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岭南方言的多元性及研究价值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的信息。广东地区除了粤、闽、客三大方言之外，还有一些使用人数较少的小方言，如粤北土语、官话、湘语等，此外在粤北、粤西、粤东等地则有部分居民使用瑶语、畲话、标话等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其实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表现，体现了地方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价值，值得珍惜与保留。广东方言的多元化，反映了广东别具一格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特色。概言之为以下数方面：

　　广东的各种方言，程度不等地保留了古汉语的某些特点，是了解、研究汉语发展史的可贵材料。同时通过这些方言与古汉语关系的认定，也有助于了解各个民系迁移、开发岭南的时间历史层次。

　　粤、闽、客三大方言源自汉语，但在岭南生存与发展过程中，难免与当地的土著语产生融合和相互影响。研究和认识这些方言的特点，对于了解早期岭南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揭示早期南粤少数民族语言的特征，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民俗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言又是民俗的主要承载工具，不少民俗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已经濒临消失，而方言往往或多或少地保留这方面的内容，如俗语、谚语、歌谣等。

　　方言与地方文学艺术亦具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地方戏剧和民歌，与方言相互依存。如粤语之于粤剧，雷州话之于雷剧，客家话之于客家山歌，各地方言是形成各地地方戏剧和民歌基调的重要因素之一。脱离了方言，这些地方文学艺术也就失去其独特的魅力。

　　方言与社会语言文字应用亦息息相关，如地名、店名、人名等，不同的区域也会带上不同的方言色彩，如珠三角多用“涌（读“冲”）、滘、凼”等作地名，反映粤语区多水的地理环境；潮汕一带多用“厝、竂、墘”作地名，则反映潮汕方言与福建闽语的密切关系。深入了解方言特点，有利于建立更符合当地实情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导向。

　　以上只是就方言的多样性与地方文化的关系，论述方言的研究价值。实际上，方言的价值并不仅止这些，方言在现实生活中还有许多实用价值, 例如了解方言的特点，有助于更有力地推广普通话，更有效地进行语文教学；在刑事侦破中运用方言学知识，可帮助提供刑侦破案的方向和目标；在适当的交际场合使用方言，则可能起到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利于经济的合作展开等等，不一而足。方言与普通话并非势同水火，可以在社会中起到良好的互补作用，更好地为广东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服务；方言有适当的生存环境，也能更加确保众多优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使之薪火相传。我们提倡认识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目的也就在于此。

　　二、岭南语言和方言研究的拓展

　　岭南语言和方言的研究要拓展领域，过于局限于纯学术，无疑于自我设限生存空间，因此，要从过去的侧重理论研究转向理论与应用并重，不仅在学术上提高岭南方言和文化研究的档次，拓展研究的范围，而且也要关注当前社会的语言生活，将学术研究更好地与社会实际生活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大而言之，包括以下这两方面：

　　（一）方言本体研究的拓展：

　　前辈语言学家在方言本体研究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产”，如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广东粤方言概要》等，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的《广东的方言》，李新魁、黄家教等的《广州方言研究》以及黄伯荣对阳江方言的研究。但是，广东的语言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和不平衡，需要加以弥补：

