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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3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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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人牛文元:站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交叉点上

2003-12-19 08:53:38 羊城晚报

  南方网讯 12月4日,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受广州市宣传部和广州市社科联的邀请,在《广州讲坛》作了 《大珠三角经济的整合与前瞻》的精彩演讲,成为了首届广州人文社科交流会的一个亮点。借此机会,记者专访了这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牛文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先锋

  牛文元,男,1939年11月生于河南省焦作市。1958年考入西北大学地理系,1962年大学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读研究生。1981年,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被国家公派到美国内布拉斯大学进行生态学、理论地理学合作研究,两年后归国,出任中科院北京生态系统试验站站长。1988年4月任中科院地理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现为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美国耶鲁大学SDLP计划首席教授,《中国发展》杂志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教授。

  牛文元教授从1983年起,与马世骏院士一道参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可持续发展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布伦特莱报告)。在1988年已将可持续发展列入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研究计划;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巴西里约环发大会)之前,已在中国首创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并兼主任。1998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任组长兼首席科学家,每年向社会发布《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年度报告,至今已出版6部,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2001年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国家现代化”的理论体系,被境外学界称为“牛氏指标”。

  牛文元教授已出版专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209篇、获国家发明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和三等奖2项。在1994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可持续发展理论专著《持续发展导论》;同年受李政道、周光召二位教授委托组织了“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高级研讨会”,并作为执行主编出版专著《绿色战略》;2001年受联合国邀请,与其他39名国际科学家一道,为全球起草“新千年生态评价”的奠基式文本。

  考察政绩要用五大“试金石”

  记者:您谈到区域的分工最能发挥整体的效益,但区域的分工必然使区域的某个局部获利更大,而另一些则相对小一些。目前,我们的一些地方官员政绩观念很强,如果牺牲了他的利益就等于牺牲了他的政绩,他的官就做不大。所以,现实是不少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而牺牲了可持续发展力,您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抑制这些政绩工程呢?

  牛文元:这是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考虑的问题。首先,个体、团体和整体的利益永远都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考虑的是整体,是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要做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肯定会出现你刚才说的问题:即一些个体利益会受些损伤,因此,为尽量公平就要进行利益补偿。例如,某区域是汽车生产基地,有做整车的,还有做零部件的,做整车的效益高,而做零部件的效益要低些,但他为整车的配套降低了成本,因此,应考虑将其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划给做零件的。

  如何看待政绩?怎么考核干部?政绩难道就是GDP吗?显然不完全是。目前我们正在和国家部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考虑用五个指标考查干部的政绩:第一,每创造一个单位价值的GDP,你消耗了多少能源,世界先进国家每创造一个单位价值的GDP都有能源标准,可参照比较;第二,每创造一个单位价值的GDP,你消耗了多少水资源;第三,每创造一个单位价值GDP,消耗了多少原材料;第四,每创造一个单位价值的GDP,你放出了多少污染物;第五,全员劳动生产率,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你换了多少钱,创造了多少财富。回过头来看看这正是新型工业化五句话的对应,用这五条标准,我们就能考察出真实的政绩了。

  珠三角的投资环境也要未雨绸缪

  记者:据悉,您研究创立的关于地区投资发展成本技术模型深受国际投资机构的推崇,被认为是考察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科学有效的方法。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产业集中就是最好的投资环境”,您对这个命题怎么看?

  牛文元:我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可能与经济学界有一定差异。因为产业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曲线,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产业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开始进入退化、最后消亡的过程,因此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针对某一类产业的某一个时期,它可以形成这种产业。但出现新的产业升级时,投资环境是不是依然很优良呢?不一定。例如美国的底特律生产汽车,它在几十年前吸引了很多投资者,大家都向那集中去做汽车等,但是后来由于劳动力成本增高、投资效益低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产业就必须升级了。产业能不能成功,要看投资环境是否适合这种产业,如不适合,投资就肯定要走。因为资本是个很聪明、很灵活的东西。因此,投资环境不可能“一劳永逸”,对创造投资环境的人来说,头上永远都悬着一把剑。你不要以为今天投资环境好,就代表永久投资环境都好。

  记者:这么说投资环境的好坏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那么您认为珠三角在投资环境方面还应做哪些工作呢?

  牛文元:未来20年珠三角的投资环境都是非常好的,因为珠三角的区位、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面对港澳地区的开放形势,还有面对未来东盟的十加一的格局,包括泛珠三角的确立,我认为这都是未来20年广东创造的绝好的投资环境。但是,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些,也要未雨绸缪。什么意思呢?我们光凭这些,能不能保持20年以后还能保持投资环境这么优良?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就需要考虑,要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产业发展趋势中,寻找对广东或珠三角更有利的方面,现在就应进行培育。如果我们为投资环境划一条曲线,它是一条S形曲线,也就是它的生命周期曲线,这个生命周期曲线当它到达中间的拐点时,我就必须准备下一轮生命周期曲线。珠三角要考虑到产业升级以后,特别是资本、劳动力、人力、技术和基础设施完善的程度,应当考虑朝哪个方向去培育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增长“基因”。

  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点看现代化

  记者:据悉,您2001年提出的现代化模型,被海外学界称为“牛氏指标”,美国一些报纸评价这是对现代化诠释得最深刻的一个模型。你能否介绍一下,您的这项研究与以往的研究有何不同?

    牛文元:我做的现代化的模型,通俗点来讲,就是一个动态系统。这个模型的核心有三大要素:第一是距离,世界的发达国家都在变化,都在进一步现代化,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取第一集团(发达国家)的22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项指标的平均数,来确定与他们的距离;第二是发展速度,也是与这22个国家的平均数作比较;第三是变量变速,因此就形成一个在变量制约下的动态追赶问题。我们根据现代化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计算,发现到2050年之前有将近20个可以现实现代化。大概我们是研究现代化的一个“另类”,但我们是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点上来研究的。

  “一马一牛”开先河

  记者: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作为一位出名的地理学家、生态学家,您的《自然地理新论》曾在美国引起过轰动,您怎么会放弃颇有成就的学科,而去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呢?

  牛文元:我走上这条路与中科院马世骏院士分不开。马教授是我国生态学的创始人,也是著名的布伦特莱报告专家委员会22名成员之一。在我去美国进修期间,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邀我参与报告的起草工作。我当时感到研究这些东西,真正让学问变成一种社会的需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于是就和他一起拟定了对布伦特莱报告的评议书,其中一些内容被联合国提议出版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所采纳。1988年,我们科学院把可持续发展列入到中科院的科研计划,而且把它作为重点的研究课题。从1991年后,我就在中科院创立了一个研究室,叫环境与持续发展研究室,这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从事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室。有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曾经说过:“我相信,如果中国实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话,它的贡献应当和以往的四大发明相媲美。”因此,我们觉得这项研究特别重要。一些媒体曾戏称马先生与我的合作研究为“一马一牛”在中国可持续发展领域中进行不间断地耕耘。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力求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路子,这也是我们中科院做这项研究和其他一些研究单位稍微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不一样不代表就是最好,但如果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度反映同一个问题,到了高层就可以集思广益,所以我们还是在努力探求这个方向——系统学方向。

  相关链接:

  广州论坛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格局

(编辑:莫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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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胡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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