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其全称当作“端州砚”，或称“端溪砚”。称之为“端州砚”，乃是因为它出产于古端州（今广东肇庆市）。称之为“端溪砚”，则是因为端砚石材大多出产于古端州城外一条名叫“端溪”的山涧东侧的山中。

　　在文房四宝中，端砚可以称之为重宝。因为它特殊的材质不仅非常适用，而且石材上美丽的纹理亦可供赏玩，再加上端砚工匠高超的雕刻制作工艺更增添其美感。所以端砚自唐代初年崭露头角以来，声誉便与日俱增，终究登上了我国砚族排行榜的榜首，成为文士雅士们十分珍爱的文房用品。即便时至当今，自来水笔甚至电脑已经成为人们主要的书写工具，砚台作为文房实用品，除了在书画领域尚存一隅之地外，它的书写功用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它作为文房赏玩品的效用却是日久弥增，更加焕发出诱人的光彩，文人雅士们对端砚的喜爱仍然有增无减。端砚为什么具有这样的吸引力，其赏玩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概括地说，对端砚的鉴赏可以划分为石品和制作工艺两大方面（不包括古端砚作为文物方面的意义），这两个方面都蕴涵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若干信息，使人们在赏玩中领略到无穷无尽的韵味。限于篇幅，本文在此只从端砚石品鉴赏这个方面来略抒己见，其制作工艺则不遑论列。这里还需要先作一个说明：本文中所谓石品，即指端砚的石材品相，它包括端砚的石质和纹理两个方面。

　　一、端砚石品鉴赏与赏玉文化

　　端砚获得人们的青睐，首先是基于它的实用性。作为砚台，它非常适合于研墨，古人称之为“发墨”。所谓“发墨”，一是指研墨的速度快，还指研磨出的墨汁质量好。按照常理推想，砚台研墨的速度快，其石质应该很坚硬而粗糙，但是这种情形古人称之为“锉墨”，这样研磨出来的墨汁中含有很多较粗的墨粒，书写效果很差。而过于坚硬的石材在打磨光滑后则又研磨不下墨，古人称之为“拒墨”或“滑墨”。端砚则不然，用它研墨，“数磨即成浓瀋”，“若油发艳” ，说的就是端砚不但研墨速度快，而且墨汁细腻色浓，还像油一样焕发光泽。除了优良的实用性外，从赏玩的角度，端砚在视觉和触觉上也很有特征。在视觉上，细心观察端详端砚时，往往会感觉有如氤氲之气的柔和光泽从砚石内部透出。在触觉上，抚摸起来有细腻、温润之感，古人常用如同抚摸婴儿嫩肤来比喻。这样的视觉、触觉感受，与赏玩美玉非常近似。有着浓厚玉文化情结的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在赏鉴端砚时，将之与赏玉联系起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传统，根据考古发掘出来的玉制品，已经可以上溯到7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玉文化学者们从玉器的用途及其蕴涵的文化观念来划分，将我国漫长的玉文化史分为三大阶段：1、神玉阶段；2、王玉阶段；3、民玉阶段。

　　所谓“神玉”，是指玉器的用途主要在于宗教祭祀活动。这个阶段从玉文化产生之初一直绵延到距今4千年前的夏王朝初期。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红山文化的玉龙和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等。原始先民们认为用这些玉器来祭祀，可以沟通人与天地神明的关系，从而获得神灵的福佑。“玉”在这个阶段被赋予了浓厚的神性而备受人们崇拜。

　　所谓“王玉”，指玉器走下神坛而成为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这个阶段从夏商周到南北朝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6世纪中叶。其间最具代表性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组合式玉佩和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等。这个时候玉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规定，是王侯贵族们身份地位、权势以及财富的标志。“玉”在这个阶段被打上鲜明的王权印记。

