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舆论还是中央政府，都在关注中国的医疗改革。来自卫生部的消息说，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

　　此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参与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研究显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更早些时候，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明确表态：市场化非医改方向。

　　医改至今，已有20多年。要对期间的路径之争、是非之辩简单地下一个对错判断，恐怕有些轻率。

　　显然，医改既与每个人直接相关，又涉及诸多部门和单位的利益。寄希望于寻找一个突破口，快刀斩乱麻式地解决顽疾，并不现实。

　　利益的多样化诉求，决定了医改必然会是一场各方利益的权衡与博弈。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都可能导致改革的最终失败。而以前的经验又表明，如果某一方的势力足够强大，它必然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使其产生利益倾斜。

　　医疗服务的公共产品性质，要求它必须能惠及绝大多数人；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却与之相悖。利益失衡使医改陷入困境，后果显而易见：医疗卫生服务两极分化，公平性大大降低，医疗保障成为“富人俱乐部”。最应该从医改中受益的人群———城市的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医疗服务的保障之外。

　　利益失衡的背后，是权利的缺失。在医改的整个过程中，低收入者和农民被忽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能力参与政策的制定，更无法与强势力量相抗衡；由于掌握的资源很少，他们人多但势不众，基本处于失语状态，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种失衡状态，其实并不只在医改过程中显现。只不过，对医疗服务的普遍性需求，使这一问题在医改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今，医改正站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新的改革方案也正在制定之中。如果我们再对权利的缺失、利益的失衡视而不见的话，新一轮的改革就有重复旧路之虞。

　　不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谈及内地医改时，香港的医改实践以及“哈佛报告”就屡屡被提及。其成功经验不仅在于改革让市民普遍受益，更在于医改的过程，充分保障了市民尤其是穷人的权利。1997年，香港政府委托哈佛专家小组对当地医疗制度进行调研与评估。两年后，哈佛小组完成著名的“哈佛报告”，全方位检讨了香港医疗体制的利弊，并提出5套解决方案。此后，香港政府将其公之于众，进行为期4个月的征询，充分听取民众意见。相比于闭门造车，充分保障弱者权利的方案，无疑更具可行性。

　　有了权利的均衡，才会有利益的均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由于力量相差悬殊，处于利益博弈中弱势的一方，往往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替他们争取权利。而这，恰恰是政府在改革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应该承担的责任。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