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总结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进展与成效,重点剖析了结构升级转型中面临的偏差与问题。其中,结构偏差、区域差距与投资冲动是广东产业结构优化最为关键的难题。文章认为,广东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个基本的战略选择是,必须将广东的工业化进程由以工业资本的形成、产业规模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级阶段,推进到以产业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素质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高级阶段。
关键词:产业结构 结构偏差 结构升级 广东
一、结构升级的进展与成效
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都表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强相关性。工业化过程既是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过程,也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过程。钱纳里等(1975)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个国家发展经验的实证研究,引申出“发展就是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变”的论断。这个观点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广东的经验同样证明了这一论断。
1978至2005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85.85亿元增至21701.28亿元,年均增长17.95%。三次产业的GDP结构由1978年的29.8∶46.6∶23.6,转变为2005年的6.33∶49.52∶44.14。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则由1980年的76.68∶17.10∶12.22,演化为2004年的34.65∶36.91∶28.44。
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相一致,广东的产业结构水平也不断提升。主要表现为:
一是支柱产业带动效应明显。九大支柱产业(电子信息、电器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食品饮料、建筑材料、汽车、医药、造纸)形成并加速发展,成为广东结构优化的一大亮点。2005年九大产业完成增加值5501.62亿元,比2000年增长1.29倍,年均增长23.0%,占全省的比重由2000年的70.2%上升到2004年的74.0%。
二是重化趋势明显加快。“十五”期间,全省资本要素增量中,重工业增量占67.9%。轻重工业资产的结构比例由2000年的44.7:55.3调整为2004年的39.7:60.3。与投入结构的变化相一致,轻重工业的产值比例由2000年的52.9:47.1调整为2004年的41.1:58.9,相应的增加值比例由2000年的47.6:52.4调整为2004年的43.9:56.1。汽车业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是广东工业产业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步伐进一步加快的缩影。
三是高技术制造业创新能力增强。2004年高技术制造业资产总计5485.37亿元,比2000年增长1.33倍,资产占全省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16.4%提高到2004年23.0%;完成增加值1885.85亿元,是2000年的2.45倍,增加值占全省工业的比重由2000年的20.1%提高到2004年25.3%。2005年全省新产品生产中,高技术制造业新产品占67.0%。
四是企业组织结构不断优化。上规模的企业增多、大企业带动作用更明显、规模效应更突出。2004年,全省共有大中型企业4009家,比2000年增加1617家;大型企业投入产出的主要指标,如资产、从业人员、增加值、利税占全省工业的比例为27.4%、12.3%、30.7%和35.0%,比2000年分别提高10.4、4.1、12.9和15.1个百分点。2004年大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188177元/人,比中、小型企业分别高118872和137142元/人;实现利润总额517.83亿元,资产利润率为7.9%,分别高于中、小型企业1.8和3.3个百分点。
二、升级转型中的偏差与问题
尽管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升级转型中所面临的问题不可小视。其中,结构偏差、区域差距与投资冲动应该是广东产业结构优化的最为关键的难题。
(一)结构偏差:与国际经验的比较
2006年广东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077元,超过人均3500美元的水平。按照工业化阶段的划分标准,广东经济发展格局已经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但问题在于结构偏差。结构偏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的构成呈现不协调的状态;二是随着结构转型升级,不同结构呈现不相匹配的情形。广东的结构偏差在这两个方面都较为明显。
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及其助手(1975) 通过“发展模型”分析框架,处理了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的资料,提出了一个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标准结构”。作为国际经验,这个“标准结构”成为众多经济学家衡量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成长质量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1描述了这一“标准结构”中有关部门的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一般形态,并做了适当补充。
表1 不同收入水平的产业结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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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美元) |
就业结构(%) |
GDP结构(%) |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300
400
500
800
1000
3000
低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发达国家 |
48.9
43.8
39.5
30.0
25.2
8.3
|
20.6
23.5
25.8
30.3
32.5
40.1
|
30.4
32.7
34.7
39.6
42.3
53.6
|
26.6
22.8
20.2
15.6
13.8
9.8
32
11
3 |
25.1
27.1
29.4
33.1
34.7
38.9
36
39
33 |
48.2
49.6
50.4
51.4
51.5
51.3
31
49
65 |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发展形式1950——1970》,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
对照标准结构,广东产业的结构偏差表现为:
第一,产值结构滞后于GDP水平。广东2006年的产值结构为6.1∶51.7∶42.2。与标准结构中 “3000美元”的水平较为接近,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大体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水平,不仅与GDP所处的工业化后期存在差距,而且与发达国家的结构差高达44.6。
第二,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显著偏差。广东2004年的就业结构为34.7∶36.9∶28.4,相当于标准结构中 “500-800美元”的水平,与“1000美元”水平的结构差为27.8,与“3000美元”水平的结构差高达54.8。就业结构的转型显著滞后于产值结构, 结构差高达57.2。
第三,产业层次低。与结构偏差相关联的是产业层次低。根据2004年全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较高,高端服务业发展滞后。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流通类增加值比重在1978年高达67.0%,2004年依然高达44.7%。2004年末批发零售业法人单位所占比重高达33.4%,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和金融业分别只占2.4%和0.5%。
因此,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广东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后期;从产值结构来看,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而就业结构则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就业结构转换明显滞后于产值结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表明广东产业的结构效益低下,另一方面表明广东发展面临工业化升级与城市化推进的双重压力。
(二)区域差距:用集中指数衡量
产业的区域布局及其差异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与否。从三大区域来看,珠三角与东西两翼的人均GDP之比由1995年的3.81:1扩大到2003年的4.35:1,珠三角与粤北山区的比例则由1995年的4.71:1扩大到2003年的5.23:1,远大于同期全国东西部之间(2.63:1)的差异。从农村的区域差距来看,珠三角、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农民收入差距由1997年的1.70:1.16:1扩大为2003年的1.84:1.001:1(以粤北山区为1)。