　　所谓“民玉”，则是指玉器不仅走下神坛，又进而走出了王侯贵族的殿堂，成为平民百姓皆可使用的物品。这个阶段从隋唐直达当今。曾经作为礼器，象征着神权、王权的玉器，逐渐演变为一般意义的赏玩品和装饰品，这使得玉器制作获得了更为自由、鲜活的生命力。许多富有日常生活情趣的事物进入玉器制作构思的题材范畴，诸如各种虫鱼花鸟、各类通俗故事等等，无一不可。这个时期，学术界又称之为玉的世俗化时期。

　　玉在用途上，虽然经历了“神玉——王玉——民玉”的极大变化，但是，在这漫长的发展史中，其文化内涵如神圣、高雅、庄重等观念却绵延积淀起来，人们对玉敬重、爱戴、珍惜，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玉文化理念。在玉文化的进程中，最重要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起来的“君子比德于玉”的理论，对此，儒家学说的参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礼记•聘礼》载孔子曰：

　　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詘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故君子贵之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温润而泽”，谓抚摸玉时感到温和滋润，像君子之仁爱温和；“缜密以栗”，谓玉质地细密而坚硬，像君子之智慧而坚毅；“廉而不刿”，谓玉洁白而不易毁伤，像君子之廉洁正义；“垂之如坠”，谓玉佩挂起来自然下坠，像君子之谦卑知礼；“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詘然”，谓玉叩击时发声清越悠长，终止时绝无声息，像君子懂得礼乐之和谐；“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谓玉的瑕疵和美丽的光泽互相不掩饰，像君子之忠诚老实；“孚尹旁达”，谓玉的光彩向四方展现，像君子展示信誉于人；“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谓玉之气如天上的白虹，透出地上的山川，体现出天地的浩然之气，象征君子的精神气质；“圭璋特达”，谓玉圭、玉璋等用于诸侯朝聘之礼，是他们遵守礼制的德行表现。孔子这段话，多方面地以玉来比附君子的道德修养，集中阐发了儒家充满人文精神的玉文化观，是对我国古代玉文化理念的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有关资料，端砚大约产生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其后不久，唐太宗的朝廷重臣、大书法家褚遂良就对自己使用的一方端砚题写铭文曰：

