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第十七期

　　主讲：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持：陈杰珍（省社科联社科普及办主任）

　　时间：2008年01月05日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广东人文学会、羊城晚报　协办：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请来了暨南大学教授洪治纲老师给我们演讲，主题是“文学与人生”，选的角度非常好，文学艺术有很多角度，而洪老师专门选了一个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的题目。

　　洪老师是文学博士，学问高深，主要是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经获得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现在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就职。洪老师原来是浙江的才子，我们广东引进人才，洪老师成了广东的才子（洪老师来广州的时间不长，06年才来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洪老师给我们演讲。

　　【洪治纲】通常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我觉得比较轻松，现在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多都是老师辈了，所以我在这里讲，倒有一点紧张。“文学与人生”这个题目应该说很大，我只能就我个人的感受谈一点小的看法。

　　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主要是三点。

　　第一，文学与人学的关系。主要阐述文学作品如何表现人生；

　　第二，文学与作家。这里面也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人生态度，大家都知道“文如其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文不如其人”的也很多。文学创作与作家个人的人生会有一种相互弥补的状态。

　　第三，文学与读者。我跟大家一样也是一个读者，虽然我是一个专业化读者，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读者，我们接触文学作品，同样也能体会出某种人生的情感和人生的态度。

　　文学的内涵与作用

　　什么是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特殊形式是依靠语言来表达人类的一种生命体验和审美思考的。离开了人类的精神空间，离开了精神交流的基本符号，我觉得文学就无法存在。

　　既然文学是一种精神的产物，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文学和人生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文学是人类发展的文化产物，但是又改变了我们人类生活的意趣，甚至改变着历史。

　　孔子曾经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对他的弟子说，年轻人啊，你们为什么不去学学诗呢？他这里专指是《诗经》，因为在孔子之前，诗歌集大成者就是《诗经》。孔子认为，年轻人你们为什么不去认识《诗经》呢，学习《诗经》至少可以带来六大好处，可以兴、观、群、怨，近的可以侍奉父母，远的可以侍奉君王，甚至还可以认识鸟兽草木等等。

　　这六大好处，如果我们一一分析，就可以看出来，大可以使你认识到人生的志向、认识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小可以使你认识到个人的情感、个人的心智，可以协调自己的人际关系，甚至可以宣泄自己某种不良的情感，使自己的怨郁及时地排遣，甚至还可以认识自然万物。这六大好处，我个人认为是我们古代人对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总结。孔子强调学诗之重要，可见一斑。当然有很多人认为孔子强调学诗，不仅仅是为了文学，可能是通过诗恢复一个礼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讨论《诗经》，所以我们暂且把这个话题撇开，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孔子对学诗高度的强调。

　　孔子又从反面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年轻人如果不学诗，就没法开口说话，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了，不可能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就是说你说不出来像样的话，或者说不出来有水平的话。孔子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告诉我们，学诗可以怎样、不学诗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把《诗经》的“诗”作为一个泛指，指文学作品的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你要多读读文学作品，就可以获得六大好处，如果你不读文学作品就会怎么样。这表明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学里，文学和人生的关系一直被我们视为极其重要的关系，你读文学作品，你可以得到有六大好处，你不读文学作品就“无以言”。

　　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孔子侧重的是读者与文学的关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稍稍全面一点认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首先想谈一下我们的文学是如何表现人生的，这就是文学与人学的关系。

　　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首先不能回避的是文学与人学的问题。大家都很熟悉，所有书里都谈到“文学就是人学”，但是一谈到什么是人学，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如果讲广义上的人学，那就是很大的综合性学科，涉及到心理学、人类学、动物学、文化学，甚至历史学等等，很多学科综合的大概念。

　　我们讲的文学里的人学，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核心主要是将人性，人的本性、人性的本质，人生的意义以及人的行为准则为思考对象，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兼含人生观、人治论。这个人治论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什么要求，要求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自治，我们人性本身有一个高度理性的东西，这个理性的东西要求我们自律，比如我们都希望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这种自治要求就是我们内心修养的一种自我修炼、提炼。还有一个他治的要求，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社会群体中不仅要依附于、服从于相关的法律制度，而且要跟权力之间、社会体制之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他治的要求，这也是人性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人学在文学里的表现，我觉得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人生有多少丰富性，文学就应该表现多少丰富性。也就是说，文学跟人生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是像我们以前的文学，这个不能表现，那个不能表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人生有多少丰富，我们就应该表现多少丰富，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人生有多少可能的丰富性，文学就应该表现多少可能的丰富性，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真正优秀的文学不只是表达现实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感受得到、能够经历得到的各种丰富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还要表现人生可能出现的丰富性。人生有多少可能的丰富性，文学就应该表现多少可能的丰富性，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我们文学区别于其他历史学、文化学非常核心的原则。如果我们用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文学就是表达人类存在的一个可能性的状态，或者是对一种可能性存在状态的一种勘探。

　　下面我分这两个层面，谈谈我对文学与人学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一，人生有多少丰富性，文学就应该有多少丰富性。这个问题里隐含了文学对人作为一个生命实体的理解和尊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对我们的人生是不尊重的，为什么不尊重呢？我们的文学要突出某种高大全的主题。在座有很多老师辈的人物，可能都会有亲身经历，如果那时表现一个英雄人物，让英雄人物在那里谈一下恋爱，甚至儿女私情的东西多一些，往往不被允许，往往说这个作品的思想主题有问题。如果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总有七情六欲，再伟大的英雄他同样也有丰富的人性，也同样有自己的爱恨情仇，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生。那么我们的文学，无论是写英雄还是写坏人，都应该注意到他真实的生命实体，一个基本的人性面貌。就像写《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劳伦斯所说的，“在一个作家的笔下，每一棵白菜都应该饱含着生命的情感”，哪怕你写一棵小白菜，你也要把它作为一个生命来对待，一旦有生命，它就是一个活着的实体，活着的实体就隐含了人性的一些基本面貌。

　　我们不妨来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我想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这部作品了，但是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部作品之所以写的好、之所以写的很灵活、之所以写的很生动，让我们笑也笑不出来，让我们哭也哭不出来，就是因为涉及到阿Q心理一系列的复杂人性。阿Q身上很多东西在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的身上都可以找到一些非常明显的影子，比如说欺软怕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连小孩子都有。比如见风使舵，阿Q一看到假洋鬼子把辫子盘上去了，知道革命来了，然后就在地主面前耀武扬威，革命了革命了，吓唬他们，一旦看到形势不对了，马上就衰衰的，去欺负尼姑之类的，见到假洋鬼子立即绕道而行。

