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第二十期
主讲人：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主持人：何龙（《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
时间：2008年1月26日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四楼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广东人文学会、羊城晚报 协办单位：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
网络支持：南方新闻网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是羊城晚报的何龙。
今天我们请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教授李公明先生讲“艺术不是风花雪月”。李公明先生的简历、经历纸上都有，我想讲一点纸上没有的。李公明先生是我们广东，同时是我们中国真正的读书人，他家里的藏书，可能只比越秀图书馆少一点点。艺术不是风花雪月，本来很早就要请他来讲，但是正是因为他不想讲风花雪月，想讲正义与公平，所以其中有很多波折。这个波折，跟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一样的，是非常曲折的。李公明先生本身也是广东政协委员。
【李公明】刚刚已经退居二线。
【主持人】或者是刚刚下台吧（笑）。我就想你讲公平与正义，刚刚结束的关于政协里面，你提了多少个提案，提了多少个公平与正义的提案，我们都很想知道。现在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李公明先生登场。
【李公明】各位朋友，非常感动，今天非常寒冷，但是还有这么多朋友过来。上午打开南方都市报，我看到头版的一张照片，心里真的是想到大风雪的北方，很多普通的人、比较贫穷的人，他们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今天想这个讲座的题目不是风花雪月，谈的是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跟这个天气，跟这个年关将到，春运，民工回家的困难等等，是否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是太好，总感觉到去年我们在这个时候，正在做一件事，一会儿我也会跟大家交流，但是今年由于工作忙，各种原因，还什么事都没有做。但是我感到高兴的是，起码今天上午给我一个机会，跟诸位朋友交流，谈一谈我们应该，或者说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
首先我把题目给大家谈一谈，解解题目。本来作为艺术论坛，这个题目讲的是艺术的功能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有艺术，或者我们的朋友，平常生活中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呢？答案是很多很多的。我得承认，我的这个标题本身是偏激、片面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不正确的。艺术为什么就不可以是风花雪月呢？所谓风花雪月，它可能是代表一种纯粹的审美、纯粹的一种情感，比如说风景画、花鸟画，比如说我们在生活里花前月下，难道不是美感，难道不是应该、合理的吗？我得说是，同样是合理的，同样是应该肯定的，问题是在当下我们看到了太多风花雪月，而作为艺术的另外一方面的功能，比如说唤起人民的觉醒、对于人生的苦难给予同情、对于人与人之间给予更多的关爱。这样的艺术作品，同样也是需要的，而恰好我觉得这些方面，目前远远不够，太少了。所以我给起了一个很偏激的题目，“艺术不是风花雪月”，但愿我们的朋友们不要误解为我就是给艺术下了一个全面的定义，这只是一种心情、一种感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同意，但是我在解题里讲清楚，艺术可以是，但是绝不应该仅仅是风花雪月。纯粹的审美追求是合理的，艺术可以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功能，有它独立的追求，这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社会的联系，艺术作为反抗苦难、追求正义这样一种理想和实践，同样是合理的，同样是值得尊重的。我的题目用意，就是要讲清楚这个问题。
艺术应与公众和社会血肉联系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当代艺术”，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未必我们都会想过什么是当代艺术。当代无疑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在艺术的领域里，当代艺术还包含一种与我们比较习惯欣赏的传统国画、花鸟画这样的艺术不一样的一种样式，当然这个问题讲起来可能比较复杂，我只是说当代艺术与当代社会有很密切的联系，问题也很复杂。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艺术跟公众的、艺术与社会的血肉联系。要让艺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实现的方式，这其实是我关于艺术功能的一个期盼，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功能之一，特别是在当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前卫、激进、实验性等，这可能专了一些，我不准备展开来谈。但是通过大众的传媒，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当代的很多艺术的实验的、前卫的，距离我们老百姓也都不太遥远了，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美术馆有很多行为艺术等，比如说一堆垃圾搬到美术馆里摆着，居然很多人出钱来买等等，这样的当代艺术具有所谓的前卫、实验和多元的风格。对于当代艺术的理解，我还是非常强调，它应该是与当代社会的问题有密切的相关。
还有一些很学术化的概念，将这个问题我想尽量简单来谈，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关于公共的传媒，这个概念，我们很熟悉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公共传媒，但是公共领域和公共性，这两个概念我们就未必都认真的思考过。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从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对于公共领域和公共性的一些理解，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里，精神上的空间，它是有很多的名称、很多的说法，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比如说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就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这个空间用来做什么呢？就是要形成公共的意见。比如我们现在开了两会，大家很热烈的讨论，传媒很积极的报道，网民打电话等等，与代表委员形成互动，这都是公共意见形成的途径。问题是，这样一种途径目前还不够，还需要更多。
什么是公共性呢？我们经常理解公共汽车、公共场所，都用公共这个字眼。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的公共性却是有它具体、准确的内涵。这一点，我想我们应该交流，就是公共生活的民主原则。这种原则就是以自由、民主、正义等等价值观念，一般我们可以承认，自由、民主、正义这种价值观念是全世界当代政治文明普世承认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普世价值，以这种价值观念作为基础、基石，以批判性和开放性作为特征，这是我们所讲的公共性。
