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超越时空泛泛议论工资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因为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浏览网站、报刊，看到登载的有关议论工资的几篇文章，如《世行报告称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症结在于工资偏低》、《网络变成工资“暴晒场”是否能作为加薪依据？》《中俄巴印四国公务员工资比较:中国整体不算高》。这些文章无不折射出工资话题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最早掀起工资呼声的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他晒出2006年9月工资为4786元。这个数字，引起了网民一片惊呼。这位副教授的本意是哭穷，他算计着自己的开支，要养房、养车，好像还要养子女，当然这么一算4786元是远远不够，但网民大多并不理解他的本意，只是感叹那副教授的工资也不算低，比照自己那点收入，能与其相等，就很不错了。于是很多网民纷纷在网上把自己工资“晒”出来，看了一下，工薪阶层占了相当部分，他们中大多是感叹，也有几个挺满足。晒工资，一个“晒”字，把中国人最不愿意亮出的隐私——工资收入放到阳光的透照下，如今，“已成炫富、宣泄、探听、比较四种心态皆有之，但似乎抛砖引玉的目的更占了主导地位”，甚至变成阳光行为。

　　这位副教授的工资话题仿佛一石投水，在社会激起了千层浪。有记者把中国的工资水平与印度的工资水平相比，直视差距，甚至郑重地指出:“工资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将影响到两国的经济走向。”记者相比的理由无非是:印度与我们国情最为接近，人口多，经济底子薄，又都是第三世界的大国，现在都以西方经济强国为目标奋起直追。但印度的工资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我们，GDP的速度增长却低于我们，这一高一低更显我们工资落后。但我们更面临着西方社会对我们政治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们与印度有许多不可比性。

　　一篇题为《胡适与金钱》的文章，写的是胡适幼年清苦，成名后收入不菲，多有资助学子和小贩之类贫苦人家的佳话。文章主题没有引起我注意，而1917年胡适先生庚款留学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享受教授最高工资待遇280银元收入让我有了兴趣，适逢与晚一年在北大当图书助理员的毛泽东月收入8银元已相当满足成了对比。那时1银元核计是今天的40元人民币。时年27岁的胡适先生，一定是春风得意，气冲霄汉。不过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当国难当头，国力不盛时，胡适的工资也随波而动。抗战胜利过后，任北大校长的他，在一次演讲中说，自己工资和银行练习生差不多。1958年在台湾任“中研院”院长的他，每月收入合50美元，只相当于当时大陆老教授的三级工资水平。晚年的他多次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深切悲凉的内涵！

　　胡适先生的工资故事给我心中带来一种心酸，现实让我的心境也难以平静。据说2007年考研热劲已比往年降温，起因是学士、硕士、博士同样面临找工作难，找工作难意味着难有工资收入，考研吸引力肯定就会因此散热。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工资收入反映了考研的走向。有人做过调查，北京的高中生能接受的月薪是2800元，对未来充满“梦想”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希望起薪为每月3000元，而在择业的大学毕业生看来，艰难求职的碰撞与理想的巨大的落差，让他们再也不敢有过高的奢求，他们多数对第一份工作工资起薪的期盼是1500元。

　　应该说2006年的工资改革，是引起工资话题的源头。人们呼吁收入分配领域的“合理的”差距，消除“扭曲的”差距，我们的工资收入好似走向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然而它绝不是呼喊走平均主义的老路。需要说的是，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资收入，既逃不过市场价值规律的魔力，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市场经济的缺陷或者短视，难以真正及时准确评价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但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体现“有其‘为’才有其‘位’”，既要有象牙之塔的魅力，又要有指导社会的价值，否则你只会被人冷瞧。我们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收入明显偏低，80年代的“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不该有现实版。“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高峰，就一点也离不开科学思维”，“社会科学是民族盛衰之学，是民族文明之魂”，随着国力的强大，这一点应在工资收入中体现出来。

　　在按要素分配的今天，关注收入，时世常情。然而只有芸芸苍生的工资收入像那涓涓小溪，不断地汇集，形成大江大河，一泻千里，奔向海洋，才能为社会的大海所接纳，聚为社会巨大的财富。我们不能超越时空泛泛议论工资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它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随着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做强，和谐社会的确立，工资的收入才能趋向大同和合理。(屠亮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 原题：工资收入这一连串事)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