　　还有利己主义，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征，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最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他根本没有一种革命意识，他对革命的理解很简单，人家说自由党他以为是柿油党，他对革命的理解很简单，觉得革命好啊，革命了以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他第一想到的是要吴妈，第二想到的就是要把秀才家里的宁式床背到土谷寺来，他的要求就是一个利己，他不知道柿油党革命、自由党革命这些概念。

　　还有精神胜利法，这个我们也已经讲了很多，用不着多讲了。精神胜利法当然也有优点，他是我们中国人平衡自我心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一方面也是我们本质上的劣根性，但同时也是中国人传统的平衡人生的一个方式。

　　思想麻木，我想更不用说了。

　　从《阿Q正传》我们看阿Q性格的复杂性，几乎包含了我们人生里很多常态性的东西，但是这种常态的东西一提炼，形成这样一个带有某些黑色幽默式的人物，就显得意味深长了。阿Q对自己并没有觉醒，他不知道自己作为人应该是怎样的，作为人应该寻找什么。最后当他要被枪毙时，他还忙着自己那个圈画的圆不圆，结果画成了一个瓜子形，他非常遗憾。

　　再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

　　许三观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部作品写出了人性中许多的无奈、悲凉、狡黠，或者说狡猾，又有几分自私。好的作品，会把这些东西渗透在一起，也就是多重性格的组合，而不是像我们以前的某些作品，人物往往是扁平的，好人好得好命，坏人就是歪瓜裂枣，说话口气就不对。其实真正丰富的性人生里包含着很多很复杂的成分，也有很多卑微的东西，坏人也同样，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我们有时候议论别人说这个人品质不好，但是这个人可能内心里也有一部分希望自己表现的好一些，不可能是彻头彻尾扁平的人物。

　　许三观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我看这部小说的时候常常会跟阿Q相比，可能风格上也是比较接近，类似于黑色幽默反讽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它跟《阿Q正传》完全不同，我个人觉得它写的是一个世俗英雄，开始我看一遍觉得很好看，我就想为什么余华这样写？后来我进行分析，做技术统计，我就发现许三观之所以能够让我们很感动，或者说这个人让我们心生敬意，这个人有一些品质是我们常人很难具备的。

　　应该说许三观的劣性，或者性格里比较恶劣的一面，是常人都会有的。比如说他知道自己的老婆许玉兰和何小勇生了一乐，我想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自己老婆生出第一个孩子是别人的，心里肯定很不舒服的，所以他在不断的惩罚许玉兰。许玉兰呢，你一惩罚她，她就坐在大门口，拍着大腿在那里哭、闹，说，我犯了什么错误了，我是被何小勇欺负了，何小勇欺负也就算了，还有一乐出来了什么的，等于把许三观内心的隐痛张扬出来了，这搞得许三观又很担心了。家丑不可外扬，许三观很痛苦就在这里，他已经做了乌龟了，人性的一种本能，他就想惩罚她，但是一惩罚，她老婆就到大街上闹，所以他又不敢惩罚她。

　　你可以发现他的惩罚是非常特别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许三观卖血记》第六章，完全是对话写成的，那个惩罚就是我要躺在躺椅上，然后许玉兰叫他干这个他也不干，叫他干那个他也不干，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干吗，你犯了生活错误，我要惩罚你，但是他又不敢打她，一打她她就跑到大街上闹，所以他说我要惩罚你，怎么惩罚呢？你自己做，我要享受，他天天在那里享受，从大到小，最后吃饭都要端到自己的手上来，这个惩罚看起来方式很轻，但是惩罚的力度也是很强的。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会把人性撕的很开，到这种情况下，何小勇又出了一个问题，遇到车祸，半身不遂，即将要死了。按照当地的风俗，要何小勇的亲生儿子到房顶上叫魂。何小勇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怎么办呢？大家小范围的都知道，许三观的大儿子就是何小勇的，所以何小勇的老婆就跑到许三观家里求情，要一乐给他老爹何小勇叫魂，许三观跳起来了。他心想，我已经丢人现眼这么长时间了，你现在还要我儿子跑到你家里给何小勇叫魂，公开叫他爸，这不是向全世界宣布一乐是何小勇的儿子，我是王八乌龟吗？所以他一蹦三尺高。大家可以看到他丰富的人性慢慢展开，然后到最后，许三观到底还是一个有怜悯心的人，看到何小勇要死了，几个来回下来，终于同意让一乐到何小勇的房顶上给何小勇叫魂，当一乐帮何小勇叫魂回来以后，许三观坐在家里是非常痛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就是有很多世俗的一面。

　　另外，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许玉兰跟别人生了自己的大儿子，他也是很恼火，他也是想报复，所以他自己也跑去卖血，卖血卖了35块钱，他放在自己口袋里放了一大堆东西，跑去跟自己工厂里一个相好好了一场。所有这些卑微的东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存在。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整部小说里说许三观卖了12次血，除了第一次，他卖血是为了好玩，意外的卖了35块钱，那个时候钱很值钱，回来之后就把油条西施许玉兰嫁回来，最后一次因为家里条件很好了，他没有事干，他又再去卖血，结果没有卖成功。除了这两次，我们说他有效卖血是十次，也就是说都是为了解决某种问题，他有明确的卖血目标。那么这十次里，我们统计出来就有七次是为了一乐，也就是他的大儿子，而一乐又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方面，小说的震撼力就在这里。

　　许三观虽然在人性里很多卑微的东西，有很多甚至狡黠的东西，甚至有一点自私的东西，比如说他为了惩罚一乐，一乐又没有错误，他自己卖了一次血，搞了35块钱，把全家带到市里饭店吃了面条，就是不让一乐去吃，因为他觉得他不是我生的，他要惩罚一乐，有很多狡黠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整部小说，突出了他世俗本质里的非世俗性，使这个人物一下子超越了一般人的现实人生，所以我把许三观定位于世俗英雄，这个世俗英雄是作家在处理人性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许三观跟我们早期看到的《林海雪原》、《红岩》等等小说里的英雄都不一样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世俗里，但是关键时他会从世俗里走出一步，但是这一步决定了他非凡的品质。

　　应该说，这两部小说都展示了人的一些基本本性，但是严格意义上，它们跟我们理想中的概念，真善美好像不一样，尤其是表现善和美方面，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发现。在文学里真善美是一个终极目标，而不是一个在具体文本当中必须要彻底贯彻的一个目标。许三观最终的目标是体现了真善美，但是你不能把许三观搞成高大全的形象。所以文学在表现人学时，有时候会跟真善美之间产生一定的矛盾，但是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文学，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生各种复杂的精神际遇和生命际遇。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学。我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学，撇开一些早期的文学，特别是像《诗经》不是文人创作的，属于民间文学，我主要说一下传统作家创作的一些作品。传统文学里作家主要是写个人情感，就是写自己的情感，文学里大部分主要是在于诗词赋，以作家个人的情感为主题的，写群体生命的并不是特别多，探讨人性本质的更少。古典文学里探讨人性复杂本质的情况特别特别少，包括小说，我们的小说从《世说新语》开始，主要是志人和志怪，讲那些鬼怪的东西，但是这些怪的东西里并不是以凸现人性为主题，主要是讲因果轮回等等。一直到明清小说，明清小说最后结尾要么是团圆，要么是出家当和尚等等，特别是情色小说，最后十也八九都是色空观。