在目前，从党中央到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追求社会公平、正义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那么好了，公共性的含义也都非常的符合、非常的吻合我们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民主的原则、开放交流的原则，其实就是公共论坛、艺术论坛，所有的社会成员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基本原则，所以在这里面，要谈到当代艺术发展的观念，它一定是公共性、开放性和实验性。所谓实验性，就是允许出现错误、允许有争鸣，允许在各种观念的碰撞之中产生大家逐步认可的一种共识，这就是一种实验，而不是说你说错了，你就是反对，你就不能说话，就剥夺你说话的权利，不能够这样。所以一种开放的、公共的和实验的，都带有这样的一种含义。
假如我们了解全世界当代艺术的基本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在许多国际艺术展览，美术馆大的艺术展览、双年展等等，可以发现跟我们平常习惯看的美术展览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它不再是一种风花雪月的审美，而更多是把全球、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种族问题、战争问题、艾滋病的问题、性别的问题等等，所有的社会矛盾、所有的社会冲突都通过艺术的语言，非常多元化的呈现出来，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社会关怀的共同趋向，形成了一个非常广阔的领域。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中国的政治家，我们的领导人，应该每年都去看看西方国家举办的大型艺术双年展，看看社会、人类的问题是怎样通过艺术的创作表达出来的。
面对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对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感到内疚和责任感，相信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意义之一正是体现在对社会人生问题的关注之中。这就是我最近几年来从事艺术创作、艺术研究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美国著名的当代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这个经济学家在西方非常有名，他是一个印度人，他的著作在国内已经翻译出版，起码有了三种，非常非常重要，他被誉为最有良心、最关怀穷人的经济学家，与我们中国经济学主流，为富人说话、为权贵说话这样一种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有一个思想，我觉得很重要，“以自由看待发展”，如何衡量我们一个社会的进步，如何衡量我们的发展，自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一个价值的标准。
心怀社会的艺术家及其作品
接下来我要阐述的艺术作品，也是跟这个思想密切相关的。德国当代著名艺术家伊门道夫，曾经来过广州美术学院做学术交流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家、油画家，他用《根》这幅作品表达对社会生活的高度关注，表达了一个我们认为是老生常谈的命题，就是艺术与社会密不可分、艺术与人生密不可分。大家看画面上，各种各样的人，在写作的、在研讨的、在什么的，他们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盘根错节的这样的一棵大树之上，它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表明艺术家、思想的劳动者是离不开生活的土壤、离不开社会环境。这幅作品给人们很多的启发，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百态、社会百态精神的表达、艺术的表达，它有一种内在的脉络。所以当有人说是纯粹不关注社会、不关注现实的，可以，但是从总体来说，人类的艺术是无法脱离人们生活的情景。
另外这位美国当代艺术家罗伯特·朗戈的作品《当下，每一个人》，他做了这样一个雕塑，雕塑背后是一幅巨大的黑白照片，这样一个并置的关系说明了什么呢？人内心的挣扎、生存的状态，与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社会的问题密切相关。这部作品也是非常有名的。
我刚刚仅仅是以两件作品表明在当代西方的艺术里，我们不要以为过去毛泽东美术时代光讲政治文化，把人们都搞怕了，觉得一谈政治、一谈社会问题，就是一种左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当代整个西方世界，艺术家仍然有很多人具有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反思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从中国，我们这种伤时忧国传统，在文学、在艺术里不断有出现。到了近现代，尽管有过四人帮、文革时期把政治提高到一种全能、专政的、抹杀一切的地步，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个传统，它是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社会突然冒出一个艺术要跟社会问题，要关怀，并不是一个突然的事件。
艺术社会关怀的基本理念，是实现社会成员间的言论自由、自由交流。尤其是针对社会弊端与人生苦难，当代艺术应该承担起道义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使命。著名的德国当代艺术家汉斯·哈克，他这部作品《日尔曼》很有意思，是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做的一个装置作品，二战期间希特勒曾经去观看威尼斯双年展，他就把当时拍的照片挂出来，然后他在这个展厅里把地面所有大理石都撬起来，然后播音器播放出非常沉重的声音，这样一个事实，他用这样的一部作品表明即便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上，都出现过政治与历史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内在的、纠缠的关系，这部作品是非常有冲击力的。
20世纪最重要的观念艺术家之一、德国的约瑟夫·博依斯，他非常坚定的相信艺术可以治疗社会的创伤，艺术就是政治、政治就是艺术。所以他做了很多作品，他具有乌托邦的精神，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但是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在1972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办公室，作为他的作品。这个办公室是连续一百天，所有的公民都可以来到这个办公室进行表决，直接的实行民主的选举。它不是一个真实的政府，它是一个艺术作品，他通过这部艺术作品表明，这个行为艺术表明，人民、公民有权去决定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在1982年第七届艺术展览上，他有一件作品叫《7000棵橡树》，他要发动所有的公民在卡塞尔城市里种七千棵橡树，每一棵橡树旁边都树立一根石柱，表明用艺术来改革社会、完善社会的这么一种愿望。石头象征着时间，慢慢的流逝，这部作品的规模很大，计划用五年，在1987年第八届文献展展出的时候，他本人最后种下第七千棵树，但是他在1986年去世，他最后的心愿由他的妻子、儿子帮他完成。