　　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

　　褚遂良在铭文中直接用了以玉比德的理论来赞美端砚，可见端砚自行世不久，人们在对它进行品赏时，便深深受到玉文化观念的影响。这样的例子尚多，这里不妨摘录一些如下。

　　[唐]皮日休《以紫石砚寄鲁望兼酬见赠》诗句：

　　样如金蹙小能轻，微润将融紫玉英。

　　（笔者注：皮日休好友陆龟蒙字鲁望。端砚石常呈紫红色，故称“紫玉”。）

　　[北宋]徐铉《以端溪砚酬张员外水精珠兼和来篇》：

　　请以端溪润，酬君水玉明。方圆虽异器，功用信俱呈。

　　自得山川秀，能分日月精。巾箱各珍重，所贵在交情。

　　（笔者按：此诗首句言端砚之“润”，三、四句言其有呈示“信”之功用，五、六句言玉能体现天地之精神，均本于《礼记•聘礼》中孔子论玉。）

　　[北宋]苏轼《端砚铭》：

　　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

　　懿矣兹石，君子之侧。匪以玩物，维以观德。

　　[南宋]孝宗《题端砚》：

　　皆一段紫玉，略无点缀。呵之即泽，研试则磨玉而无声。

　　[南宋]刘克庄《获端溪砚》诗句：

　　二砚温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

　　[南宋]文天祥《玉带生砚歌》：

　　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粼粼，

　　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日宣。

　　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

　　[元]宋无《端石砚》诗句：

　　千年岩璞斩新硎，一片琳腴出紫青。

　　云汉带青来玉匣，墨池蒸雨出沧溟。

　　（笔者注：“琳腴”谓美玉细腻如脂。“云汉带青”谓端砚上的石品花纹有浮云冻和天青等。）

　　[明]刘基《题端砚》诗句：

　　端山片石，玉质金声。

　　[明]徐渭《题云龙砚》：

　　端石之佳，生于水涯。

　　温腻为玉，斯乃然也。

　　翩翩公子，弄笔生花。

　　[清]朱彝尊《题端溪砚》：

　　云汉天，水石渊，金玉兼；

　　柔而立，华而质，温如栗；

　　雷霆驰，风雨迷，吾用之。

　　[清]刘墉《题宋米芾兰亭砚》诗句：

　　拂拭琼瑶润，追寻翰墨腴。

　　[清]纪晓岚《题绿端石砚》：

　　端石之支，同宗异族，名曰绿琼，用媲紫玉。

　　通过以上例子，可见人们在鉴赏端砚时与赏玉文化发生联想是多么普遍。我国文士从来就非常注重道德修养，砚台本是古代文士朝夕相伴的文房用品，而拥有了如同玉一般美好的端砚，就像有了一位格调高雅的亲密朋友，随时起着砥砺自己的志节情操修养的作用。在历史上题咏端砚的诗文中，常常可以见到文士们赞美它为“嘉宾”、“益友”，认为虽然是在使用它，但却不可等同于一般用具那样去“役使”它。这是怎样一种充满了敬重、爱戴、珍惜的情怀啊！玉文化中的比德观念投注到端砚上，极大地丰富、充实、提升了端砚的文化内涵。

　　二、端砚石品鉴赏与赏石文化

　　我国传统赏石文化中习称的“奇石”，是指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具有奇异色彩花纹或奇异形状的石头，不包括人为加工的石制品。本文即从“色纹石”和“形态石”这两个方面来概括论述。

　　赏石界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赏石文化大约是受远古赏玉文化影响而兴起。《尚书•禹贡》记载青州的岱山谷中出产“丝、枲（麻）、铅、松、怪石”，都是进贡品。汉代孔安国解释“怪石”是“好石似玉者”，它的用途是“以为器用之饰”或“以为玩好也” 。据此看来它是用于装饰或赏玩的色纹石。大约成书于春秋时代的《阙子》中记述宋国一个“愚人”精心收藏了一方“燕石”，“以为大宝”，品赏时还要穿上礼服正襟危坐，因而招致人们讥笑，但这位宋人却“藏之愈固，守之弥坚” 。晋代郭璞在《山海经》注释中云：“所谓燕石者，言石似玉有符彩婴带。”《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其中还记载了其他色纹石，书中称这些具有花纹色彩的石头为“文石”或“采石”，并具体记载了出产这些石头的名山有八、九处 。从这些记载可见我国赏玩色纹石的历史之悠久。

　　由于我国在园林建筑中向来重视追求自然山水韵味，所以关于形态石的记载就更多。例如，《西京杂记》卷一记载萧何为汉高祖刘邦营造的未央宫中有“池十三，山六” ，这个“山”当然是形态奇异的石头堆砌的假山。班固的《两都赋》中反映出，汉武帝在长安营造上林苑，也是广采奇石来点缀为山水。《南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其苑囿中“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唐代中期“牛李党争”的领袖牛僧孺和李德裕，政治上针锋相对，可是在生活情趣上却都十分热衷赏石。叶梦得《平泉山庄记跋》记载李德裕的平泉山庄“奇石林立左右”，号称天下奇石“靡不毕至”。而牛僧孺收藏太湖石多不胜数，其石常具“三山五岳、百洞千壑”之态，牛氏对石“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白居易《太湖石记》） 。宋代更是我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鼎盛时代，宋徽宗甚至将征求奇石作为国家的一项贡赋，名叫“花石纲”。因为穷搜尽求，刻剥百姓，激起百姓纷纷造反，最终导致了北宋王朝的覆灭。这在治国的角度看，当然是件荒唐之极的事情，但是它却反映了宋代赏石风气之盛行。当时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米芾等政界要人、文坛名流，都是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其中尤其以米芾最为痴迷，他爱石成癖竟然对石下拜，因而被人们称为“米癫”。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相石理论原则“瘦、透、漏、皱”四字诀，就是他首倡。元代是经济、文化都相对衰落的时代，赏石文化也不例外，但是到了明清两朝，赏石文化又恢复、发展到全盛阶段。园林建筑中对奇石的运用是这个阶段赏石文化的典型表现，至今遗迹尚存者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的“冠云峰”、狮子林中峥嵘嶙峋的奇石群，现在仍然还是这些江南名园中引人注目的亮点，吸引着游人驻足观赏，流连不舍。当今，国泰民安，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空前高涨，赏石文化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试看今日在全国各地新开发出来的众多奇石品种，以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奇石行业和收藏展馆，足见赏石文化发展的广泛和深入，这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了。