　　1．汉语方言调查尚需大力加强：广东的粤语研究取得不俗的成绩，这是事实，但比起有的兄弟省份，我们的调查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细化，如各地地方志中有关方言内容的记载其水平参差不齐、内容繁简不一、体例五花八门，根本无法显示广东经济大省、文化大省的品味与素质。即便是调查做得较多的珠江三角洲，多数县区也只调查了县级城市（市、区）的方言，农村乡镇一级的方言调查缺乏系统的规划，对于次方言下的方言小片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方言保留较多早期的粤语特点因而显得更为原汁原味，而县级城市方言随着现代传媒影响的日益强大，或者由于行政区划的频繁变动、合并，已经越来越向权威方言甚至是普通话靠拢，失去了许多珍贵的原始面貌。因此，在经济强劲发展、社会加速融合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有抢救方言的紧迫感，把前人研究中尚未涉及的方言土语资料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于岭南闽、客方言的调查，我们更没有理由乐观。广东的闽、客方言，除了近十几年来几所地方院校（如汕头大学、韶关学院、嘉应学院、湛江师范学院等）就近做过一些调查研究外，至今没有铺开作全面、系统的调查。对于广东省三大方言、三大民系鼎足而立的格局而言，这样的不平衡不利于岭南各地的共同发展。此外，对于一些濒危的小方言土语更是需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抢救记录，如潮汕地区的军话、粤北地区的土话、早期疍民使用的水上话、电白的“旧时正”话等，均已濒临销声匿迹的绝境。

　　2．理论研究的缺失：广东的学界氛围向来以务实平稳、和谐不争而令人称道，得益于此本土学者做了许多扎实的田野工作，但在理论的解释力和理论深度方面都还略嫌薄弱、肤浅，独特的创新理论不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方言研究相比，缺乏理论的创新和高度，不利于显示学术亮点。因此我们除了需要做更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外，还需要对方言的语言本体（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作更多、更好、更深入的分析研究。此外，广东方言的地域分布、方言特征的地理学研究、方言分区、方言的形成和演变历史、方言与民族语的关系等课题，也都需要加以研究和梳理。

　　除粤语外，闽、客方言存在的理论空白更多，虽然出版了《广东闽方言语音研究》、《中山客家话研究》等专著，但是大范围的描写和综合性的比较尚嫌缺乏，我们期待编写出《广东闽方言概要》、《广东客家方言概要》、《广东土话概要》这样大型的专著，但若没有政府的支持，光靠个别人的力量，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显然遥遥无期。

　　3．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岭南除了了汉语方言外，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这也是岭南语言文化的瑰宝。可惜随着汉化的速度加快，许多少数民族后代已经不会他们的母语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逝速度比汉语方言的消逝速度快得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力量对广东少数民族语言开展普查工作，抢救调查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写出像《黎语调查研究》这样的力作，如《广东壮语调查研究》、《广东瑶语调查研究》、《广东畲语调查研究》等，在此基础上，召集人员合作编写《广东少数民族语言概况》之类的专著，这既是保留少数民族语言宝藏的善举，又将对岭南汉语方言的研究将起到极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二）方言应用研究的拓展：

　　说起方言研究，给人的印象多是纯学术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语言或方言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也需要我们加以研究。如詹伯慧、钟奇、甘于恩、高然等撰写的《广东地区社会语言文字应用问题调查研究》（暨大出版社，2000），对广州、深圳、汕头、梅州等地的社会语言文字应用做了一些调查，提出本地区语言规范化的理论见解，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重视和表彰。方言的应用研究大致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方言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当今社会对方言的看法比较宽容，广东省尤甚，允许在特定的场合使用方言。但什么样的场合属于特定场合，使用方言的程度以及使用的规范标准等，还都需要仔细研究；此外方言在社会交际中的角色，方言在旅游文化中的地位，方言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方言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定位与运用，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2．方言的传承与教学：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方言如果消磨了，地方文化就有生存的危险。事实上，随着城市化进度的日益加快，外来人口的激增，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本土人口的外迁，行政区划的变动等种种因素，各地方言的传承已经有了危机，地道的方言不断受到侵蚀而变得混杂，甚至出现不少无方言的下一代，若长此以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会出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正视，可以在中学的某一阶段开设方言或“方言与地方文化”之类的选修课，以求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3．方言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方言本身就是前人积累下来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各地都在抢救地方文献，如木鱼书、粤讴、童谣、地方戏等，不过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方言，研究尚嫌不足。文化、文献研究若能与方言研究紧密结合，必能互为促进、相得益彰，对拓展学科的研究视野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的理论问题，也可以极大地丰富方言语料库。

