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维护祖国统一是西藏稳定发展的政治前提

　　2008年4月30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西藏今昔”大型主题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拉开序幕。160件实物、400余张图片,珍贵的文物、翔实的史料、大量的数据……使参观的人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西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悠远历史,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今昔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对人们的残酷压迫到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日新月异、举世公认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这就是西藏的发展历程,是西藏发展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部。繁衍生息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互相交流、互相依存的密切关系。从那时起,藏族先民就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

　　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以部落联盟的形式统一起来,进一步发展同中原汉族王朝之间的联系。到唐朝,藏汉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之下。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继汉、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统治者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推行各种制度,开启了管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新时代。元朝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实施括户、置驿、征兵、征税等政策,充分行使了有效管理。

　　1368年,明王朝取代元朝掌握中央政权,继承了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的权力。在今西藏中部、东部和西部阿里地区设置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明成祖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1587年明朝中央封赐三世达赖喇嘛以“朵儿只唱”(意为“金刚持”)名号。

　　清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准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共29条。到清王朝结束的1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驻藏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对西藏地方直接行使主权管辖治理。虽然当时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40年,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赞成和拥护。同年10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1959年西藏发生了封建农奴主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息,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西藏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历史无可辩驳地表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从元朝到现在的700多年来,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700多年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资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拉萨的档案馆中。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雪域高原的变迁翻天覆地

　　400多平方米的二层小楼,12间房子,几十头牛羊,仓库里堆满粮食……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江热乡班久伦布村米玛顿珠老人家,这个旧西藏帕拉庄园的“朗生”(世代家奴)如今过上了他过去从来不敢想的幸福生活。米玛顿珠老人亲身经历了旧西藏的贫穷落后、野蛮黑暗和新西藏的幸福美好、发展进步。

　　旧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享有一切特权,广大农奴和奴隶连起码的人身自由也没有,更谈不上有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直至20世纪中叶,西藏仍然处于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农奴被农奴主作为财富占有,负担着沉重的差役租税,忍受强制性经济剥削,生活极端贫困。农奴及其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之间可以随意将农奴及其子女互相转让、抵押、赠送或买卖。旧西藏实行等级森严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按血统贵贱、职位高低,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形式确认和维护农奴主的社会地位和特权。旧西藏对有反抗行为的农奴实行剁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推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广大农奴连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正如一些严肃的现代西方藏学家所指出的,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

　　20世纪中叶,三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西藏的前途命运。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羁绊,实现了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团结;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创了西藏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当家作主的新时代;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正式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当前,西藏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

　　经济快速发展,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多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1年以来连续7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07年,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人均达到12000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788元。除少数牧区外,西藏所有的家庭都有固定的住房,农牧民安居工程已让11.4万户、57万多农牧民迁入新居。

　　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西藏全区已建成117项重点建设项目。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西藏和祖国各地、和整个世界更加紧密地连在一起。新藏公路改扩建、巴河雪卡和老虎嘴水电站、林芝电网、“三大灌区”等重大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全区有612个乡通公路,所有乡镇通电话,70%以上的乡镇通邮。

　　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迅速。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教育设施。目前西藏全区小学入学率达到98.2%,初中入学率达到90.2%。对农牧区小学、初中生实施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西藏人口平均寿命由民主改革前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7岁,藏族人口由和平解放时的不到100万增加到现在的250多万。西藏所有农牧民都已参加了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合作医疗。

　　文化建设成就显著。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7.8%和88.9%。国家大力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在过去20年里,已累计投入7亿多元用于西藏的文物保护工程,维修开放了14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组织藏文《大藏经》对勘出版,抢救整理并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享有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已成为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西藏人民始终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

　　西藏的沧桑巨变,揭示了一个伟大而又平实的真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只有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才能发展进步,才能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今后稳定西藏、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繁荣西藏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坚决维护西藏繁荣稳定

　　2008年3月14日上午,“阳光城”拉萨,一场劫难突然降临。11时许,一些不法分子呼喊着“西藏独立”之类的口号,丧心病狂地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并烧抢银行、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学校和政府机关。此后四川、甘肃、青海藏区的个别地方也出现聚集闹事和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拉萨“3·14”事件中,极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烧死、砍死无辜群众18人,致伤群众382人,纵火焚烧学校、医院、银行、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筑物30多座和民宅100多户,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

　　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砸抢烧,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正常社会秩序,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危害。对于如此严重的犯罪行为,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不会迁就容忍,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坐视不管。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部署,有关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从维护社会稳定、国家法制和西藏各族群众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紧密团结各族群众,迅速依法采取措施,果断平息了暴力事件。在整个处置过程中,执法人员保持了极大克制,得到了包括西藏各族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也得到了国际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

　　事实证明,拉萨“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由境内外“藏独”分裂势力相互勾结一手制造,其目的是通过挑起事端,向中国政府施压,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中国的安定和谐。拉萨“3·14”事件并不像达赖集团宣扬的是什么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进行的“和平示威”、“非暴力”行动,而是赤裸裸的犯罪暴行,其实质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分裂祖国的问题,我们同达赖集团的斗争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

　　达赖喇嘛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因反对民主改革和解放农奴,达赖集团1959年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往国外。他们不甘心失去在旧西藏的封建特权,始终没有放弃“藏独”主张,通过成立“流亡政府”,重新组织叛乱武装,挑拨民族关系,制造骚乱事件等一系列分裂破坏活动,谋求“西藏独立”。达赖集团打着宗教的幌子,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大力从事违背时代潮流的政治活动,妄图分裂国家,复辟旧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制度。达赖集团2007年曾多次声称:“2008年是关键的一年,奥运会也许是藏人的最后机会了”,挑唆把“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拉萨“3·14”事件后,达赖集团通过各种渠道与境内联系,频繁向境内发布指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行动起来”。这再一次证实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非暴力”,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幌子,难以掩盖其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的险恶居心。

　　达赖集团能够以从事分裂活动为生存方式,在于他们与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达赖集团在台前,充当“马前卒”,国外敌对势力在幕后,给予支持资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拉萨“3·14”事件的报道中,部分西方媒体与国外敌对势力相互配合,掀起了一轮反华舆论狂潮。一些西方媒体歪曲事实,他们指鹿为马,把救护车的照片标注为中国军车;张冠李戴,把尼泊尔警察驱散游行者的照片说成是中国警察在镇压抗议者;移花接木,把6年前武警战士参加电影拍摄时的照片说成是“中国军人在假扮僧侣”;掐头去尾,把犯罪分子向警车投掷石块的照片裁剪后说成是中国军车正在冲向西藏平民。他们肆无忌惮地诬蔑中伤、煽动蛊惑,公开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叛国行径,个别媒体肆意侮辱和诋毁中国人民,充分暴露出他们“客观中立”新闻观的两面性与虚伪性。

　　无论是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阴险图谋,还是国外敌对势力与一些西方媒体在拉萨“3·14”事件中的造谣诬蔑、沆瀣一气,不仅没有迷惑和蒙蔽中国人民,反而激起了全球华人的强烈义愤,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力地激发了爱国热情,极大地凝聚了民族精神。

　　人人皆有自己的祖国,祖国永远是每个人的心灵归依。共有的历史、相同的信念,让藏族同胞与祖国各族人民荣辱与共、彼此相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崇高职责和使命。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分裂祖国的图谋不会得逞,也没有出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祖国辽阔的晴空下,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和谐美好!

　　深度阅读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人民日报》2004年5月24日。

　　相关链接

　　人民日报评论员:《坚持法制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人民日报》2008年3月21日。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