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岭南概况

　　岭南位于中国最南部，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北枕南岭，南临南海，西连云贵，东接福建，是以今天的大庾岭、骑田岭、越城岭、萌渚岭、都庞岭（一说揭阳岭）为界与内陆相隔。岭南是一个历史概念，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岭南建制的划分和称谓也有很大变化。学术界对岭南的领域有不同见解，有的将其狭义为广东的代名词， 有的将其广义为包括广东省、海南省、香港行政区和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

　　大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岭南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锄耕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手工业逐渐进步。秦代以前岭南是南越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06年，龙川令赵佗“自立为南越王，都番禺。” 同年，汉高祖刘邦创立汉王朝，他面对汉初的严峻形势，“为中国劳苦，故释佗不诛。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部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与长沙接境”， 向岭南开放了边境贸易，征收南越国的贡品，而对南越国的体制未作任何改变，对其施政也不加限制。

　　岭南建置之初与中央政权的特殊关系历代延续，虽然其内部的行政区划时有变更，但是中原政府对这个边陲之地的控制一直因地制宜，使岭南保留了很大的政治、经济、管理自主权和一种自然而然地与中原隔绝的“独立”状态，为岭南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氛围。

　　二、岭南民俗文化特征

　　（一）农业文化与商业文明并重

　　早在4500年前，古南越族人民就创造了以稻谷为主粮的农业锄耕文化。《中华全国风俗志》中的“粤俗之大较”，《羊城古钞》中的“广州时序”都记载了大量与农事有关的习俗：

　　“迎春竞看土牛，或洒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菜春饼，以迎生气。……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挂蒜于门，以辟恶。……二月祭社，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毕作。”

　　同时岭南民俗中的商业文化特质使之卓而不群。岭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早在汉代已有港口徐闻、合浦，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由于贸易日盛，人们“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 “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而从之” 。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也积极地发展经济作物，大力种植桑、甘蔗、菱角和各种水果，养殖鱼、蚕，这些经济作物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业、水果加工业、制香业、包装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岭南百姓民俗生活中的商业文化特征越来越显著。

　　关羽本是三国名将，中原民众将其视为忠义、神勇的象征。在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中，岭南民众基于自己的文化观念对这个起源于农业背景的神进行了“文化重构”，注入岭南独特的“向财重商”的文化因素，使它的神格由忠义神转变为财神。在珠三角一带的商家店铺几乎家家都供奉关公，这种财神信仰甚至改变了内地关公崇拜的风尚，使千百年来中国百姓生活中的忠勇神关羽成为现代社会财星。在岭南民俗中还有大量具有求财象征意义的民俗事象和民俗行为。广州买发财大蚬的春节旧俗，广东重阳节的登高转运，梅县客家人的新年初三送穷鬼，阳江新春初一的行大运等等，都体现了在浓重的商业风习中，岭南民众突破“循规蹈矩”的农业意识，求财求运的功利愿望和投机心理。

　　可见，岭南商业文化的形成亦是自然自发，由广大民众尤其是中下层民众创造承载的。在浓厚的农业文明背景中凸显商业文化氛围是岭南民俗文化的第一个特征。

　　（二）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交织

　　南粤民众在岭南大地上繁衍生息了十余万年，他们创造了许多具有地域特点的民风民俗，虽然岭南是全国改革开放、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这些古老的习俗惯制并未在现代化的风云中黯然失色，仍然是岭南的象征。

　　以岭南的传统食品和居住习俗为例，广东点心以岭南小吃为基础，几千年来广泛吸取北方各地、包括六大古都的宫廷面点和西式糕饼技艺发展而成，足有一、二千种之多，仍然是岭南大街小巷、茶楼酒店的常见之物。客家围龙屋是岭南著名的传统建筑，其分布以东江上游嘉应州一带及粤北各地为主，并延入广西、赣南、闽南诸地。曾昭璇先生认为客家围龙屋的独特构造是与客家人生活中的诸多需要相辅相承的，形成了既有农业形态又有防御特征的独特住宅建筑形式，巩固了客家民系的宗族观念。 即使进入现代社会，客家围龙屋仍然广泛存在于岭南地域的客家居住区，保持着坚韧的文化持久力，岭南传统文化的深厚与顽固可见一斑。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岭南大地也在尽情地上演着一幕幕现代时尚。改革开放以来，岭南设立了多个经济特区，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时尚率先在岭南大地上演。以节日民俗为例，过“洋节”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每当圣诞节前夕，在所有的城乡商店中，到处是圣诞节的节日礼品和用品，圣诞卡、圣诞树、圣诞礼物以及圣诞食品和圣诞之夜等文艺活动，使古老的大街小巷弥漫着西方节日文化氛围，其它的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也成为岭南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吸纳西方现代社会的风俗时尚，使岭南地域的民众生活充满现代色彩。