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当我们不太了解西方当代艺术的时候，我们容易以为这都是胡搞，这都是钱多了烧的，根本是没有意义的。其实，在西方很多城市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他们都有非常严肃的社会政治的主题，有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这就是他收集回来的那些石头柱，准备在每一棵橡树旁边都树上一根。
关于弱势群体，前两天两会报道，有一位代表说到弱势群体的概念，他觉得现在老板也是弱势群体，国企也是弱势群体，究竟算不算弱势群体，我觉得对这个概念，可能是有一种误导，我是不太同意的，因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真正是在社会竞争方面处于劣势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一会儿我所放的图象，我们特别要注重看的，都是针对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处境、他们生活的困境而发出来的。
过去我们有一个概念，被压迫的人民、被压迫的阶级，现在当然不再具有这样的提法了，而是使用了弱势群体。过去我们说阶级斗争的理念，现在我们使用的是社会分层的理论，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有一位英国的学者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中，这本书也是翻译成中文出版了，里面特别谈到知识分子与穷人的关系，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的的确确感觉到知识分子现在是整个体制里一个既得利益者的部分，尽管他们跟富人、跟权贵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与弱势群体、与真正的穷人不是一回事情。所以，知识分子怎么样看待他们的责任感，怎样产生他们道德上的内疚，怎么样看他们与穷人的关系，这都是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真诚的考验。过去特别对于艺术家，大家想一想，最理想的诉求对象就是弱势群体，通过他们的贫困、苦难，激发他们那种道义的情感、激发他们创作的灵感，使他们感觉到我的艺术作品是能够投入到生活中去的，用过去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可以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所谓从马克思的激进主义传统以来的批判性的养分、史诗般的激情，对于社会公正立法的角色。但是现实的情景恰好相反，如果我们不带偏见的来看，是不是在权力和财富的周围，集结了最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了，我想恐怕我们得承认这种现实。这就是我特别要谈的。
而另外一个方面，弱势群体、新穷人，过去我们想象中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那种美感，诸位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以前宣传画、革命文艺所创作表达出来的那样一种艺术审美的形象，穿着工作服，满头大汗，一条毛巾挂在脖子上面，那样的一种很豪迈的、很有正面审美的感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可怜巴巴的民工形象。现在我们所有的视觉图象，出现的正面形象，恐怕都是那种有钱人的形象，服装笔挺、豪华轿车、别墅等等，这一切成为整个社会鸦片烟一般的一种乌托邦的对财富的向往，其中所产生的审美感觉，我觉得是有问题的。过去我们觉得一个男人大肚子，是很难看的，是很不健康的，而现在觉得呢，是一个男人成功的财富的一种标志。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整个时代的阶级审美感出现了问题，过去我们欣赏劳动人民的肌肉、阳光底下闪烁的汗珠，现在谁还去欣赏那个东西呢？这就是道德的是非感，在整个经济生活里被粉碎之后，建立在这个之上劳动的审美感都被颠覆，这就是艺术与社会正义存在内在关系的一个美学方面的领域。
当代艺术对于社会关注非常残缺、非常不够，底下我们看一些图象，说老实话这些图象只要你打开电脑，打开我们一些传媒的报纸，每天都可以看到。但是有没有过把他们与艺术创作、与我们的艺术审美联系起来，可能就是我们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
这是在广东美术馆做中国人体摄影展览时，其中的一件作品（见图），这样的一种图象的的确确表明中国社会在转型期，在我们的法治社会真正建立之前，有着太多太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身心是无法获得正常的诉求，所以他们上访。我相信中国上访现象，如果能够编成一本大书，可能一百卷、一千卷都编不完，而其中绝对是包含了我们整个社会最丰富的信息、最令人感到悲伤的故事。这是在云南，一个老人在街上，他告状的一个画面（见图）。像把这样一个小偷，抓起来捆绑在树上（见图），这样的情景居然能够发生在当代文明国家，这是我们感到很悲哀的一件事。这样的作品是纪实摄影作品。纪实摄影作品也有它的艺术性，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一种艺术创作，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记者，拿起照相机拍下这个镜头的时候，它的心目中是一定会有一种社会关怀、人文关怀的。
像这样的镜头（见图），我们不必去追究关在车里的是什么人，他们是被遣送回原地的一些女性公民，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她们会这样呢？为什么她们流泪、她们那么悲伤呢？你不管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她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吗？还有煤窑，山西黑砖窑奴工事件出现之后，我想我们对于苦难的敏感早已麻木了，很多评论员写文章说，我们不是审美疲劳，我们是苦难疲劳，我们都已经麻木了。像这样的一种情景，可以说在我们的现实里是非常非常多的。平常我们不觉得，但是再想一想，我们用艺术的手段、用摄影这样的一个视觉图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真的不能够说这样的一种劳动状况、这样一种劳动景象是合理的、是正义的，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所应该具有的。不管我们主流的建设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咱们中国人神舟五号、六号陆续上天，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这样的一种生产力的情况，这样的一种生产劳动力生存状态，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这是非常悲惨的民工在倒塌事件中死去（见图），我想摄影的人是这么想的，后面的人在挖他们出来，难道他们的命运已经跟死去的兄弟有什么两样吗？没有。他同样是在一个没有安全保障条件底下，没有一种人生应该获得的福利条件下从事的沉重劳动、没有保障的劳动，谁能说他们的今天，不就是他们还在挖他们尸体的这些民工的明天吗？我觉得这部作品的力量是非常有力度的。
这是受灾的老太太（见图），我相信现在政府对于灾难的救助，各种方案逐步在完善，社会也的的确确在进步。但是，我知道，落实到具体的很多人的身上，落实到很多真的是没有能力，像是这些老爷爷、老奶奶，很难想象我们的关怀、关爱能够很具体的落实到每一个这些可怜的老人家的身上。前段时间网络上说哪一个地方有一个受慰问的专业户，七次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去慰问，他说感谢的话都说的非常流畅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仍然有更多这样的一种图象，呈现出，我真的是觉得，这个社会图象的力量就在于给我们很大的反差，假如我们把北京最新体育的建筑，把我们广州、深圳高楼大厦的建筑，豪门富贵的会所，跟这些图象摆在一起，你就会知道艺术的图象产生的力量。
