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既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又是一个低收入阶层，感冒发烧还可以凑合着治治，可生了大病，空攥拳、干瞪眼，手里没钱，该怎么办？
在当今的农村，农民戏称的“治病三不曲”——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住不起院。得了大病，有的借钱看病，有的因治病倾家荡产，也有人因治疗费用太高而等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事例屡屡出现。许多地方农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影响，原来已被消灭或被控制的地方病、传染病再度出现甚至流行，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庸医、巫医、卖假药的大量出现，封建迷信活动猖獗。
药费太贵了只能回家
眼下，农民中正流传着这样一些顺口溜：“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得病，几代受穷”……从中明显能够感受到农民面对疾病时，那份沉重的无奈。
８月９日，甘肃兰大一院肾病科。35岁的李建国守着长得虎头虎脑、因为吃激素的缘故有些发胖的儿子小发，他不时提醒６岁的小发“别闹，别跑”。这次，小发的病依然没被治愈。
８天前，这个来自庄浪县的农民带着儿子小发来到兰大一院，给孩子看又一次复发的肾炎。他把借来的2000元钱缝到布袋里，牢牢系在腰间，一路颠簸来到省城。医生在看过小发的病后，告诉李建国，孩子的病要住院治疗１个月，才有望治愈。这一个月的花费将近万元，李建国凑的钱只够小发住10天医院。就这样，8000元钱阻断了小发治愈的希望。
以后小发会怎样，李建国不是没有想过，“医生说了，如果再不抓紧看，娃大了可能（肾衰竭）要换肾”。
坏消息当然不止这些，从小发３岁起发现肾炎症状后，李家就开始举债为孩子治病。３年中，孩子花费已近３万。为了这病，李建国把家中的活、地里的活抛给了妻子，自己只身踏上打工之路。
“最糟糕的是2003年去新疆那次，我到新疆第四天就突发急性阑尾炎，做手术就花了3000元。休息了一年后，我才能干活，第二年干了一年活，才把借的手术费给人还上。”李建国告诉记者，“我现在最怕自己生病，我要是一倒下，家也就倒了。”
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的某医院一位主任说：“因为无钱医治而回家的患者不在少数。”“我昨天接诊了20个病人，其中有5个诊断指征应立即入院治疗的病人因为没钱无力办理住院手续。每个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治疗确实太可惜了。百姓不去看病的最主要原因还是经济问题，在现阶段，相对于我国普通居民的收入，医疗费的确是太高了。目前我国的整个医保体制是很不完善的，我个人认为要想彻底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只有彻底改革，改变目前医院‘市场化’的现状。”
城市居民也看不起病
根据调查，在城市居民中看病尤其嫌贵的群体主要集中在未入医保者和大病重症患者。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生不起病，原因是看病难、看不起病。如何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真正让老百姓看病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还得从医疗服务的根源治理。
邻居小王的孩子今年4岁，由于体质较差，经常感冒、发烧或拉肚子。每次去医院看病，检查、化验、排队、交费等等，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而且一去医院就得多半天，还得向单位请假，每个月被扣工资。所以她常常向我诉苦：“没啥别没钱，有啥别有病，现在是得病容易看病难呀！”。
胡兆根是一位有40年工龄的的老职工，说起看病上当的事，他一肚子恼火。“今年2月，我患上了‘颈肩综合症’，两手不能伸弯，疼痛难熬。因听信广告，就去一家医院门诊部骨伤科治疗。第一次花了320元，病情未好转；第二次复诊又花了163元，医生态度极好，要我服骨筋丸5盒，连续服60天，因价格昂贵我不愿配，她就变脸了。结果花了近500元，病情一点都没好。”说到这里，老胡拿出3张膏药给大家看：“这3张膏药要500元，每张160多元，完全是一种暴利，这些人的良心何在？”
今年73岁的杭百集团退休工人董则友的亲身经历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我们退休工人有大病医疗保险，但是我们仍然感到自负部分负担太重。今年我生了两次病，第一次患急性肺炎，第二次患急性胰腺炎，共住院33天，住院费用总额29340.94元，医保支付总额22175.05元，个人自负7165.89元，加上住院护理费990元，个人实际共支付总额8155.89元。而我个人养老金每月978元，全年收入11736元，减去这两次住院费用，生活费只剩3580.11元。这两次住院医疗费就占全年养老金的69.5%。”
他说：“除了这两次住院，我平时还有心脏病、高血压、脑梗塞，每月门诊至少150元，12个月就是1800元，另外门诊还要自己垫付700元，这样全年光是门诊最少要2500元，住院后剩下的3580元再减去2500元，全年生活费只剩下1080元，这点钱叫我怎么过？”
农村的医疗保障跟不上
在老百姓的眼里，不管医疗制度怎么改，只要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行。但目前，贫困人群看不起病、一般家庭因病致贫的事情还时有发生，普通百姓看病、住院的费用也在上涨。
记者在走访时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家住郑州市棉纺路五厂一街30号楼的赵丽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杨玉保在国棉五厂上班,9岁的儿子听话懂事,一家人和和美美。然而不幸就降临在今年春节前,杨玉保被查出患有尿毒症,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蒙上了阴影。赵丽告诉记者,由于尿毒症每个星期都要做透析治疗,他们陆续花了3万多元钱。这个普通职工家庭平时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而杨玉保、赵丽所在的企业又都是困难企业,至今只给杨玉保报销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赵丽和婆婆及杨玉保每月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不到700元。为了给丈夫治病,他们现在已经背负了6000多元的外债。赵丽边抹泪边告诉记者。因为没有钱,杨玉保的病情往往都是刚刚被控制住就又不得不回家休养。但要维持生命,每星期就必须去一次医院(一次300元),并吃生血药;如果迟去一天,就有生命之忧。“没办法,现在只能决定卖房救丈夫了!”赵丽辛酸地说。一边趟在床上的丈夫杨玉保艰难地告诉记者:“每个月只要再多做两次透析,我就会像正常人一样出去工作挣钱了,谁愿意出这个钱,我就愿意不计报酬地一辈子给他打工!”