　　传统民俗与现代时尚交织在一起，在岭南的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常常上午喝早茶，下午去冰室吃冰淇淋，晚上在酒吧流连；在珠三角地区，粤语、英语和普通话同时被使用，是办公、经商、旅游、日常交往的通用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特征愈加显著，成为岭南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

　　（三）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呼应

　　远离中央政权的边陲位置使岭南受中原思想文化的浸染较弱，没有过重的历史负荷；海上贸易开展得较早，铸成岭南民众的海洋文化性格：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乐于接受新事物。以粤菜为例，粤菜由广州菜、潮汕菜、东江菜组成，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粤菜“无所不食”的用料之广泛体现了岭南民俗文化开放兼容的品格。20世纪80年代后，良好的经济环境吸引了各地饮食文化进入岭南饮食市场，岭南民众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各种饮食文化兼收并蓄，经过融汇、提炼、创新，吸纳八面来风，形成粤菜独特的品牌。

　　岭南文化处于中原文化圈的边缘位置，按着“民俗传承周圈论”理论：“（民俗事象）从中心地形成一次性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其变化的结果表现为向周圈的分布”。 越向周边传播，民俗事象越薄弱越零散；同时，当传播中心发生变化，边缘地带的变化也是滞后的、缓慢的，造成传承圈的边缘地带保留有传播中心的原初态民俗事象。岭南民俗文化源于中原文化，两千余年来一直处在中原民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之下，由于处于文化圈的边缘地带，当中原文化中心发生形态改变后，岭南民俗文化并未紧随其后，反倒保存了中原传统民俗文化一些原初的形态，在岭南现代社会中呈现出凝重保守的特殊样态。最显著的例子是语言，在广东境内主要分布着四种方言，即广州方言、客家方言、潮州方言和海南方言。 这四种方言都是在民族迁移中，由当时的汉语和迁入地原住民族语言（主要是少数民族语言）接触而形成的地方语言。广东方言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古汉语词汇如食、行、无、睇、企、粥、禾等在岭南方言中经常出现。当中原腹地的古汉语几经流变，终于在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的尘嚣中退出当代中国人生活的时候，以开放变通为特征的岭南人却满口的古词汇，而且津津乐道于自己的区域方言，这也算当之无愧的岭南特色吧。

　　既乐于创造新事物又自发性地固守老路子，开放创新与保守陈旧在岭南同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四）包容气度与多元品格共存

　　岭南民俗文化对内接受了中原四次大规模移民，对外从汉代就开始接受东南亚、欧洲乃至美洲各国的贸易往来，这些赋予岭南民俗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

　　秦朝把岭南作为强制迁徙中原“罪徒”的一个基地，南迁的中原汉人约五十余万人;西晋末年，中原人民为了逃避战乱纷纷南渡，形成秦汉之后移民岭南的又一高潮;北宋末年，连年的战乱和天灾使农民被饿死、淹死、被迫逃难者不计其数，当时岭南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地广人稀，大量难民逃至岭南。两宋间移民的规模超过以往时代，他们融合了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精华，给岭南文化输送了新的更高层次的养分。

　　除了对内吸纳中原移民，岭南民众早就向海外敞开大门。汉代即已形成的以番禺（广州的古称）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原、荆楚、黔蜀、闽浙以及南海诸国多种货物的集散地，还使中原与天竺国（印度）、大秦国（东罗马帝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到了唐代中期，这条著名的国际航路发展到鼎盛期，被称作“广州通海夷道”。 十六世纪后，海上丝绸之路又开辟了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路，使岭南与欧洲、美洲开始了往来。