这是一个城市火车站的前面，盲人和一个警察（见图），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反正从图象上可以看得出来，警察在没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而这个可怜的盲人，紧紧攥着不放手。我们没有办法判定事情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图像，这个图像我再说一遍，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艺术的摄像、艺术的图像，因为纪实摄影里包含有艺术的因素。
他想进火车站，肯定他是不被允许进去的（见图）。我有时候觉得，拿着手提喇叭、扩音器的人，他也是弱势群体的一个部分，他也不是什么权贵，但是弱势群体之中，穷人对穷人之间，同情心，他的那一种互相援助的可能，是怎么样发生呢？最近网络很多的文章，人们也在谈到，其实穷人对穷人更为凶残，为什么呢？他被压迫之后，他要向更弱的人宣泄，表示他还可能存在一点优越的感觉。我真的都觉得非常非常可怕。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点欣慰的，广州火车站发了两万多件雨衣、三百多条毛毯给那些可怜的要回家的民工。我希望社会能够不断的改变，但是这样的一种图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真的觉得艺术应该是有一种打动人的力量，即便是这样简单的一幅图像。
这是很典型的，在网络上引起很多讨论的一幅图像，一个摆小摊的青年人，鸡蛋烙饼，在北方我们知道街头有的这种鸡蛋烙饼，很便宜、很经济，但是肯定是城管刚刚走，把他的小摊和鸡蛋都打烂、砸烂了，仿佛是跟这个图像相配，有一首连续让我感动，反复读了无数遍的一首诗歌。如果在座有喜欢文学的朋友，我们不妨读一读，在网络上搜寻，这是很容易找到的。
《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中国人有一种卑微的希望，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像我们一样，成为弱势群体里的一员，不用做一个摆摊的人，不用像我一样给城市添堵。
这个诗很长很长，我删去了很多，我把其中一些挑出来，他觉得大盖帽、大檐帽是代表执法，他打我意味着我确实有罪。说到这里我们都不会忘记，在天门市发生的城管打死人的事件，还有2003年孙志刚事件，我们都不会忘却。
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朋友对具体问题有没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文学、在诗歌里所表达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人生的苦难，这个非常重要。而且有一个历史的脉络，那样的一个事业，我曾经流下了汗水，我们付出了青春才下岗的，我今年50岁了，我很多中学的同学，前几年都已经开始下岗，很多，中年下岗的滋味，我想没有下过岗的人真的很难体会。下岗了怎么办呢？去摆一个小摊，这个时候来证明我的存在，我的无奈举动是一种罪恶，你听听这首诗歌是怎么讲的。
诸位朋友，这就是艺术诗歌的力量，一步步把人的心情推到了一个非常悲伤、非常沉重的地步。
作者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向，还是有一种乐观、坚定的信念。
这里发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权利意识。
天门市发生的案件，不仅仅是让你痛苦，而是迅速之间把你的生命夺去，让你的家庭每一天每一夜在失声痛哭。这个图像，我觉得真是中国当代文明社会的一个最大耻辱，这个被抓的女孩，她做过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能够了解，即便她做过任何的事情，不应该这样侮辱她的人格，不应该把人的尊严践踏到这样的一种地步。这三个雄赳赳、气昂昂、制服整齐的人，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有没有想过假如这样一个被他们拉着、拖着走的，是他们的妹妹或者他们的姐姐，而且我们看到周围的小孩、旁边的路人欣赏、高兴的眼神，中国社会真的令人感到悲凉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人的尊严是比一切都更可贵，人的自由比一切都更为可贵。
有一个艺术家做了一个雕塑，跟这个图像一模一样的雕塑，做出来，这就是艺术家被这个图像打动了，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作品。
同龄人，上学的小孩和失学的小孩，当然我也不用幼稚到这样的地步，以为在街上所有背着书包的可怜小女孩，真的像她们所书写的那样的情况，背后复杂的黑幕多的很，但是不管怎么样，假如他们可以很幸福的，如果他们可以有很好的生活条件，她们难道会那样去编造谎言，到街上去乞讨吗？不可能的。所以不管后面有多少黑幕、有多少秘密，总而言之，这都是一种弱势群体无奈的选择。而我们在这幅照片上，她的同龄人看到这一切时，脸上天真的笑容，我们是为这一个感到痛心，这就是艺术的图像，在一瞬间把人的情绪、情感拍摄出来。
关于希望工程的这幅照片是很有名的，可以说是一幅明星作品，这幅作品被搬进人民大会堂时，刚好走到国徽底下，这个瞬间被拍摄下来（见图），从构思到抓拍，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一幅作品。我们谈艺术和社会正义，其实里面的的确确包含有，艺术家假如内心充满了社会关怀，充满了对祖国尊严的荣誉，不能够让它受到玷污的这样一种情感的话，才能够如此敏感的拿起照相机，抓拍下这样的一个镜头。
德国十九到二十世纪初一位著名的女艺术家柯勒惠支，上了年纪的朋友一定知道，鲁迅先生当年非常非常喜欢柯勒惠支的作品，亲自把她介绍给中国人民。柯勒惠支是一个具有非常激进道德批判情怀的艺术家，她的作品的的确确对于中国新兴版画的兴起，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柯勒惠支的《自画像》，她特别强调这支手，在黑暗中人的眼睛，对穷人、对社会关怀的这样一种力量，黑白的木刻，最能表达强烈的情感，还有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一种艺术情感，非常有力的手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柯勒惠支的作品。（见图）
《悼念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二十世纪初也是德国议会的一员，曾经被政府以叛国罪投入监狱，后来在1919年和卢森堡和右翼的临时政府杀害。这样的一部作品，我发给大家看，是为什么呢？艺术作品对于专制社会里的政治谋杀、对人的迫害，尤其具有一种揭露的力量。这样黑白木刻的艺术形象，在今后的相当多作品里有很大的影响。
广东曾经也有过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符罗飞先生。符罗飞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早的左翼美术家之一，他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过罢工运动，他画过大量的反映社会苦难、社会黑暗的作品，特别是他画了很多自画像，我们通过他的自画像来理解今天的题目，艺术为什么不是风花雪月。
这是他的自画像（见图）。在这样一个艺术家这样一双眼神面前，我们难道还能够说艺术完全可以是风花雪月吗？解放后符罗飞先生是在华工建筑系当教授。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文化、审查制度的一种批判。
我们在努力——
以新宣传画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