　　传统文学虽然也留下大量的好作品，但是为什么人性的表达却是特别不丰富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学长期受教化思想的影响，教化功能大于审美功能，从孔子开始，一直到五四前夕，我们的文学都是强调教化，尊崇仁、礼，或者以儒家的观念体系为主，就象曹丕所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不是强调人性，而是治国要用的，要留世之用的。儒家学说里三重境界，一个知识分子一生要完成的目标，就是“立功、立德、立言”，立言当然不仅仅是包括文学了，但是文学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我个人认为，同样也是突出了文学本身的经世致用。

　　五四运动之后，我们的文学对人学才开始觉醒，才开始自觉，这个自觉是深受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我们都很清楚了。正是因为受这两个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才真正地意识到文学是要表现人的。最早是从胡适、陈独秀开始的，胡适提出了“八不主义”，其中最典型就是不要做教条文章，不要写八股，要反映我们的生活。陈独秀的主张更明确了，“打倒山林的文学，建立平民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就是表现平民人生常态的东西，是平民能够接受的东西，这就涉及到非常重要的，我们日常的人生和人性。

　　周作人直接提出“人的文学”的概念，他强调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他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概念，强调了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什么？就是以人为本，我们现在强调的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不要小看这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使我们中国社会文明程度大大进了一步，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一下子真正做到每一项制度、每一样东西都以人为本，但是有了这个理念，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也提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觉醒，五四时期鲁迅就提出立人的重要性。什么是立人呢？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觉醒起来，你是一个公民，你对祖国的命运、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都必须应该要清楚的意识到，不能像阿Q一样，一想到革命就想到吴妈和秀才家里的宁式床。阿Q就是因为没有觉醒，自己没有立起来，我们首先自己要立起来，立人就是要让所有的民众自我觉醒，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尊严、有思想、有个性、有独立意志的人。更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每一个人在尊严面前是平等的，你意识到自己尊严的存在，你才有可能意识到你的存在和自身存在的价值，然后你才能意识到你生命的意味。

　　到了五四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关注人性的复杂性了，特别是尖锐的，甚至是非常惨烈的人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展示出来，以前虽然也有很多写哀怨诗、爱伤离诗、写感伤的、写绝情的、写什么的，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作家、诗人个人情感的东西占多数，包括《红楼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就说它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是叙自己的身事比较多的，没有放到一个大众的层面立人，去展示普通人复杂的人性。

　　我不想举太多的例子了。比如说鲁迅的《祝福》，作者写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我觉得不是主要的，主要还是写鲁四老爷那种狡猾和刁钻。表面上看，是写祥林嫂的不幸，但鲁迅非常巧妙的设置了一条线，这就是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只是对自己老婆说，“这种人看起来是很可怜，但是她是不干净的，所以做祭祀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她插手，你如果一旦让她插手祖宗是不吃的。”这句话看起来温文尔雅，也没有很严厉的口气，但是我们就发现，四婶听了这一句话以后，马上就转下来，让祥林嫂不要做这不要做那。祥林嫂在祭祀的那一天，她很热情的，东西都搞的差不多了，她就很热情的拿筷子和酒杯，然后四婶马上告诉她，“祥林嫂你放着吧”，祥林嫂吓的一楞，马上就放下了，祥林嫂一想，如果筷子和酒杯不能拿，那我去拿烛台等次要的东西总可以吧，所以她又很热情的跑去拿烛台，结果刚刚拿到烛台，四婶又说，“祥林嫂你放着吧，我来吧”，她又吓了一跳，连烛台都不能拿。

　　紧接着后面一句话，祥林嫂整天没有事可干，就坐在灶膛里烧火，这一下子对祥林嫂精神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比前面死了丈夫、小孩被狼咬死了打击更大，所以她坐在那里马上就木然了。紧接着她又开始想，有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呢？就是捐门槛。那个地方的风俗，捐了门槛之后她可以把自己的罪过抵消掉，所以她拼命把钱节约下来，满怀希望把钱全部捐到庙里做门槛，捐了门槛以后回来我们发现她神气抖擞，她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了，自己重新找回了尊严，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谁知道呢？到了做祭祀的时候，她又什么东西都不能干了，这一下子就彻底把她的精神摧垮了。我们在上中学课文时，我记得老师反复讲那一段，拄着拐杖，下面开了裂，眼睛间或一轮，表示她还是活物。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点明祥林嫂的精神死亡了。我们来找原因，当然可以说她的丈夫死，或者小孩被狼吃掉了，这可能是一个方面的元素，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外在的原因，核心的原因就是鲁四老爷告诉四婶的那一句话，四婶又通过具体的方式不让她做这做那，使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孽很深的人，是一个无法洗清自己罪孽的人，这就麻烦了。这里面的复杂性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经常说封建卫道士害人、杀人等等，其实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精神上的，是精神上的掠夺和盘剥，甚至带着一种温情脉脉的面纱，但是又是不留余地的。

　　莫言的《红高粱》里的人性更清楚了，余占鳌是一个土匪，是一个霸占良女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抗日英雄，充满血性的人物，性格极其复杂，是一个多重性格的组合。如果一定要说余占鳌是属于真善美，还是属于假恶丑，谁都说不清。我觉得，任何一个优秀的文学，终极体现真善美的价值导向，但是它在所有的人性面前，必须首先尊崇一个基本的人性，人性越丰富，人物就越丰满，就越具有生命的质感。把人物的生命质感写活了，我觉得这部作品在表现人学上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面。这是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人生有多少丰富性，文学就应该表现出多少丰富性。

　　第二个问题，人生有多少可能的丰富性，文学就应该表现多少可能的丰富性。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可能性问题。文学不能只表现我们看得到，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可能存在的状况。这种可能存在的状况，可能是想象的一个人生状态，意味着我们文学超越了看，而进入了想和思，而不光是看和体验。可能性的人生状态，我觉得至少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理想化的人生状态，一个是极不理想化的人生状态，同时还包括人类精神的潜意识状态。

　　第一个是理想化的人生状态。比如说浪漫主义，很多浪漫主义，都是表现了人生的可能性状态，最典型的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浪漫主义，武侠小说动不动就让人上天入地等等，各种暗器不断，瞬间可以怎样，这就是人类一个理想状态，它是一种可能性状态，不可能实现的。还有科幻小说。