　　悠久的中原移民和海外贸易历史形成了岭南民俗文化以古代南越族文化为基础，融汇中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独特内核，使它自然而然地具备了强大包容性，对新事物敏感，接受能力强，但是由于文化根基薄弱，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元素缺乏整合能力，造成岭南民俗千姿百态的多元品格。以广州古老的商业区——荔湾区的建筑为例，西关大屋是清民时期豪门富商在此营建的大型住宅，具有浓郁的岭南韵味。骑楼是广泛分布在荔湾区商业街的商业建筑，它起源于古希腊，在楼房前半部跨人行道而建筑，在马路边相互连接而形成自由步行的长廊，因为适合广州气候多变的特点，逐步成为广州街景的主格局。它除了这一中一外两种典型建筑，沙面岛上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群也是荔湾区重要建筑类型。沙面自宋到清代一直是广州对外通商要地，陆续设有英、法、美、德、日、意、荷、葡等领事馆及银行、洋行等，形成了极具西方古典主义风格的沙面建筑群。西关大屋、商业骑楼和沙面洋房是荔湾区三种典型的民俗建筑，他们混杂在一起，但是各不影响。可以说西关大屋是岭南本土文化的代表，历史也最悠久，但是商业骑楼与沙面洋房并没有吸收它的建筑元素，而是自成风格；同样，荔湾区后世的民居也没有借鉴西方建筑元素，而是秉承西关民居的传统风格，只是繁简不一，又出现了近代的竹筒屋住宅等建筑形式。缺乏文化整合力造成岭南民俗世界的纷繁各异，使人宛如置身于“花花世界”之中。

　　三、岭南民俗文化评析

　　本文探讨的岭南概念，基于共同的民俗文化传统。民俗文化一词由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其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下层文化。 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分分合合的政权更替，占据文化霸权、全面控制民众思想的儒家礼教和瘟疫、战争、旱涝等天灾人祸并没有给岭南地域造成多大影响，岭南文化里的中原根基与底色与其说是通过精英阶层以政治话语方式由上而下传达，毋宁讲是由于岭南历史上四次大规模中原移民的到来，使中原文化由民间从下而上渗透到岭南文化中，并逐渐覆盖了基础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原文化辐射较弱，岭南民众的文化素质偏低；濒临大海和海岸线长的地理优势使岭南地域的经商之风非常浓厚，形成“重商轻文”的社会风气，由精英阶层控制的大传统话语在这种文化淡化的风气中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因此，岭南文化的精髓在民俗文化中体现得尤为全面。岭南民俗文化即是在南越土著文化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时代色彩和地域特征的区域性文化。

　　1840年以后，岭南成为“西风东渐”的窗口，掀起近代爱国主义运动高潮，为岭南上层文化注入浓重的时代意义。尽管1840年以来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改革开放以后岭南地域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使岭南文化的精英层面获得彰显，但是真正体现岭南文化精神的仍然是岭南民俗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不断变换的时代场景中不断更新自身的所指，使岭南民俗文化呈现出稳中有变，变中求衡的发展张力。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岭南民俗文化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课题。一方面它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尚实效，重功利，开放兼容、崇新善变；另一方面这种“感觉型”的文化太注重局部的、具体的即时应变而缺乏理性的长远目光；热衷于事物表层的新奇而不关注深层的内涵；推崇个体的人性感受而忽略群体的集体规范，这造成了人们过多地注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短期经济目标，却忽视长远的社会效益，在不断提高工具理性的同时却忽视价值理性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现代岭南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悖论，始终处于一种建设与解构的张力之中。岭南的辉煌由它们促成，岭南的进一步发展却受到它们的阻碍。近代，在政治上岭南一度领风气之先，当反封建浪潮席卷全国后，岭南让位于中原；现代，在经济上岭南先走一步，当改革开放浪潮席卷全国，北京、上海、山东、四川和国内其它地域的优势被开发出来后，岭南还有什么优势？作为全国经济发展先锋的广东省近来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仅靠发掘历史文物、保护民间故事就可以完成，真正需要改变的是积淀在社会群体心里的集体无意识和他们的文化观念。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贸易与国际接轨，思想文化与西方社会频繁互动的大趋势下，岭南民众更要具备批判意识，扬弃自身文化中直观、肤浅、保守的成分，代之以宏观、理性、国际化的视角，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寻找岭南民俗文化现代化的最佳路径。（作者：关溪莹，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民俗学博士）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二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