底下的一批图像，要介绍的是我几年来，和我的朋友，还有学生，一块做了一些艺术创作的活动。在我的讲座里谈艺术不是风花雪月，非常重要的还是要把我们自己艺术的实践放在一起来讲，这样能够让各位朋友共同有一个参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在2004年开始做一个展览，叫做“新宣传画”。可能大家有一个记忆，文化大革命、建国以来，就有很多宣传画，成为了我们历史记忆的一个部分。几乎是从建国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涌现出大量的宣传画，所以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他们举办了宣传画回顾展览，把他们五十年来印刷出版过的宣传画做一个展览，当时我就很感慨，我说这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历史。所以那天在研讨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宣传画在我们生活中不见了，几乎是没有了，为什么呢？我们有了大量的广告视觉的图像，整个社会的风气完全改变了，宣传画似乎是没有用了。而且，过去的宣传画是自上而下，是作为动员人民投身某一种政治运动的，它作为工具的那种目标本身，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的进步，是一个有害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宣传画，总是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把人们的心灵搞的非常紧张、非常可怕。
我当时提出了一点，在我们面对大量的社会不正义、不公平现象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新把宣传画的艺术语言挖掘出来，重新把这种形式恢复过来，把这个宣传画作为我们对于社会问题的批判的思考和唤醒人们的一个艺术途径呢？我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就开始策划一个展览，叫做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这样一个新宣传画。核心的观念，就跟过去的宣传画不一样，不再上自上而下，不再是搞什么政治运动，而是以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语、看得明白的图像，都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作为宣传画表现的内容，试图以这样的艺术手段唤醒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唤醒对苦难的同情，从而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是这样的一个用意。
当时我们的征稿和宣传海报在南方都市报都有登载出来，我们有一句口号，“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们行动起来，共同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今天做这个讲座的题目，真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事和我一起在做的工作。我们这里有一个想法，过去文革的美术，假如我们有记忆的话，当时有很多口号，“主题先行”、“深入生活”等等，这样的一种创作方法，后来改革开放之后，被认为是极左的，被认为是对于艺术创作自由的一种干预等等，被完全的抛弃了。其实反过头想想，主题先行、深入生活，未必不可能成为一种仍然有效的创作方法？比如说主题先行，无非就是说我们心目中有一个坚信的信念，有一种观念，关注社会、同情弱势群体，这是不是一种主题呢？如果以这个主题来先行，来影响我们对社会的关注，影响我们艺术创作的风格手法，又有什么不可以尝试呢？当时我觉得主题先行、深入生活，这些口号，仍然有它合理的成分。
另外在表现的方式与艺术的语言方面，一定要简明易懂，要激起普通老百姓的共鸣。诸位很多人看过很多美术展览，我们都说看不懂，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距离，为什么？艺术语言表现方法还有它们所表达的主题，可能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越来越大的距离。所以新宣传画，我们一定是要重新让普通老百姓觉得这是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觉得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
还有作品的评选和研讨活动，都要走群众的路线。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左、极左的语言，其实作为中国革命漫长的历程里面，它所形成的很多话语，内涵的合理部分，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以及重新挖掘。我们把这个过程讲一讲吧。当时南方都市报做了一个宣传我们这个活动的信息，做了一个访谈，然后我们针对青年学生的状况，我们曾经在一个网吧举行针对青年学生的“新宣传画电脑现场创作”。
这个展览说起来非常可惜，布展完之后，临开展前一天，临时通知不得举办。但是第二天报纸上也都登载了这个消息，登载了报道、登载了我们的图像。到了2005年，广州美院的学生在大学城校区，在一个村子里举办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也把我们其中这些作品的一部分拿到里面去。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村民看了我们这个展览，他们是很激动的。当地还很有多拆迁的矛盾，村委会等各种各样跟村民的矛盾等等，所以新宣传画里所谈到的反对非法拆迁，等等作品，当地农民感到非常激动，要求在那里多挂几天，因为我们是挂在这个村子的街道上。
这是在美术馆里布展完之后的情形。当时新宣传画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创作的题目，我们列出来，给艺术家和青年学生作为参考的主题和口号，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主题和口号来进行艺术的创作。当然，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观察去重新提出自己创作的主题。首先看这幅图，“呼唤社会正义”。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都令我们仿佛回到文革美术那样一个大字报美术的水平，看起来好像很吓人，但是你别看这个图像，现在的青年学生是绝对做不出来的，这是我们美院77级毕业的，油画系的，现在非常著名的学者杨小彦先生创作的。现在的学生他们连写美术字的能力都不太具备了，而且他们在电脑里选用的字体都是商业社会的软绵绵的，再也写不出来当年的这种有力的字体。其实我当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通过新宣传画的创作过程，我也了解到、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青年人审美表现方式与当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看到过的差距非常非常巨大。当然我在中学毕业之后，到农村当知青，经常出墙报，我也一直是喜欢画画的，因为出墙报，我们都非常熟练的懂得各种各样的这样表现的方法和手段。
这幅作品在我们的展场上是非常醒目的，《劳工神圣》（见图），这个口号是当年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罢工斗争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但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想想，我们面对弱势群体问题时，我们连喊出劳工神圣口号的力量几乎都失去了，都没有了。当时这部作品出来时，我刚才所讲到的关于弱势群体的审美，劳动人民的这种体魄，他们的劳动情景，我们力图把这种神圣的审美感表达出来。我不知道我们的朋友看了之后，能不能产生这样的关于审美上的感觉。换句话来讲，假如我们一个追星族，一个女孩要对一个偶像去崇拜的时候，他更多是看到现在的影星、大款，还是愿意奔向这样的一种劳动人民呢？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我讲不清楚。
