创新等等文化创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

　　至于说到岭南文化的亲和力，我想大家的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这里自古没有传统意义的高门望族，等级观念远不如岭北内地浓厚，人们的精神气质，也是不卑不亢，不讲究出身，也不太重师承和来历，信奉平等精神。平民化、大众化色彩极强。对于人也好，文化也好，天然地没有门槛，谁都很容易进来，进来以后凭自己的本事立足。所以这环境能够吸引众多人才前来施展身手，而各种文化，也总是最先从这里登陆。这就是亲和力了。

　　不过我们还应该更加深入地探讨一下岭南文化的个性：这种个性价值很明显，然而是否也存在着不足呢？比如讲到亲和力，在肯定其平民意识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不能回避这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精英意识不足。岭南这地方，好比一片阳光灿烂的沃土，最适合来自各方的种子普遍发芽，草木自由生长。不过，岭南人对于“参天大树”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态，似乎担心它遮蔽了阳光，剥夺了众多草木的生长权利。因此，对于自己的名家大师也不大热心加以造就和推崇；一些成熟的文化成果，也缺乏有力的保护、宣扬和开发。

　　前面讲到的岭南的许多“第一”，都是在岭南土地上开花，却在别的地方结果的。如广东人最早“发明”了电影，电影厂却是在上海建起来并成为电影业中心的。当年陈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启超也是要在离开岭南以后才获得最大的成就。这些，大概就与你说的岭南文化精英意识不足有关。同样，讲到文化创造力，也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岭南文化往往表现为感觉敏锐，反应迅速，勇于尝试，善于出新，开风气的爆发力好；却往往耐力不足，定力、持久力不够，这使得发明创造难以做到根深叶茂。历史上的岭南，文化巨子不时出现，却从来没有出现群星璀璨或众星拱月的局面，往往是某个大人物突兀而起，却看不到一个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盛不衰的流派，大约就和这一缺陷有关。

　　人们常讲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这的确体现了彻底务实，不慕虚名的特点，实际上却不完全是个好事。例如由此导致的不重视思想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高层次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普遍不足，缺乏敬畏之心和自觉的追求。岭南人普遍有种小富即安的思想，往往满足于浅尝辄止，抱负不够宏大，不愿下大力气大工夫把事业做深做透。岭南人特别务实，固然是一种优长。可是当实力发展到一定时候，需要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去支撑高远的理想与目标时，这种个性就成为局限了。

　　七、岭南文化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现在我们可以对今天的讨论作一个总结：岭南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这种个性是由岭南地区独特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以及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的岭南人的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岭南文化的个性，主要表现为务实、进取、包容，并以竞争力、创造力、亲和力等特殊的价值，在中华文化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以发展的、多元的观点看待岭南文化，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岭南文化，还有另一层意义，就是由此引发出对其他地域文化的新关注。那么，像以下一些感悟，对当代文化建设来说应当是不无益处的：

　　1．要用新的标准，新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舍弃一元的、静止的传统文化意识，运用发展的眼光与多元的观点，全面审视和充分认识地域文化的个性和价值。

　　2．地域文化各有长处与不足，地域文化不应妄自尊大，坐井观天，更不应以自身的地域传统为标准，贬低排斥对方，而是要自觉地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改造和发展自身。努力使自身跟上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

　　3．要营造一个氛围，让各地域文化有充分的发展空间。只有当这一点实现之后，地域文化的个性与活力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才有利于我们充分整合和调动各地域文化的积极因素，促进中华文化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最终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演讲者简介：刘斯奋，男，祖籍广东中山，1944年1月生，196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广东省文联主席、广东画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华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荣获全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是广东第一位也是唯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作家。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