　　大量的浪漫主义作品都是表现理想化的人生状态。它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或者用我们的人生经验来证明和印证的。但是我们又非常喜欢看，为什么喜欢看呢？因为它表现了我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但是我们又渴望实现的、体验到的那种人生状态，那种强悍的人生状态，上天入地、行侠仗义，还世界一公平、还人间一正道等等这些东西，它可以把我们有限的人生拓展。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喜欢李白的诗呢？就是因为大气，我们平常的生活都是三点一线或者五点一线，但是突然来一个“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这一下子给我们的人生扩展了，让我们胸怀激荡。

　　还有像郭沫若的《女神》、雪莱的《西风颂》，包括《西游记》、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夸西莫多那么丑、那么难看，但是他心地那么善良。它展示的是一种可能性的人生，是一种理想状态的人生，是超越我们现实世俗之境的一个自由之境的人生，这个人生是我们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也很难想象到的，但是文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状况，体验了这样的人生境界，打开了这么一个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我觉得就是理想人生，是我们对现实人生局限的一种弥补。

　　第二个是极不理想化的人生状态。这也是一个可能性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生活的竞争压力非常大，我们的人生常常会在现实的生存当中会出现各种扭曲、变异等非常态的状态。这个非常态的状态，我们的文学同样也给予了表达，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说这个表达怎么是这样的，跟我们的经验和常识相反，所以我们通常称它为“荒诞派”。实际上荒诞派小说也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状态，只不过这种人生状态是极不理想的，或者说超越了我们平常看到的状况。

　　比较典型的是卡夫卡，他的《变形记》。《变形记》的第一句话是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甲虫，然后他自己躺在床上怎么做甲虫、怎么运动等等，慢慢我们发现原来他妹妹也很冷漠，他父母对他也很冷漠，他在公司里，因为是小业务员、小推销员，人家对他也很冷漠，他感觉不到一点点人间的温情。他作为一个人，那种人性，完全被扭曲了，所以变成了一个动物。虽然他是一个大甲虫，他还是用自己特殊的眼睛看人世间的冷漠、冷酷，一种没有人道、没有人情，甚至没有基本的血缘亲情、没有伦理的冷漠的世界。当然我们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卡夫卡通过这本小说揭露了资本主义什么什么，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个物欲的时代必然会出现很多情况，展示的是人非正常的状态。人可能变成一个大甲虫吗？不可能，我们只看到受压抑的人跳楼，没有看到受压抑的人会变成甲虫，或者变成螃蟹什么的，不可能的。但是文学允许通过一种可能性的状态来展示非正常的人生。

　　美国还有一个著名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辛格，他有一个短篇是《傻瓜吉姆佩尔》，写一个傻瓜，人家都来欺负他，然后把村里一个最淫荡的女孩子，故意配给他做老婆。那个女的跟他结婚以后，整天让他去面包房干活赚钱回来，然后那个女的整天跟这个生小孩、跟那个生小孩，生了一大堆的小孩，没有一个是吉姆佩尔的，但是吉姆佩尔仍然是相信她，相信她的妻子艾尔卡，到最后艾尔卡死时终于忏悔了，说傻瓜吉姆佩尔是一个好人。

　　这部小说写的非常丰富，第一句话是“我是吉姆佩尔，人家都称我是傻瓜，可是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后来读下去，我发现确实是这样，这个傻瓜虽然看起来是傻乎乎的，有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跟他的徒弟睡在一个床上，他觉得很纳闷、很气愤，结果他妻子朝他吼说，我怎么跟别人睡了，你这是诬赖我、毁我名声，你自己是不是眼睛发花了，他就觉得可能是自己眼睛发花了。他是以绝对受难的方式相信别人，别人怎么欺负他他都相信，但是最后他的妻子艾尔卡临死之前却幡然醒悟了。我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拯救者，你想想，艾尔卡这样一个淫荡的人，是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拯救的人，他能够把她拯救，让她醒悟，让她知道自己的罪，我觉得这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傻瓜，而是一个圣人。

　　当然这种极不理想的人生，在中国传统小说里，特别是传统文学里比较少，这不是说我们中国人不受挤压，中国传统社会人受挤压也是够多的，不比西方的宗教制度下受欺压的人少。但是中国人通常有一个办法，死后复活，通过另外一个办法，复仇的方法来泄恨和解决。我们看古典小说，包括古典戏剧都是这样，某某人被欺负死了，被坏人搞死了，一定会变成一个鬼，然后这个鬼来解决问题，来还人间正道，它不是说你受压抑之后人性出现扭曲，它不展示那种人性扭曲的状态，就是简单的处理，死掉，然后通过灵魂来解决问题，阴阳两界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一个叙事策略，强调的是一个暴力的力量，而不强调人性本身被扭曲的面貌。

　　五四之后作家开始觉醒了，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人的文学开始在很多作家的思想里形成非常重要的艺术理念。最典型的还是鲁迅，鲁迅在表现非常态下，或者说极不理想状态下的人生，他是第一个表现比较全面和彻底的。最典型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狂人他是一个觉醒者，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态下的人生，他能够看到许多世人的本质。

　　孔乙己也是这样，他也是一个非常态的人，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荒诞派的人物，一个废人，他一天到晚就为了那种知识分子应有的尊严，我们所说的体面的生活，表现的惊心动魄。没有人理他的时候，他就去考那些小学生，茴香豆怎么写法。他没有书看去偷人家书，人家说你又偷书了吧，他就说读书人窃书能算偷吗？他要用一个文雅的字，“窃”，不能说是偷，偷是粗俗的说法。鲁迅很照顾他的面子，写他被打以后重到咸亨酒店喝酒，只用了一句话， “他的手上沾满了泥，原来他是爬过来的”。就这么一句话，但是我读这一句话觉得很有震撼力，鲁迅毕竟还是能够带着体恤的心怀去关注他，压根儿也没有写他爬，你想想孔乙己这么一个人，为了薄薄的皮面，又没有钱，又不能干活，人家谁都不把他当做一回事，但是他自己特把自己当做一回事。如果写他爬的话，就很惨烈了，鲁迅就写了一句话，但是表现出这个人已经被封建科举制度残害，完全是一个废人、畸形人的人生状态。

　　当代文学这方面太多了，比如说湖南一个作家残雪，也可以看看莫言的小说，莫言06年有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里面通过几代轮回，一会儿变成驴，一会儿变成牛，一会儿变成狗，一会儿变成猪，一会儿变成猴子，这种六道轮回，他写的是土改中被枪毙的地主，历来在政治运动中怎样怎样变，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以后的极不理想的人生状态。