中国改革杂志前总编温铁军说，凭他掌握的情况，就在接生这一医疗服务的机会来看，近乎95%的农民孩子出生在家里,与此相对应的是，近100%的城里人出生在医院。也就是：一个中国产妇，她是医院生孩子、还是在家里生孩子，极大程度取决于她的身份：她是一个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直到今天，对中国的农村妇女而言，在她一生中仅有几次最需要获得医疗保障服务的时候，这个国家没有能够提供她们合格的、廉价的医疗服务。
河南汝阳县大安乡的乡村医生张某，因为用菜刀(菜刀！)替一位处于弥留状态的产妇做剖腹产“手术”，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行医”的罪名刑事拘留。可如果张某不出诊，孕妇和婴儿全都得死；张某出诊了，等待他的却是“涉嫌非法行医”的刑事罪名的指控。
去年4月26日上午，福建省三明市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张泽珍碰上了她行医近四十年来闻所未闻的事情：一位孕妇在家分娩时遭遇难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孕妇竟然自行剖腹取子！怀第一个孩子时，这位叫杨略四的妇女没有做过一次产检，孩子也是在家里接生的，所以，第二次怀孕后，杨略四同样未曾做过一次产检，也没有考虑要到医院生孩子。杨略四怀的双胞胎均为男孩，但由于难产，一个婴儿勉强娩出后死亡；另一个由杨某自己剖出的婴儿有4斤9两重，目前状况良好。而“没多少钱”是杨略四始终坚持不做产检，不去医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这位贵州来的农妇已身居都市，医院近在咫尺却不入，阻隔的原因就是一个“钱”。
一位卫生行业的专家认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存在着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他们陷入了生不起病、看不起病的境地。看病喊贵,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保障没跟上。
咱老百姓看病何时不再难？
如果问当今什么人看病最难，答案可能只有一个：农民！农民看一次小病，在乡镇卫生院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几百元对一个农民家庭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到县级以上医院就医的“门槛”就更高了，相当多的患者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因为不能承受医疗费用，现在许多农民即使得了病，也不愿到正规的医院或者卫生所诊治，而是能挨则挨，确实挨不过了才进医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农民看病难的严峻问题。 “农民最怕得病，不能干活赚钱，治不起病就只有等死啊！”一提起看病难，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党支部书记毛丰美有一肚子话要说：“我们村人均年收入是8000元，日子过得算不错了，农村合作医疗个人那部分都是村里给掏的钱，老百姓一分钱都不用拿，可看病还是不方便，就别提那些日子过得比我们苦的农民兄弟了。你说这农民多会儿看病才不难？”
“卫生投入的方向要变。”毛丰美说着，语气有点激动。农民占国家人口的2/3，可卫生经费怎么总往大医院投呢？应该要把县、乡医疗机构建好才对呀！还有，农村防疫人员的开支也应该由国家管起来，不然他们哪有心思搞防疫呢？
毛丰美说：“农民看病难，一是没钱，二是医疗环境不行。县医院设备跟不上，检查也不准，所以我们那里有钱的人都去丹东、沈阳看病，没钱的才在县医院看。城乡差别太大了，将来农民也应该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医疗保险，不能因为农民人多，管不过来就松手啊！”
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医学院副院长戴秀英教授的不少建议都源于她的亲身调研。
在她看来，尽管新增的大量卫生费用中70％～80％都用于农村，并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然而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医疗服务和药品的价格仍然难以承受。在城乡过大的收入差距的背景下，农村医疗社会保障制度有可能被目前的医药价格压垮。因此，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种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低成本运行的农村医疗体系，尽快提高乡、村两级的医疗技术水平，缓解农民看不起病和看病难的问题。
《时代潮》 (2005年 第十八期)
（编辑：莫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