这是我们系的一个学生创作的新宣传画，《非法拆迁，国法难容》（见图）。这部作品2004年创造出来，几年来我们看到钉子户的现象，看到了非法拆迁导致了多少多少社会的问题。这部作品就是把很多在墙壁上写有拆字的图像拍摄下来，然后组合起来，中间用一个大的禁止符号，表明对这种现象的疑问、质疑和抗议。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反对拆迁，不是简单的反对拆迁，而是反对非法拆迁。我们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是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正义与公平，要拆迁可以，但是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具有正义、公平内涵的协商基础之上。所以这部作品，还是引起很大的关注。
当时参与我们活动的，既有我们的学生也有我们的老师。现在看到这里的一个版画，是广州美院一位从事版画创作的老师，他当时给我们创作的海报（见图）。这个海报的形象，用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是人民上街散步。这样的一个图像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集体的图像，当时他跟我们说，他非常看重的是群体人民的集体力量，走上街道，行进中的有力的形象。我当时觉得非常高兴，当时我们这个海报是征稿的，用来发动学生、发动艺术家来为这个展览提供他们艺术创作的作品。当时的征稿，在网络上也有非常广泛的传播，但是与我们预料完全一致的是，几乎没有什么有名的艺术家来响应，只有我们青年的学生来响应。我想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一种事情。
展览没有出来，但是报纸上的文章、图像都出来了，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历史也就是在我们今天这个艺术论坛里，这个社会关怀、社会正义的问题，无非就是包含两层含义，第一我们要直面现实，第二我们还是应该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情怀。
我们的采访以及图像出来，还是有了一定的反响，很多朋友都觉得你们在关注社会的问题，用艺术的形式，起码是值得去尝试，这么去做的。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印象，很多年前在广州市有一份报纸，叫“岭南文化时报”，这是当时在广州社科院哲学所，我们四个朋友，合伙办的一个报纸。岭南文化时报时就是一个比较具有批判精神、人文关怀的报纸。我当时策划了一个专题，“呼唤社会正义”，我用这个表明，其实2004年开始创作新宣传画，不是一时的冲动想法，而是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问题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就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正义问题。当时我策划这个专题，是用美国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所出现的社会进步运动，用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来回答我们转型期的社会如何争取社会正义的问题。
在中国很多很多的知识分子、学者，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转型期出现社会问题、矛盾激化，怎么样才能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就是一个关于社会正义的问题。旁边是我写的社论，编辑部的一个社论，“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有一点搞笑的是，有一些朋友问是不是你要在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要弄一点新名堂，所以搞一个社会正义呢？我觉得很简单，不是，我有证据，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就已经非常关注，已经在这方面从事这种呼吁。
以贺年卡体现人间真情的关爱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在春节前，我那一天在南方都市报看到一则消息，说在西安有13个民工给他们的老板写了贺年卡，贺年卡就说“老板新年好，请把我们的工资发给我们”，寄贺年卡给老板。当天我看到这个信息，我马上把我的几个学生、同事请到一块，我说我们能不能赶紧创作一批新宣传画的工艺贺年卡，大家很兴奋，马上就进行创作。我们就想把贺年卡变成是一个传播社会正义公平理念的小小节日礼物，在节日里唤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而且我知道，这个贺年卡永远不会过时，当然我希望它尽快的过时，向老板讨要工钱，民工回家春运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困难，这就是我们贺年卡主要的内容。当时我们讨论了这么一些题目，艺术作品要围绕这些问题，我一再说艺术不是风花雪月，诸位朋友，我们看看底下所有的问题，的的确确不是风花雪月啊，的的确确是要我们用艺术作品来去反映、来去创作的。
对于年前发放民工工资的呼吁，对于春运的安全和人性关怀的呼吁，下岗的职工、老人、儿童对他们的关爱，不要停留在表面的节日慰问，还有民俗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种公款消费，在年底的时候，我相信在座各位心中都有数，各个单位都在搞这些。还有就是娱乐的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创作里特别提出，大家来关注的事情。
这是学生创作的（见图），我觉得也是非常和谐，非常有节日的氛围，但是特别强调了平等，担子两边是平的，平等才有和谐，不平等就没有了和谐。
这部作品很有意思（见图），这是广州黑马广告公司的老总张小平给我们设计的，春节回家，要探望好人，什么是好人呢？爸爸妈妈是好人，还有我们的亲属、家里人，我们对他们应该有感情。那么旁边呢，是劳动模范、老红军、下岗工人、杨白劳、困难户、五保户等等，都是好人。春节回家，要看望好人。这种关怀，这种贺卡年，我觉得是创造的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传统民俗这样一种绘画的色彩元素也在里面，但是文字传达出来的理念，却是这样的一种人间真情的关爱。
这是关于春运回家，今年是特别特别的困难，我们知道天气的问题，北方雨雪天气，我真的不知道面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在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列车，看到喜庆的吹喇叭，猪年大吉，回家的画面（见图）。
这是现在青年学生的艺术创作最常有、最擅长的风格，就是卡通画的人物。但是这个卡通画的人物，解决买票难、运输要安全、服务人性化、平安归家，这一切我们想一想，如果是送给那些买不到票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难受，我们都买不到票你还送给我，但是如果我们对于有关的部门，运输的部门，有关的制度安排人，让他们明白艺术也是可以促进他们，唤起他们的一种情感。我们当时是觉得，这个作品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用意。
