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东省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运行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加工制造业等外向加工型经济，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随着资源日益枯竭，环境承载力逐渐饱和，中国制造业逐渐暴露出其扎根不牢、结构不合理、发展后劲乏力等问题，持续多年的“三高一低”粗放型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全球科技浪潮的冲击下，转换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等问题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相应战略选择（魏后凯；郭克莎，2000；吕铁，2001；刘志彪，2005），中国或区域制造业竞争力的评价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赵彦云等，2005；明娟等，2007；金培等，2007），现有制造业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其产业结构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的探讨（谢文新，2007；王小明，2003；柳毅伟，2005）等几个方面。而研究制造业结构升级中的劳动力素质问题，特别是劳动力的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问题的文献较少，一般仅在文章的对策建议部分简略的提出要通过发展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而对两者的关系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广东省为例，运用“人力资本理论”、“结构红利假说”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原理”等有关理论，通过实证分析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试剖析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讨论广东制造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得出有效推动广东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二、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

　　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可以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结构红利假说” 和“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原理”，通过讨论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来加以说明。

　　首先，人力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存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一国或一个行业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或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是决定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速度的主要因素，即高层次的劳动力素质结构会带来高的生产率。其次，根据“结构红利假说”，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慢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生产率增长，而总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的余额就是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即“结构红利”。即较高的产业结构意味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种机制影响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一方面，高新技术制造业一般自身具有较高的高生产率一般对应较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其具体传导机制为：较高层次的产业结构意味着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高新技术制造业行业占较高的比例。这些产业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劳动生产率，其规模的扩大和比例的扩张，会拉动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直接效应；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制造业一般行业竞争激烈，进而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使技术进步产生的大量经济效益向其他关系产业溢出，同时，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产品一般被其他行业作为生产性投入而广泛应用到其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利于这些行业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最终推动生产率的增长，即间接效应。有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的技术进步确实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Goto and Suzuki,1989; Bernstein, 1997）。最后，按照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理论，劳动力是一种派生性需求，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会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并引致就业结构的变迁；但同时，劳动力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特殊资源，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特殊的反作用影响。即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就业结构决定于相关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演进、升级会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排挤和吸纳劳动力的双重效应，引起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分布比重的变化，导致就业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亦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劳动力的供给结构是产业结构构升级和变动的基础，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和高级化。战后美日等发达国家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持，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偏低所致。

　　因此，理论上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应着较高的产业结构，同时潜伏着高层次的劳动力素质结构；在技术进步不断加快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演进、升级速度加快必将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新的要求，要求高层次的劳动力素质结构为基础；劳动力的技术素质对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支撑或约束作用；低素质劳动力不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大量滞留在低技术产业将延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三、基于广东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凭借其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改革开放的先行政策优势，依靠充裕的外资和劳动力廉价等多种有利因素，通过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以电子、电气产业为主导，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同步发展的工业产业体系，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成为国内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发展历程和模式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选择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一） 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关系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五期间，广东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结构升级的明显特征。劳动力素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笔者选用“广东省人力资源现状与开发战略研究”课题的大样本抽样调查问卷汇总数据得到的截面数据 ，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以技能人才占现有员工的比例标志劳动力素质结构，以人均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标志劳动生产率，用SPSS13.0软件测定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验证，结果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到，技能人才占现有员工的比例与企业人均产值具有明显得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56,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理论分析相一致。

表1 基于调查问卷数据的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性检验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二）制造业结构升级与劳动生产率关系实证分析

　　为验证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以表4中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GXS）标志制造业结构，用SPSS13.0软件通过测算其与全员劳动生产率(P0)和根据工业增加值计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P1的皮尔逊系数进行相关性检验，验证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发现：GS与P0 发现在5%水平上显著，但在1%水平上并不显著；而GXS与P1则没有呈现明显的相关性，详细见表2。

表2 基于2000-2005时间序列的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性检验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此结果与预期的结论并不完全相符，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数据序列太短，并不能很好的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充分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与有效性的基础上，重新选择测算依据 ，以SPSS13.0重新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比较理想：GXS与P0，GXS与P1均在在1%水平上显著，详见表3。证明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明显得正相关关系，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一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对应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高生产率的高新技术制造业比例的提升的确会拉动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表3 基于1996-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相关性检验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a  Listwise N=10

　　三、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广东制造业结构升级关系实证分析

　　从上述的实证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业结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劳动力素质结构与制造业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为进一步验证这一关系，笔者选择广东省制造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结构的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实证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五期间，广东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结构升级的明显特征，规模以上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九大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例等各项指标明显提升，分别增长了16.85%、0.85%、36.08%；霍夫曼系数也发生了明显得变化，呈现重型化的特征；且随着结构的调整，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指标也明显增长，工业综合效益明显提高，工业综合效益指数由2000年的126.32上升为2005年的157.31上升了24.52%。详见表4。

表4 2000-2005年广东规模以上制造业结构与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