广东区域差距的扩大还可以进一步用“集中指数”标识。这一指数说明某项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集中程度。一般来说,集中指数在50—60为经济布局较为均匀,区域差距不明显;70-80为相对集中,存在差距;80以上为高度集中,地域差距显著。依据国民收入计算出的广东省的集中指数,1978年为59.1,1988年为68.7,1992年为69.5,1997年则达到80,2003年则达到85.3。可见,广东内部区域的差距不仅有扩大的趋势,而且有加剧扩大的趋势。
(三)投资冲动:粗放的经济增长格局
1978年至2005年,广东全社会固定资产完成投资41808.96亿元,年均增长(现价,下同)22.1%,比同期GDP年均增速高8.7个百分点。研究表明,在广东的经济总量中,每增加1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可带动增加当年1.34单位的GDP,带动增加第二年2.32单位GDP,带动增加第四年0.979单位GDP。改革开放27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11年超过40%。使得广东业已长期存在的以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长期的投资扩张,在拉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导致产业结构演进形成了明显的“工业增长偏好”的路径依赖。1980年,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1%,2006年进一步提高到51.7%。在长达20 多年的时间里,工业的增长率一直遥遥领先,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表2)。
表2 广东各时期GDP增长速度及三次产业平均增长速度(%)
|
|
GDP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六五”时期 |
12.3 |
7.8 |
14.7 |
14.9 |
|
“七五”时期 |
13.3 |
7.3 |
16.1 |
15.4 |
|
“八五”时期 |
19.6 |
4.4 |
27.4 |
17.6 |
|
“九五”时期 |
11.0 |
3.9 |
12.1 |
11.4 |
|
“十五”时期 |
13.2 |
3.5 |
15.6 |
12.3 |
|
1979-2004年 |
13.7 |
5.7 |
16.7 |
14.8 |
资料来源:2004年全省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
三、推进结构升级的战略选择
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在工业化的起始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开发和掠夺自然资源,产业形态以农业为主体;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通过资本积累,呈现出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产业形态;在“现代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主导产业是与服务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在“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是通过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表3)。
表3 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阶段
|
时间 |
增长阶段 |
主要内容 |
驱动因素 |
主导产业 |
增长理论 |
|
1770年以前 |
“起飞”前阶段 |
开发自然资源 |
资源投入 |
农业 |
“马尔萨斯陷阱” |
|
约1770-1870年 |
早期经济增长 |
机器替代手工 |
资本积累 |
重化工业 |
哈罗德-多马模型 |
|
约1870-1970年 |
现代经济增长 |
效率提高 |
技术进步 |
与服务一体化的制造业及农业 |
索洛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 |
|
1970年以后 |
信息时代 |
信息技术改造国民经济 |
信息化 |
渗透到各产业的信息通信产业 |
新增长理论的内生增长模型 |
资料来源: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广东经济增长的驱动首先来源于资本扩张,然后才是技术进步与信息化,主导产业呈现重化工业特征。对照上述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广东的经济增长格局包含了“现代”与“落后”,横跨“早期经济增长”到“信息时代”三个历史阶段,表明广东的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当前,广东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一个基本的战略选择是,必须将广东的工业化进程由以工业资本的形成、产业规模的扩张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中级阶段,推进到以产业技术的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人口素质的改善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高级阶段。
1、以信息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
信息化广泛涉及到提高技术水平、扩大经济活动范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推动制度创新等诸多方面,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具有全面性和全过程性。信息产业发展本身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内容。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在经济结构中比重的提高,本身就是产业结构升级。信息产业发展还能带动其它相关高新技术产业、提高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2、推进产业布局的区域协调,改善区域分工。
区域结构调整包括增量调节和存量调节,增量通过投入和产出的增长速度调节,而存量则通过资源的流动和再配置进行调节。应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改善区域分工的前提下,逐步将增量调节过渡到存量调节,一方面推动珠三角经济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形成产业布局的区域协调。必须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即改变原有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分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自我循环状态,加强区际交流,促进区域开放和区际合作。
3、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随着分工与产业的深化,社会交易成本将急剧上升,服务业将有效低改善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现代服务业是依托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部门,通常具有“三新”(即新技术、新业态、新方式)和“三高”(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征。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比重增大,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标志。
4、改变农业的增长方式,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转型。(1)产业转型:从产品农业向食品农业、原料农业、功能农业转变。(2)结构转型:一是产品结构向标准化、特色化、优质化及品牌化转变;二是布局结构向土地集约化、布局合理化、物流集中化、营销网络化转变;三是功能结构调整为城乡服务(袋子工程、清洁食品与品牌农业)、生态保护(林地与农业湿地、生态景观)、休闲观光(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美食农业)。(3)模式转型:一是从分散布局走向园区布局,走农业进园区的集中化与规模化路子。二是从粗放经营走向集约经营,通过园区企业支撑,带动组团农业的集群发展。
5、大力推进城市化,使其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步伐相适应。实证分析表明,广东第一产业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变化方向是反向的:当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0.30%;而第一产业的就业结构每变动1%,经济总量增长将反方向变动2.23%。因此,降低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改善农民的人力资本与就业能力,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促进广东的经济增长。广东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应该特别重视拓宽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增大第三产业的就业容量,使第三产业在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两个方面,都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钱纳里等:《发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8年。
王兵,陈雪梅:《产业结构与广东经济增长》,《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危旭芳:《广东产业结构的演进、问题与对策》,《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吴敬琏:《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
(作者: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特聘教授)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