这件作品（见图），当时我们觉得是最为引起争议的，也是最有力量的一部作品，新春，然后手写的钱，新春·钱，发放民工工资，下面小的字，“一年辛苦钱，回家乐天伦”，然后底下，“宝宝笑、老婆笑”。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我们是拿到工厂里印刷的，当时还有一点担心，拿去印刷的人说，工厂是肯定不会帮你印这个贺年卡的，我问为什么呢，回答说上面有人民币，凡是有人民币的，可能要出问题的，我说不怕，你拿去试一下，结果没事印出来，而且南方都市报还专门选择这一张登了出来，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笑不笑，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你发了工资，民工是会笑的，老婆是会笑的，小孩是会笑的。我倒是联想到最近也有这么一种舆论，不能说这种舆论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从情感上，我觉得很难接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讨工资的人是恶性的，是捣蛋的，是故意用堵路、跳楼来要挟的，等等，我觉得当然社会的问题具体的个案都很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情况，我们不能够说这样的一个春节前民工工资难要的情况都是合理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很多包工头不发工钱给民工，往往是因为某些部门也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项。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贺年卡，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的问题，就能够把人们的这种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呈现出来，这个也是黑马广告张小平他们给我们提供的，他们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创作了这些作品。
这是想要打破中央电视台春晚的垄断（见图），普天同庆，除了央视的春晚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电视台的，力图引起娱乐的氛围，不要光是聚焦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而是应该呼唤更多地方的特色。当时创作的心理，也是针对央视晚会里所强烈渗透的所谓的一种主流意识的舆论引导，假大空的话语，这种廉价的煽情，对这种话语的小小反驳，希望各地的春晚都应该能够成为普天同庆的节目。
南方都市报跟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是什么呢？我们印了一万套，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印了一万套，每一套是有六款，怎么发出去呢？所以在南方都市报我们登了一个启示，所有对这些图像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团体，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就在美院派发。结果是有很多地方的电视台都来要，他们说因为有很多民工团体跟他们有联系的，他们就几百的拿去。今年的春节，因为有时候我们也很懒，也没有再去做，但是我突然又想起来，我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以新壁画反映农村建设中最突出的尖锐问题
这是我们新壁画运动，是我的同事和我，还有廖冰兄人民基金会，廖陵儿老师今天也在，我们去年一起合作，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由廖冰兄人民基金会出资，解决我们很大一部分资金的困难，我们就选择到阳江的农村去画壁画。这个事情的来龙，是去年的政协会议，我接到阳江县的一位文联冯主席的电话，我跟他谈起，我们很想到农村去画壁画，内容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比如说农民弟兄成立他们自己的农会，土地问题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等等。冯主席很支持，跟我们联系了这个地方，廖陵儿老师非常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也是在去年春节前做了这么一件事，去画新壁画。新壁画与新宣传画其实它的精神是一样的，它不是根据上面安排的宏大话语、标语来宣传，而是在了解农民、表达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艺术方式，反映农村建设中最突出的尖锐问题，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当时强调了艺术的语言一定是朴素的，是农民能够了解的，然后强调艺术家跟人民的一种沟通。特别强调了要对农民起到一种作用。
当时我们提出这些口号，农村壁画题材的口号，从07年中共中央一号文里，我们发现对于农村的描述有三个依然，这的的确确是对于农村客观情况比较准确的描述。农民能不能成立自己的农会呢？成立农会之后，起到什么功能呢？他们可以与政府部门对话、协商，共建和谐农村。农民的利益表达，权利怎么样得到保证和尊重呢？还有土地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很多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看待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是怎样形成的，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一种规定，仍然有它多少的合理性，应该怎样重新思考，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针对农村的情况，很多征地的款项发放；农民没有钱治病，还有低保也好、医保也好，这是他们享有的权利，不是谁的施舍；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不能成为空话。我们根据农村的情况，列了这么多题材、口号。
当时我们提倡的创作方法，在现实生活里我们真的都没有能够按照这个思路去做，我们去那里匆匆忙忙，怎么召开农民座谈会啊。所以我深深感到当时我们把进行农村工作、发动农民的时候，真的是极其伟大，那个时候的农民还什么都不知道，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怎么去组织他们，怎么用语言去教他们来开一个研讨会，现在都很困难。其实我们是带着草图、带了创作的主题去那里，看到那个墙面适合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我们也想在当地要发动更多的知识分子，学校的老师来参与创作，但是这个想法都很难实现，前两个月我们也跟一些朋友谈过，可以把农村新壁画运动，发动更多人来做，发动什么人呢？广州市很有多美术高考班，我们认识这些高考班学校的老师、校长，因为都是我们学院毕业出去的学生。他们说，李老师如果你再做的话，我们发动我们几百个学生，下去给你画。我说如果真的是有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做。
这是我们在乡村现场画的情景（见图）。
这样的一种图像，我们一再会看到艺术在现场创作的时候，你不管这个艺术品创作出来给谁看、为什么服务、有什么功能，你就是现场的创作，就已经跟画家在他高贵的画室里去画画的情景完全不一样了，那天把我们晒的要死，在烈日底下。就是这样一帮人，我们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投入。其实不要说不会画画，其实涂颜料等等很多事都是需要很多人去做的，在座也有很多朋友参加过这样的活动。