　　第三个是人类精神潜意识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受心理学的影响，因为心理学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不但有理性的层面，而且还有大量的非理性的层面，这些非理性的层面同样也是我们文学的表现内容，最典型的就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都是这个方面代表性的作品，强调人在非理性状态下、潜意识状态下意识的流动，同样也是一种人生的情怀。

　　人生的可能性状态，为文学表现“人学”方面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也为人类想象力的飞翔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如果人生有多少丰富，我们就表现多少丰富的话，我觉得文学是不足以吸引人的，文学之所以吸引人，还有更大一块，就是人生有多少可能的丰富性，我们文学恰恰在展示那些可能性的丰富性，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类，都是属于非常态的表现。

　　文学与作家

　　我们说文如其人，讨论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肯定要讨论文学与作家的关系，作家是怎样表现人生，作家的人生情怀、志趣理想乃至个性风度，常常会影响到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生状态。高尔基说了，文学或多或少都有作家个人的影子。

　　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张爱玲的《色戒》，最近非常热，所有的人都在谈《色戒》，看电影。可能大多数人的议论，是镜头为什么删掉、删掉了什么。因为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所以我相对比较熟悉这部小说。我觉得李安比张爱玲高明，他把张爱玲的所有东西都解剖出来了，张爱玲这部小说并不是很成功。她写的非常含混，人的关系、故事背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去看看，不像张爱玲其他的小说，《倾城之恋》等等写的非常细腻、辗转，该盘旋的盘旋，该丰满的时候非常丰满，很到位，但是这部小说写的比朦胧诗还朦胧，背景极其不清晰，人物也是非常飘忽的，里面写到了王佳芝，小说里写的非常含混，只是知道她心里是有这样的冲动，想要解决易先生，但是不清楚这背后的背景，完全不像张爱玲所写的其他小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个人的看法，之所以写出这样，恰恰跟张爱玲个人的体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现在报纸上好象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认为这部小说是写她跟胡兰成的个人婚姻里的问题，有人说是替她的婚姻辩护。她是1944年跟胡兰成结婚的，1947年就跟胡兰成离婚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婚姻，胡兰成是一个大汉奸，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个人认为，汉奸就是汉奸，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文学成就多么高，我们就要重新肯定他，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文不如其人，我一会儿也会讲到这个问题。

　　当然了，张爱玲四十年代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嫁了一个汉奸，对她的人生影响很大。我个人认为，她有为自己婚姻辩护的影子，这部小说是她1950年写的，1944年离婚，1947年离婚，1947年是锄奸的高潮，所有的汉奸，国民党、共产党共同声讨。我们可以想见张爱玲离婚时内心所承受的道德压力，所以她1950年就把这部小说写好了，在她还没有走出精神阴影的时候写好了这部作品。她当时内心可能是相当复杂的，该含混就该含混，写完了以后她也不敢发表，一直都没有发表，一直才在1978年在台湾出版的小说集里发表，差不多放了三十年。一个短篇小说放了28年才发出来，这是不正常的，尽管她自己说反复修改什么的，肯定是存在个人的顾虑，她再隐藏、怎么着，还是怕人家解构出来她跟胡兰成的关系。

　　当然现在也有人说，正好上海有一个著名的郑苹如事件，郑苹如也是一个锄奸的学生，想除丁默村，丁默村是汪伪政府的高级官员，胡兰成也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汪伪政府里所有人我们都把他们定性为汉奸，因为它是伪政府，是跟日本秘密联合的一个政府。李安很有意思，这部小说里的易先生是没有名字的，就是叫易先生，姓易，李安把他取名为“易默成”，我怀疑就是丁默村、胡兰成的名字放进去了，虽然是很含蓄的。我个人认为是有这两个人的影子，而且把王佳芝除奸没有成功，没有把易先生搞掉，是因为动了真感情，动摇了政治使命，这种生命本能大于理性觉悟的人生悲剧，我觉得里面是不是隐含了作家个人对婚姻的一种辩护。

　　我举这部短篇小说的例子，不是说任何小说，或者任何文学都肯定带有自传的色彩，只是想说作家的人生态度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作品。张爱玲如果没有和胡兰成的这段婚姻，这部小说即使要写，肯定也不是这样的一个面貌，这么蒙蒙胧胧、含含混混、不清不楚，人物性格也没有出来，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

　　现在回过头来讨论，文学与作家之间的人生状态，我个人觉得至少有三个层面可以去理解。第一个层面，精神内部的自叙。第二个层面，自我人生的弥补。第三个层面，自我人生的超越。这是大作家很关键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品位一下，文学和作家人生的状况。

　　文学与作家之间人生状态的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作家精神内部的自叙。一般情况下，作家的创作与自己的人生都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想这个用不着多说了，古代诗歌里特别多，我们说李商隐的诗非常哀婉、非常缠绵，这跟李商隐个人的气质和人生的体验有很大关系，而李白的诗呢非常豪放，这跟他个人的人生经验也是很有关系。

　　比如说郁达夫的小说，里面很多都带有自叙传的色彩，我们说《沉沦》这部小说，主要就是他的情感经历。这一类的作家非常多，还有比如说林语堂，林语堂也是现代文学非常著名的作家，写过很多非常华美的文字，有一本他的散文集，可能很多人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枕边书，叫《人生的盛宴》，里面的文章虽然谈的都是吃喝玩乐，但是可以感觉到作家内心非常精致的生活。林语堂之所以跟革命派发生矛盾，就是因为他自小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一直到读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读的，所以他的人生情怀相对来说比较达观，不像鲁迅那些革命派人一样，很少去干预党派，所以他表现出人生的闲适、平和、幽默等等。

　　第二个层面，自我人生的弥补。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小说中，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非常适合作家表达自己内心中的一种理想人生，一种渴望实现而在现实之中又难以实现的人生状态。很多人从发生学、心理学研究作家，为什么他们写这一类的作品，就发现它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弥补，没有达到，就想在小说中痛快淋漓的达到。比较典型的，像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都是模式化的，大家都很愿意看，郎才女貌、才子佳人，才子通常都很穷的，佳人通常都是很富的，然后一波三折，才子终于娶到佳人，大家都心里很高兴，希望自己某一天也可以变成某一个才子或者某一个佳人，这是弥补人生的一种渴望。浪漫主义的小说也是这样。

　　余华的早期小说，有几部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像他的中篇《一九八六年》，就是写文革的。大家都知道文革1966发生，1976年结束的，那么他以1986年作为时间点，文革已经发生了二十年，结束已经十年了，之后一个疯子出来了，那个疯子是一个历史老师，在文革中被整疯了，十年之后他来到自己的故乡小镇，因为他是历史老师，研究过历史酷刑，就不断用各种酷刑来表演，一会儿用锯条割鼻子，写的很冷静，血慢慢的往外冒，然后余华有一个比喻，“像吹着悠扬的口琴”在那儿割鼻子。里面充满了血腥味，但是我觉得又非常有力量，表达了十年之后我们普通人对历史的一个遗忘，大家看到这个疯子都觉得好奇，好玩，大家都在那儿看，快点表演，快点表演下一个酷刑，在那儿津津乐道的看着，但是不知道疯子所承受的历史责难，以及我们民族的那种可怕的遗忘能力。