　　4．方言与推广共同语之间的关系：广东是推普的后进省份，其中原因既与地方文化发达、地方经济强势、地缘紧邻香港澳门有关，也与方言和普通话差异较大、方言表达亲和力较强、以及对方言与推普关系的认识不到位有关。只有正确、全面地认识了方言的特点，找出其与普通话的系统对应关系，明确方言与共同语在社会生活中的良性互补，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广东省各地甚至港澳地区的普通话推广找到一条更切合实际、更有效的路径。

　　5．方言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语言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如病理学研究的失语症、阅读障碍、书写障碍、发声障碍等，语音试验方面的语音分析、语音合成等，计算机方面的语音输入、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等，都可能与不同的方言特征、方言分布有关，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自然科学专家与方言学者通力合作攻克难关，这方面的研究天地还大着呢。

　　三、研究观念及研究方法的更新

　　1．研究观念的更新：我们提倡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尽力做到科研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的共享，需要研究者具有现代眼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观念，地方主义至上、固步自封、不愿意与外界交流、自我设限、拒绝学习和更新等都是岭南文化研究取得显著、独特成果之大忌。此外，要以科学、严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统领岭南方言与文化的研究，这是我们在研究岭南文化时应有的语言哲学观。例如关于岭南文化的起源，有一种影响颇大的提法，即“西江文化起源说”，认为岭南文化起源于西江，恐怕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岭南文化包括广府、潮汕、客家、雷州、疍家等多元文化，我们只能说岭南文化中的粤语文化与西江文化关系较为密切，但要说潮汕文化、客家文化等也源于西江，这既于史无征，也不利于各民系的和谐共处。即便说粤语文化源自西江，也需十分慎重，必须佐以确凿的史料证据，以感性的叙述来代替严谨的、艰苦的科学论证，这不是岭南学所应倡导的学风。

　　2．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从传统的研究方法向现代的研究方法转型，语言学是科学性较强的人文学科，我们应该秉持科学的研究态度，引入国内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使岭南的方言研究更上一层楼。南粤大地不仅有丰富的语言资源，而且经济的腾飞发展亦使之拥有令人艳羡的物资条件和研究条件，例如我们可以引入一些高端技术来制作电子方言分布地图和方言特征地图、建立囊括文字、语音媒体、图像等匹配内容的方言语音和词汇数据库、专题专项的方言语料库等，使岭南方言研究如虎添翼，独占先机。

　　3．提倡团队合作：现代研究与传统研究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研究从先前个人的单兵作战趋向多学科、跨单位的集体合作，研究规模更大，人力资源配备更加专业合理，也更具现实意义和高能效的特点。而且，团队合作还应注重部省高校与地方院校的联合，这样既有助于吸收地方地缘的优势而顺利开展研究工作，也更有助于提高地方院校的科研水平，共同前进，打破科研项目过于集中于某些高校和某些个人的学术垄断局面。

　　另外，还要提倡和欢迎业余研究者和社会文化团体参与到岭南文化（包括方言）的研究中来，不要因为他们的有些说法不够专业就排斥他们，岭南文化研究中参与的人数越多，涉及的领域越广，其社会效应就越大，兴旺发达的希望也越大。指望依靠少数精英学者来保留、弘扬、推广岭南方言和文化，那是不切实际的。

　　参考文献

　　[1]李新魁：广东的方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文化探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

　　[3]邵慧君、甘于恩：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岭南学术论坛, 2007年1期。

　　[4]詹伯慧（主编）：广东粤方言概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

　　[5]甘于恩、詹伯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粤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1期。

　　[6]甘于恩：20世纪90年代广府文化研究概况。学术研究，2004年3期。

　　[7]詹伯慧、甘于恩：雷州方言与雷州文化。学术研究2002年9期。

　　[8]伍巍：广东方言与广东民歌。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1期。

　　（作者：邵慧君，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甘于恩，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二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