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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
2009-08-11 15:58:09 来源: 新华日报网络版  暂无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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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用地最多的并不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用地,而是农民分家立户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占用的土地。因此,即使认为耕地的减少影响了粮食安全,也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的,而是城市化速度太慢,农村人口在农村扩大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导致的。

  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水平低,耕地的保有与粮食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教授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认为中国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未来耕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膳食结构的改变,加上农业生产率下降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中国将形成粮食危机,并且会影响全世界的粮食供求。

  自布朗先生发表他的中国人口、耕地、粮食危机论后,1996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口从122389万人增加到了132802万人,耕地从195058万亩减少到了182574万亩,粮食产量从50454万吨增加到了52871万吨。14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掉以轻心,发展不当,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的原因,笔者与布朗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城市化、交通水利、独立工矿、村庄扩大等四个方面的建设用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用地最多的并不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用地,而是农民分家立户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占用的土地。因此,即使认为耕地的减少影响了粮食安全,也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的,而是城市化速度太慢,农村人口在农村扩大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导致的。

  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6879万人,而村庄用地却扩大了19628亩,按照每亩地生产400公斤粮食计算,付出了减少109.9万吨粮食产出的代价;而城市转移和增加了42134万人,只扩大了5043万亩土地,以减少28万吨粮食的代价解决了新增城镇4.2亿人口的居住、就业和生活等需要。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抑制城市化和现代化,越是让农民在农村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越大。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低,特别是在粮食价格过低的年代,或者一些其他产业比较收益远比农业高的发达地区,农民种高产田的积极性不高,耕地撂荒的情况很严重。我个人估计,目前每年撂荒的耕地面积占5%,9000万亩左右。按照每亩地产400公斤粮食计算,由于每年耕地撂荒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360万吨左右。

  土地撂荒是农民对农产品价格、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虽然这几年国家对种粮进行了免税和补贴,但是,其效应被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抵消;而且,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虽然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但是,比农业收入的增长还是要快,长期来看,小规模的农业收益增长慢于非农业的务工收入增长,一定是一个趋势。况且,从事其他产业的收益增长,也比从事农业的收益要高得多。从投入产出来看,耕地是有限和固定的,其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增产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土地零碎分散经营的种植业,从长期来看,不论国家花多大的财力,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实际上是持续不下去的。

  再其次,技术进步是克服农业边际投入效益下降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小规模经营,农业对技术进步成本的分摊能力较低,进一步利用技术进步克服土地、淡水资源的约束,增加粮食产量,受到规模和成本的限制。从经济学上分析,小规模的农业是排斥技术进步的。要想农业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农业实现规模经营。

  我在想,我们有18亿亩耕地,即使其中的1.2亿亩用来种粮食,假定复种40%面积,每季收400公斤,粮食产量就是13440亿斤,每人就是千斤粮。为什么平均亩产水平还是较低?除了种粮不合算而耕地被撂荒外,农业增产的技术进步受到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农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良种培育推广、有机化肥、生物激素、无害农药、节水灌溉等方面,并正在从目前的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变。从经济学上看,农业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其带来的边际收益,如果大于其边际投入,才有效益可言。农业经营规模太小时,无法分摊技术进步的成本,限制了技术进步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

  举例来说,当一个10亩地规模的农户,与一位技术员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员指导服务一年,需要服务费100元。而技术服务后,由于规模太小,10亩地增加产量带来的增收,总计可能只有20元,连请技术员一顿像样的饭都不够,所以根本签不了合同,谈不上技术进步。再一例是推广节水技术,如果耕地规模较小,比如几亩地安装一个系统性的节水设备,需要每亩地分摊成本200元,就此在节水上就无法技术进步。而当一家几千亩地的农场,与技术员签订服务合同,安装节水设备,其每单位产量中的分摊成本就要低得多。

  我国农业耕地和牧场的规模都较小,农户耕种土地规模一般在5亩-10亩左右,并且由于承包时良次、旱水、平坡、大小搭配,即使这样规模的耕地也分散在各处,整合程度很低。在农业生产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没有技术进步,但是科技在农业中的进步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农村的科技推广站网破、线断、点散,许多难以为继,其原因就是他们面临的是千家万户几亩地小规模经营的农业,而不是像欧美那样几百亩到几千亩规模的家庭农(牧)场。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准则上看,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格局下,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么由政府财政养着,要么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加重农民的负担;政府怎样加大科技投入,都会让这些科技推广站消耗掉,农民得到的收益不会太多。

  总之,我认为,中国粮食产量不稳定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1978年以后村庄扩大占用耕地过多,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太碎,技术进步因规模和成本限制而缓慢推进。解决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限制村庄用地的继续扩大,加快撤村并镇和土地整理及复垦,放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耕地流转和集中,在规模和成本能接受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用限制城市化用地的方式来保证粮食安全。否则,南辕北辙,使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峻。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网络版)

  (编辑:林湄)

作者:周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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