　　我写过一本书《余华评传》，做过实地的采访，发现其实余华很胆小的，从小就是一个乖乖小孩，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故意不把他的帽子给他，他就站在那儿毕恭毕敬地，也不敢向老师要，一定要老师把帽子交出来，他就嘟嘟嘟跑掉了。但是他早期的小说，像《一九八六年》、《死亡叙述》、《古典爱情》等等，都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味。我个人认为，他太胆小了，但是内心又渴望那种强悍，所以他在小说里写暴力的时候，充满血腥味，壮胆啊，也就是说他对自我人生的一个弥补。

　　这种自我人生的弥补，我们还可以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一个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雪莱，一提雪莱大家都知道，“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充满了希望主义。欧洲权威文化领袖阿诺德曾经对雪莱下了一个定义，“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尔，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翅膀。”把他比做安琪尔来赞美。拜伦对雪莱的评论，雪莱是“最无私而善良的人，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能够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的财富和感情。”好像是一个伟大的圣徒，雪莱自己呢，也在《诗辨》中说，诗歌“要给心灵提供千万种尚未被理解的思想的组合，从而唤醒人的心灵，扩大了心灵的领域诗揭开了世界隐藏着的美的面纱。”

　　如果你们不是专修文学的，可能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东西，雪莱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是真实中的雪莱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雪莱是截然两回事。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弥补呢，他一个卑微的人，但也渴望崇高。实际上雪莱是一个相当卑微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书信被公开之后，我们发现了真实的情况。

　　雪莱是家中唯一一个男孩，是家里的“土皇帝”，从小父母特别溺爱他，家里的姐妹更是让着他，因为他是男孩，是家族事业的继承人，养成了他自我为中心的个性。雪莱整天在家里也不好好读书，向自己的老爹提各种各样的要求，他老爹烦不过，想办法把他送出去读书，1810年他老爹把他送到牛津大学读书。结果他在牛津大学又不好好读书，天天搞激进活动，一会儿印刊物，一会儿又怎么样，天天搞课外活动，搞的很积极，而且向家里不断要钱，弄的他老爹很恼火，于是不给他钱，他就开始骂了。

　　这些信都是家族流传下来的。他也给很多朋友写信，说他“全家是一群冷酷、自私、精于算计的动物，除了吃、喝、睡，活在世上就没有其他的目的和事情”。而且还通过哄骗、欺诈、责骂、甚至威胁，频繁向家人要钱，这些都是有事实的。

　　还有超越血缘亲情的攻击，对他的父亲进行攻击，说母亲跟这个通奸跟那个通奸。雪莱为达到个人的意志，不惜动用这种方式，可以说使用了各种各样卑劣的手段。最后他老爹怎么说呢，只要他留在老家，我就必须要把警察叫来，如果不把警察叫来，他的母亲和妹妹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吓的发抖了，一听到外面有狗叫就担心是不是雪莱回来了，马上就往楼上奔。这是他父亲写在信里的一段原话，“我现在除了一年给他200英镑，我跟他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他写的诗里充满了爱意，充满了安琪尔式的东西。你说文如其人，这里怎么解释呢？我个人认为，他自己可能觉得就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但是并不代表这样一个自私的人并不渴望崇高、不渴望美好，通过诗歌、文学作品来反映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他理想中的一种人生，是对他自我人生不满的一种弥补。

　　我们再看中国的一个例子，郑板桥。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画竹子的，诗写的也很高慢，所以我们都会说郑板桥是傲骨铮铮的，极具操守的文化名流，甚至是我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他的名言是“难得糊涂”，好像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跟世俗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材料，我才发现事情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他在44岁之前，也就是中进士之前，基本上没有任何影响，充其量在扬州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混混的文艺青年而已，今天到这个王公贵族的家里，明天到那个达官贵人的家里混一顿饭吃吃，随手写两首诗，拍拍马屁。明清扬州这样的人非常多，因为那里的水陆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文人墨客特别多，再加上盐商、富豪特别喜欢养一批文人。他当时充其量就是靠读书、卖字画，附庸风雅混混饭吃的文艺青年。

　　到40岁时他考上了举人，按照清朝的规定，那时就可以做县令了。但是，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官场上人家都霸住位置，年年都在科举，但是科举以后都没有办法给你安排，所以他就蹲在家里等着补缺，实际上永远都是没有位置的，很多人可能等几十年都等不到位置，中了举人白中了。就象我们现在的硕士一样的，觉得毕业以后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呢？那就等吧，不行就再考博吧，他也是属于这一种。于是他再考，考进士，举人可能太小了一点，再考大一点，可能好找工作一点。然后他考了一个进士，四年之后考上了，他很得意了，做了一首诗自我表扬了一番“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自我感觉特别好，心想这一下子找工作估计问题不大了，至少降低一点要求，可以弄到一个县令吧。结果没有想到，又是一等好多年。

他本来是44岁考中进士，结果49岁还没有做官。怎么办呢？于是他跑到北京，几经周折，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约某某人出来吃一个饭，好不容易约到了慎郡王。慎郡王才二十多岁，几年前曾经在扬州也是花花公子，跟郑板桥有一面之交的。慎重王是一个有权力的人，结果终于把这条线搭上了，总而言之第二年获得山东范县县令一职。

　　郑板桥一当上县令，为了感谢慎郡王，开始张罗着为郡王编刻诗集，像《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印刷很方便，往印刷厂一丢就出来了，那时要刻板、印刷，还是很费事的，而且郑板桥还亲自给他写跋文，那个跋文我是看到了，真的是吹捧文章，吹捧到肉麻恶心的程度，将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与杜甫、韩愈等等全部比上了，比他们还高。

　　郑板桥把这两部诗集印好，把他自己的这篇吹捧文章印在前面，我估计也是动用公款，因为他当了县令嘛，然后拍慎郡王的马屁。他自己上任之后，也搞了一些劫富济贫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在那儿当县令就是写诗、喝酒，“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自己在衙门府里搞一块小地种种蔬菜、喝喝酒，过悠闲的生活。他一共当了12年官，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诗集全部编印成册，而且动用公费出版，那时候雕版印刷是很贵的。现在看到的《竹枝词》有四大卷，都是那时候做的，而且还有书画，确实郑板桥画画也不错，字也写的不错，当一个县令经常搞一点书画卖钱，自己搞一点小酒喝喝。