　　在我国历史悠久、氛围浓厚的赏石文化背景下，作为石制品的端砚不可能不受影响。让我们先从色彩花纹这方面说起。

　　在我国品类众多的石砚中，惟有端砚具有丰富多彩的色彩和花纹，其中最能体现端砚石特征的有：天青、鱼脑冻、蕉叶白、青花、金银线、火捺、冰纹、翡翠、鹧鸪斑等。这里需要对这些名称略加解说：

　　“天青”指端砚石中的深蓝微带苍灰的色块，如黎明时的晴空，清澄而深远；

　　“鱼脑冻”或称“浮云冻”，是指端砚石上白中略带微黄的团状色块，如凝脂，如浮云，仿佛触之欲破，吹之欲散，给人以细腻娇嫩之感；

　　“蕉叶白”色泽略似鱼脑冻而稍带青绿色，且呈片状展开，因似新长出的芭蕉叶而得名；

　　“青花”指生成在端砚石中呈青蓝色的微小斑点；

　　“金银线”，是指呈现在砚石上的黄色或白色线条；

　　“火捺”又称“火烙”，是指在端砚石中呈现出好像被火烧灼过的黑红色；

　　“冰纹”是指端砚石中呈现出如冬天寒冰受压开裂时出现的裂纹，其密集组合者又称“冰纹冻”，观之如悬瀑倾泻，颇具动感；

　　“翡翠”是呈现在端砚石中的翠绿色点状或条状，因色如翡翠而名之；

　　“鹧鸪斑”也称“麻雀斑”，是疏密不一地散布在砚石中的黑褐色斑点，因如斑鸠、麻雀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

　　说来也奇妙，凡是具有以上花纹者，也是研墨效果最佳的砚材，抚摸时越是有温润、细腻、娇嫩的手感。优质的砚石往往能集多种花纹于一体。所以在制作砚台时，制砚艺人总是将具有上述花纹的部位设计为砚堂，以便其尽可能地完全展现。其中固然与发挥研墨效果相关，但是意在观赏的目的在设计构思中还是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当今，砚台用于研墨的实际功用已经退化，用于观赏已经成为主流。因此，各类砚台在制作中都逐渐出现了“非砚台化”的倾向。所谓“非砚台化”，主要就是指原本作为砚台主体的砚堂，正在制砚工艺中被轻视而逐渐萎退为附庸甚至完全消失。潮流之下，端砚自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据笔者考察，在这个非砚台化的潮流中，端砚是最能坚守砚堂的砚种。细细思索其中缘故，我认为正是端砚特有的石品花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端砚鉴赏的核心要素乃在其石品（石质与色纹），其中既有实用功能的因素，也有我国赏石文化影响的因素，这二者的结合已经是端砚发展史上凝聚为一体的文化内涵。即使现在不考虑研墨的实效，就是立足于观赏角度，上述端砚石品花纹也必须展现于砚堂方为最佳，这应当就是端砚能够恪守砚堂的原因所在。