“农民可以成立自己的农会，与政府部门协商，共建和谐农村”。像这样的一种作品，我真的是很有感慨，我不知道是回到怎样的一个历史情景中去，这种壁画的功能，是希望它能够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够非常功利的说你画了之后，当地究竟成立了农会没有，我们也不是专门去发动农会的，我们是通过艺术创作表达我们的一种信念、一种理想。我觉得创作完这幅作品，我就想，作为艺术家，他们在创作自己作品的过程之后，他们的审美、他们获得的快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一个画家，如果他为一个权贵的会所画了一幅画，马上获得高额的报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假如一个艺术家为一个权力机构画了一个什么画，能够获得什么飞黄腾达的情景，他想象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画完这部作品之后，在这部作品面前留影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真的就象是他们一样，就是我们所画的这些人一样。当我们感觉到绝望了没有力量时，想想我们画的这几个人的形象，我觉得艺术创作，我现在谈的是艺术家的心情，我们自己创作出来作品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你看我们的落款，“新宣传画工作小组是由广州美术学院和廖冰兄人文基金会共同组成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像，这个图像是从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画选出来的，然后尊重农民的权利，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而是靠宪法保障的。所以我们画了阳光普照底下，农民弟兄他们认真学习宪法。北京大学有一个法学博士，毕业之后他要做的一个唯一事情，就是到农村普法，他普法的活动很简单很简单，就是教那些村民，包括那些老太太说当有人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城里来的人，你第一个回答是什么呢，问他你叫什么名，把你的证件拿出来给我看一看，这就是普法，这就是教没有这种知识、没有这种思维能力的人，让他们逐步懂得他们也有权利。我们想一想，老百姓多可怜啊，有时候遇到一个城里来的人，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后来那个地方的老太太很厉害了啊，城里来的人都觉得这里的人怎么这么厉害，一开口就是你是谁，证件拿出来看一看。
村务公开、民主选举。这的的确确是关于农村目前很需要关注的问题。我们昨天下午在广东省民盟开会，有一些提案、一些议题，其中一个跟这部作品密切相关的，说的是民主党派怎么下到农村去，监督农村的民主选举。现在村里的民主选举困难重重，压力来自多方面，包括当地各种各样的势力、各种各样违法的手段，围绕选举都出现了，当时民盟的提案，就是说我们能不能组成工作小组，去到农村里监督。但是遇到一个难题，农村都没有民主党派的组织，怎么办？这样的一个话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村社会的问题。
有一些是“农村农民要致富、农村要和谐”，这是当时绘画的情景（见图）。
如果从艺术上看这些画画的多好，那还真的不值得提，为什么呢？我们连文化大革命时期壁画、宣传画的水平都还没有恢复过来，无论是写字还是艺术创作，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更多是表达我们这样的一种理想、向往，希望更多的农村能够出现这样的一种新壁画。当地文联写了一个通讯稿给南方日报，南方日报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正面、主流的消息刊登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啊。他们都觉得我们去画这样的新壁画，是建设和谐农村，当然从标题上也可以反映出我们主流媒体一贯的思维，首先就把人的身份定下来，是政协委员，那如果是一个农民工，如果是一个什么有问题的人，可能同样的事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社会总是在慢慢进步。
下面的作品是我本人，去年一月份创作的两件作品，《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与《关注人民苦难的艺术家——符罗飞》（见图）。我们在广州美术学院策划举办了教师作品展览，我提交了这样两件作品。孙志刚的问题涉及到外来工的身份、歧视问题，涉及到人的尊严、正义、平等的问题。
当代艺术的多元生态，当然因为这是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我坚持有这一点社会的记忆，包括孙志刚2003年3月发生的案件，这个事件最终导致了收容法的终止，重新改换成为一个救助的法案。这样的一件事，是对历史巨大的进步，但是是一种无辜生命的付出为代价。最近天门市城管打死人事件，人们也在期待它应该像孙志刚案件那样，成为另一个历史进步启动的契机。
我创作的这个作品是一个巨幅油画人像，孙志刚本人也学过画画，他自己用素描写过一个自画像。当时南方都市报登载这个案件时，就把这个自画像也登了出来。我是把这幅照片拍了下来，然后用喷涂的方式放在油画布上，然后用油画的颜料重新描绘。这样的一个方法，在当代艺术创作里已经是比较常见的，它是一个新闻图像，具有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忆，同时又有艺术家本人创作时候的一种艺术的痕迹，个人创作的东西包含在里面。
符罗飞刚才我们看到了他的自画像，这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创作，关键在于我把这两件非常大的作品，在展厅里紧挨着摆在一块，这两件作品就是对我今天这个讲座题目最好的阐释，就是说艺术不是风花雪月。符罗飞是艺术家，他关注的眼睛、他的神情，在他旁边的孙志刚，代表了社会的苦难，一种普遍的象征，艺术家就应该去关注这种社会问题。
南方都市报报道美术学院教师作品展览时，特别登了这两件作品，艺术家需要介入时代。这是报纸上曾经登过的贵州有一个地方的污染非常可怕，当地的年轻人年纪青青就失去了劳动力。这样的一种新闻图片，说句老实话，在现在公众传媒上都已经很多见了，在网络上那就更多，经常被冠之以感动了中国人的什么什么一组图片，等等，这是非常多的。
今天的讲座我不断的回顾这几年来我们思考过的问题，我们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考虑艺术家怎么样去面对痛苦的，刚才那个图像，那个年轻人的身影。艺术不应该仅是风花雪月，艺术更应该是争取实现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有力武器，从而使艺术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实现方式。我们经常喜欢引用古人的一些话，古人有很多话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但是有一句话，我从小，不知道是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看大字报看回来的，我受到了一定的感染，“位卑未敢忘忧国”。前几年有一个出版社，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有名的大字报编选了一本书，书名好像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那么，社会的苦难与人生的痛苦都是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好像是老生常谈的套话，其实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这都是非常应该的。大家都可以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呢？我经常在想，我们能不能提供一些机会，邀请一些艺术家进入社区、进入工厂、进入农村，回我们的家乡，只要大家都做一点事，这是很不一样的，我深感太少人做这些事情。广州美院有几百号老师，如果每一个老师都像我们这样去做，我想这个情况也会很不一样。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现场速记整理，仅供学术交流，其中观点仅代表作者！）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