　　这种人生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人生，但是他的人生跟我们所理解的他的文学作品里，包括他的艺术作品里体现出来的人生完全不一样，他一天到晚说难得糊涂，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糊涂，非常清醒。我用一句可能刻薄的话说，郑板桥这个常常以兰、竹、石自喻的江南文人，看似倔强不驯，推崇“糊涂”哲学，其实自己却从不糊涂，而且始终保持着异常狡猾的世俗心态。

　　我举这样中外两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作家的人生和作品是不一致的，这个不一致性是互补的。前两年的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小说家奈保尔还说要感谢妓女什么的，搞的全球哗然，有人声讨他，这个家伙怎么去感谢妓女，应该把他的诺贝尔奖剥夺掉，后来也是有人站出来说，很多作家人与文之间是互相分裂的。我们评奖是看作品，重点是看作家的作品。我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攻击这些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而是想说，很多时候，文人会将他们的现实人生和创作人生分裂开来。这里我不细细说了，因为时间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自我人生的超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作家是要超过个人的一些人生体验的局限，必须要进入到一个大的人生境界。只有进入到一个大的人生境界，才能展示一种丰富的人生艺术。比如说鲁迅就是很典型的，鲁迅几乎写到各种人物，但是你很少会发现有自己的影子，他的很多小说里可能偶尔会出现“我”，但是只是一个叙事上的一个线索、视点，他基本上都不是表现他个人，这就是他超越个人的一种人生。

　　很多作家不能超越自我人生体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作家自己在人学上、在立人上是有问题的，也就是我们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立人上都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天天跟学生讲，我们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要强调独立啊、要强调自由啊、要强调自己独立的竞争空间，要勇于对权力说真话、要勇于保持自己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立场，或者为维护什么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做到。一个优秀的作家又必须要这样，不能成为某种意志的附庸，而是要坚持作家自我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使作家的主体意志获得自由表达。你只有自己获得了独立和自由，才能够在表达中展示一种自由的精神艺术，所以才会有说，为了自由，爱情和生命都可以抛弃。一个作家要超越，自由和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好的作家常常会说，狮子都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才会成群结队。这里有很多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东西，我就不细说了。

　　文学与读者

　　文学可以提高国民素养

　　最后我想说一下关系我们最密切的文学与读者。实际上我也是读者，只不过我是一个专业化的读者而已，文学和读者的人生之间也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紧密关系，开始时我们说了一段孔子的话已经很清楚了，孔子说学诗有六大好处，不学诗会怎么样。我个人认为，我们作为读者去读文学，至少小处来说，对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完善自己的生命过程，使自己的灵魂不至于下坠，整天为了某种利益的东西没有满足而焦灼，你去看看文学，看看人家的人生，还有比我们苦的人生都这样过来，过的很坦然，我们或许也能获得某种坦然。大处来说，每一个人多看一点文学，多提高一点国民素养，对整个文化形象都会更重要。

　　爱好文学、拥抱文学、品位文学，都是非常充实的一种人生状态

　　不论你学什么专业，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也不论你过去做过什么，将来会做什么，在你的精神领域，在你心灵的层面上，或者说在你私人的空间里，爱好文学、拥抱文学、品位文学，都是非常充实的一种人生状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想分几个层面来说。

　　一个层面，体验不同的人生情境，净化我们的情感生活。现在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看电影或者看电视，也可以净化，但是我觉得文学的净化，是比较方便的，在文字里面可以给你回味的空间，净化的空间比较大的。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不仅仅可以给我们带来喜怒哀乐的情感反应，还会在这种情感共振的过程中净化我们的情感生活，乃至净化我们的灵魂。说实在的，我是常常被净化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看看苏东坡的这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诗充满了一种感情的力量，是写给自己的妻子，是他个人情感的一种表达。按理，苏东坡写这首诗悼念他的亡妻也是很正常的，他们两个人感情深，而且这是一千多年前的事，跟我们毫无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读这首诗，照样是很感动的，穿越了时空和穿越了个人的情感。我们感动在哪里呢？感动在夫妻之间，妻子已经去死了十年，还能想到“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还能“料得年年肠断处”，那种执着的情感，恰恰就是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而我们常人又难以做到的，激活了我们内心的这种美好情感，使我们获得了一种洗礼、获得了一些净化，产生了一个共鸣。

　　一方面我们为苏东坡这种恒久之爱的专注之爱感动、赞佩，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渴望人间有这种东西。其实文学就是这么简单，帮助我们，把我们引到他那种特殊的情境里，让我们跟他一同去体验那种特殊的人生体验，生离死别的人生体验，然后让我们也在那里唏嘘再三，让我们的情感获得净化。有时候我们读一首诗，往往就是这样，比如说李商隐的诗，“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那种思乡之情，也是一种很专注的情感。我们体验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生情境，净化自己的灵魂。

　　还有跟读者人生关系密切的，就是慰藉我们自己的灵魂、弥补我们自己的人生意愿。有人说哲学是一个乡愁的冲动，我个人认为文学是一个乡愁的冲动，文学里一旦涉及到家园意识的概念，你会马上勾起你的苍茫感，一种人生很幽怨的体验。我也没有想透这个问题，人作为一个会思想的动物，我认为人类始终有一种家园意识、乡愁情结，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发现中国的乡愁主题特别发达，乡愁的诗歌特别发达，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这些都是思乡的，一直到余光中的“乡愁”等等。

　　外国也是一样，比如莱蒙托夫五的《帆》，“在遥远的异地，它在寻找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他留下了什么”，这种乡愁情结，并不一定真的是故乡，实际上它就是作家精神上的那种故乡，或者说是我们情感里某种很隐秘的地带，如果我们说的好听一点是精神家园吧，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会激发你，一个好的作品会激发你，达到心灵的慰藉。当然这种慰藉有很多了，比如我们前面说到作家的弥补人生，浪漫主义、武侠等等作品。

　　三是认识复杂的历史人性。我想这一点也用不着特别多说了，因为我们传统的文学都是强调教化功能，教化首先要认识，认识才能达到教化。我觉得不应该过多的强调文学的认识功能，但是文学的认识功能对我们认识人生非常重要，认识人性的复杂，好中有坏、坏中有好。

　　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是1993年出版的，获得了第四届矛盾文学奖，这部作品现在为止还是很畅销。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很多东西，人性的东西有，历史的东西也有，传统的儒家文学的东西也有，宗法伦理的东西也有，本来我想多讲一讲，这里我就不一一讲了。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我刚才也讲了，可能在将来很多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只知道文革是十年浩劫，很多知识分子被打倒、被批臭了，但是具体文革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惨烈到什么程度，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读了余华的《一九八六年》，或者再过五十年，那时的人来读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原来文革是这么伤害知识分子的，它会告诉你认识历史。