　　端砚最突出的色纹特征是“石眼”。因为在端砚众多的石品花纹中，要数它最为绚丽多彩，一望便能夺人眼目，引人欣赏。在我国传统名砚中，“石眼”也是唯端砚所独有（近世才出现的四川苴却砚除外）。它在端砚石中呈现为较为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一般直径在5毫米左右，大者可达20毫米。其色彩有翠绿、黄绿、粉绿、米黄、黄白、朱红、象牙色等。最令人称奇的是各种色彩呈圆晕状层层环绕，核心如瞳仁，整个石眼宛若晶莹明亮的鸟兽眼珠。品相极佳者，各色圆晕多达八、九层。端砚鉴赏中依据石眼不同的色彩和形状，分别称为“鸲鹆眼”、“鹦哥眼”、“鸡公眼”、“猫眼”等名目。古人尝谓“端砚贵有眼”，其实，端砚上有无石眼，并不像我们前面列举的石品花纹那样与砚石质地密切相关，它对于端砚的意义，完全类似赏玩色纹石一样只具欣赏意义。但是在宋朝时，它却一度是辨别端砚的重要表征，也是衡量端砚品相最重要的标准。这自然与宋代赏石文化的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乾隆年间编订的《钦定西清砚谱》记载 ，苏轼曾经拥有一方端砚，名曰“从星砚”，该砚有石眼约70颗，一颗位于砚堂上方靠近砚额处，其余均在砚背。砚台呈长方形，长5寸，宽2寸8分，厚1寸8分。长与宽是合适的，厚度却似乎过头了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厚呢？原因就在于要保住砚背众多的石眼，工匠镂空了多余的地方，而留下高高低低的六十多棵石柱，柱顶恰如其分地呈现出石眼（按，石眼以园珠形藏于石中，瞳仁很小，琢磨不到位则不现，琢磨过头则会消失）。苏轼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将砚堂上的石眼比喻为圆月，将砚背的石眼比喻为群星，题写铭文曰：“月之从星，时则风雨。汪洋翰墨，将此是似。黑云浮空，漫不见天。风起云移，星月凛然。”文中将使用砚台时研磨墨汁遮盖了石眼比喻为“黑云浮空，漫不见天”，使用完毕，洗净砚台，石眼现出，就是“风起云移，星月凛然”。这方砚台的制作以及苏轼的题咏，都堪称端砚文化史上的经典。而石眼在其中的审美作用是十分突出的。

　　下面再从形态石欣赏的角度来观照审视端砚。

　　前面介绍我国赏石文化中的形态石，其奇形异态乃是自然形成的，这应当和必须经人工雕琢成圆形或方形的端砚不相干。但是笔者注意到，苏轼在一篇题咏自然端砚的铭文中写道：

　　故人王颐有自然端砚，砚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铭曰：其色马肝，其声磬，其文（纹）水中月，真宝石也。而其德则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苏轼这篇铭文透露出，宋代已经有了利用端砚石自然形态来制作砚台的情形。由于铭文十分短小，苏轼也没有具体描写其状态，我们无法得知这个自然之形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当今的端砚制作却仿佛为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的旁证。在今天的端砚产品中，“山水砚”是一大类型，其中利用端砚石凹凸起伏的天然皱褶作为山形来构图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端砚理论专家刘演良先生制作的“山外青山楼外楼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该砚上的天然皱褶如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环绕于四周，中心偏低部位处理成砚堂，恰似一片澄湖落于群山怀抱之中。刘先生只在砚石天然皱褶之间略施斧凿，雕刻出几处楼阁亭台和稀疏林木，大部分地方则保留其天然皱褶状态，整个砚面有着浓厚的自然山水意趣。

　　过去制作端砚，出于方便实用和携带等因素，需制作成或圆或方的规则形状，也不宜太厚，那么砚石的天然皱褶势必就要被剔除。而现在端砚的实用性减退，观赏性增强，利用砚石天然皱褶来巧妙构图，制作山水砚，已经成为端砚的一大特色。传统赏石文化中的“皱”字诀，也就必然成为鉴赏端砚石品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上面我们从赏玉文化和赏石文化两个方面，粗略地论述了它们与端砚石品鉴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赏玉文化、赏石文化，还是端砚文化本身，都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有着永远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本文于此，不过是挂一漏万地谈谈自己粗浅的一些感受和体会而已。限于水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博雅君子不吝指正为盼。（作者：骆礼刚，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二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