　　总体来说，文学的认识功能会因为读者每一个人个人的因素不同而产生差异，这个差异不奇怪，非常正常。包括我们搞专业的都是这样的，两个评论家在一起谈某一部作品时，一个人说很好，一个人说很坏，非常非常正常。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的问题是那个作品有没有激活你人生里的某一个部分，使你达成了共鸣，你就认同他那一个部分。比如鲁迅说的，“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不同：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我觉得重要的是不是激活了我们人生的某一个经验，使我们的经验跟它那里面的某一部分经验达到了一个共鸣，从而使我们认识到了很多东西、体验到了很多人生状态，这才是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所理解的文学与人生，讲得匆忙，谢谢大家。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洪老师主要是从文学与人生、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三个方面揭示了文学的内涵，特别是揭示了文学对人生的作用这个方面的内涵。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非常大的信息量。文学的表达确实和哲学是不一样的，哲学把世界上千姿百态的事物抽象成物质和精神两大类，给我们人生的知识结构搭了一个框架，非常简练。而文学却把哲学抽象成的物质和精神演绎成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事物。文学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它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人类的真善美，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人的个性、人的本质，或者某一段人生、某一段历史。我们可以透过文学作品去了解社会、了解人生，它是个体实现社会化的大众艺术形式。我认为，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恐怕都不能缺少文学艺术的熏陶，少了这方面的熏陶，我们的精神世界就会显得贫乏。

　　青年时期，很多人都是非常喜欢文学作品，甚至自认为不仅是文学爱好者，而且感觉到自己就是诗人、是作家，这是由于青年人急于要了解社会、了解自我、以及了解自己未来的发展目标，所以特别的喜欢文学艺术。现代社会的发达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不仅仅是青年人喜欢文学作品，包括中老年人，同样也会喜欢文学艺术作品。过去由于传媒的贫乏，人们要通过文学艺术这种形式来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现在传媒非常发达，我们了解人生、了解社会多了很多的途径，很多的朋友甚至会成为网迷，但是无论是传媒多么发达，了解世界有多少种途径，文学这种形式都是不能被替代的。

　　总之，洪老师今天上午的课给我们很多的启示，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现场的听众朋友可以向洪老师提问。

　　【现场提问1】感谢洪老师今天的演讲。洪老师有讲到明清小说对人生的教化，文学艺术评论界对这个方面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洪治纲】我刚才也有说到，特别是明清小说，严格意义来说受教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这个研究也有很多，特别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完全是对人生的干预，甚至对五四文学中的“为人生”是一种直接的影响，北大著名教授陈平原也说了。我刚才可能没有讲清楚，大部分或者主流文学，在清末小说已经慢慢占据主导地位，包括梁启超讲小说界革命等。在这之前，特别是明末的小说，通俗来说就是底层老百姓互相讲故事的东西，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你不能说《金瓶梅》没有展示丰富的人生、人性，我觉得恰恰展示了很多丰富的人生。还有像是情色小说，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很多很丰富的人性。大家不一定有机会读它，所以我没有分开来单独讲。我主要的意思是，传统文学里大部分主要作品，强调的是一个教化功能，不排斥民间某些文学里充分张扬了自由的人性、丰富的人性面貌，比如说魏晋时期的一些诗歌，这跟当时特殊的环境也有关系。总体来说，我们的主流文学主要是强调教化功能。由于我也不是搞古典文学研究的，可能这个定义下的不准确。

　　【现场提问2】洪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演讲。文不如其人这个说法真的开拓了我的视野，我联想到文如其人方面，像海子、顾城等人，不仅仅是文如其人，而且把自己整个的人生都融入到文学里，以至于到最后都是选择了比较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您是怎样看待这种文学的情感以及生活方式，以至于影响到一个作家本身的人生？

　　【洪治纲】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他们：“殉道”，是一个殉道者，是殉文学之道，不是殉其他道。不光是海子和顾城，实际上类似的情况很多，写诗的人最后就写疯掉了，或者自杀了。比如说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差点也获得了诺贝尔奖，最后也是剖腹自杀，实际上他就是进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里，把虚构的生活跟现实生活分不开了，完全融为一体了，最后他承受不了人物的绝境，自己也剖腹自杀了。

　　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如果要细细研究也不算少数，他把虚构的艺术人生和现实人生紧密联系为一体，导致最后无法摆脱虚构的人生，而进入到现实生活中，自我人生就会出现异化，自杀或者变疯。尼采最后也是变疯了，他是一个哲学家，但是确确实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文学家。还有像卢梭，最后也是精神有问题了，卢梭的人格也是极其分裂的，文不如其人的，但是过度分裂之后也会出现导致精神分裂的情况。

　　我个人觉得，这里面可能不是一个文学与人生的简单关系，已经涉及到心理学的问题，作家在虚构自己人生时，和作家世俗人生之间没有分开，就完成了一个紧密的同构，也就是说永远在他虚构的生活中，导致了现实生活中的东西他没有办法适应，出现种种异常的情况。

　　【现场提问3】洪老师您好，张国荣所演的《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如果那个日本军官没死，中国的京剧就传到日本去了”，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和追求，已经达到了不分国界的地步，非常崇高。但是那时他给人判刑，说是卖国贼，或是跟日本人勾搭。现在的文学家对艺术的追求，出现这样的状况，应该怎样理解呢？或者说民族矛盾跟艺术发生矛盾时，应该怎样处理这个问题？

　　【洪治纲】我认为没有矛盾，艺术是无国界的。我刚才为什么说胡兰成和周作人，文与人还是有必要分开，艺术作品是无国界的，比如说张国荣的《霸王别姬》，是通过非常极致的方法，很多文学的东西，很多艺术的东西，可能人家是极其喜爱的，是融入到他的生命中的血脉里，成为他生命重要的生存方式了，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但是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跟政治、跟民族之间的爱恨关系不是很大的，比如说你现在喜欢吃日本料理，我说你们大学生也不会思维这么简单，因为我天天吃日本料理，所以人家说我是卖国贼，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的等同。文化的东西，特别是艺术的东西、文学的东西，是人类情感的普遍共振状态。可能一个读者可能特别喜爱某一个作家，喜欢到痴迷，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是这种是相对极端的，跟前面所说的作家跟创作之间的关系又有一点不一样，作家是一种真正的殉道，把人生和艺术之间完全分不开，很多搞艺术的人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弹钢琴为了找一把好琴，自己命都不顾都是有可能的，这是非常执着的。

　　我们作为一个读者，对某一部作品的喜爱，喜爱到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应该说他是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正确。

　　【主持人】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上午的论坛就到这儿，最后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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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