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

　　历史人文资源是文化的重要构件，是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如何善待“祖宗”，怎样承传人文历史，这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课题。

　　一、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珍藏丰厚

　　广东历史悠久，地缘独特，历史人文资源积淀深厚。物质性的资源有历史名城和文物、史迹。非物质性的资源，要者如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名人文化，华侨文化，民俗技艺等。

　　我省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数量在全国居前列。至1994年止，广州、潮州、肇庆、佛山、梅州、雷州等6座城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有英德、连州、南雄等16座；至2007年5月止，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8个。

　　大量的文物和历史遗迹，为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的“亮点”。至2006年止，被国家确认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69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75处。全省文物点达5576处，其中古遗址1385处，古墓葬714处，古建筑1817处，石窟寺及石刻30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1088处，近现代典型建筑136处，其他文物点134处。 广州南越国宫殿遗址、博罗县横岭山先秦墓地、深圳屋背岭遗址、南汉德陵和康陵遗址，分别入选1997、2000、2001、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年，“南海一号”的发现和发掘，乃中国水下考古的一大奇迹，价值堪比兵马俑。再者，还存在着未及发现和大量散落于民间尚未统计的文物。

　　我省是全国最早接触外来宗教的区域。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本土的传播源远流长，宗教文化遗产丰富。公元六年，禅宗始祖达摩东渡广州传教，华林禅寺因之始建，是为我国最早的佛教圣地。光孝寺为岭南第一间佛寺和岭南佛教的重镇。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慧能弘扬“南宗禅法”的发祥地。惠州冲虚观为全国知名的道教圣地。怀圣寺为中国首座清真寺。圣心堂（石室）是我国最大的哥特式石结构建筑物，又是天主教广州教区的主教堂。

　　这里历史名人荟萃，不乏享誉全国乃至国际的伟人、先贤赵佗建立岭南史上首个地方政权——南越国，秦皇汉武之隆德，润泽“三陈”、“四士”之鹊起。尔后，杨孚撰《异物志》，牟子著《理惑论》，王范作《交广春秋》，黄恭续《王氏交广春秋补遗》……隋唐降，张九龄入朝拜相。岭南孕育了张九龄和惠能两大思想文化巨人，李扈、李裕德、韩愈、苏轼等一批朝廷重臣、饱学之士流放岭表，其继往开来之功业，推动了百粤人文的发展。宋代名臣包拯，“庆历四谏”余靖，广东唯一入祀孔庙的大儒——陈献章，湛若水承白沙衣钵，与王阳明齐名，黄佐著《广东通志》，屈大均之《广东新语》堪称“百科全书”。近代以降，广东人才辈出，许多“第一”盛产于斯。 广东名人开风气之先，与外来思想文化兼容发展，形成了爱国及乡、天下为公、敢为人先、廉洁奉公、融汇和谐的人文精神，塑制了威武不屈、百折不挠、科学理性的时代品格，引领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改革开放后，广东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的社会的巨大的变迁，无疑得益于广东的历史人文精神的浸润与支撑。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在经济领域，创办了大批实业，倡行“实业救国”；在政治领域，积极参与戊戌维新、民主革命、抗日战争等，弘扬了民族精神。华侨还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主体和媒介，他们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铺路搭桥，矢志不懈，留下了大批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遗产。广东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开平碉楼乃是华侨文化和侨乡文化的典型代表。

　　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孕育了具有岭南特色的风俗习惯、节庆、礼仪、文艺表演、工艺技能、民间传说、饮食习惯和地域性格特征等。我省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达36项。其中龙门农民画、小榄菊花会、吴川飘色等29个晋级为“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特色文化之乡”。各地的生活习俗、文化意识和性格特征，促进了广东的发展，是岭南文化的根源和亮点。

　　二、历史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

　　历史人文资源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文明的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可资汲取的营养源。其现代价值，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去理解：

　　（一）从认知价值上说，历史人文资源是现代文明的“老本”。如果要让历史人文资源转化为现代文明的资本，那么，“老本”的酵母功用当不可估量。马坝人遗址、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南海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海、深圳的沙丘遗址，揭示了远古时期人类在岭南的生态。南越国遗址，包括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国水闸遗址和南越王墓，见证了岭南首个地方政权的兴衰。“南海一号”(阳江)、“南海二号”（ 南澳）为近年中国水下考古的奇迹。华林寺是佛教在广东的经典建筑。鸦片战争后，广东成为抗击殖民侵略的前沿，身置中西方思想碰撞与交流前哨的广东人，始为全国瞩目。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民主革命、国民革命、抗日抗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或拓展，这些历史壮阔画面留下的人文资源，展示了先辈们探求民主与富强道路的曲折路程，显示了广东人民的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救国情愫，敢为人先、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取向， 这些“老本”，乃广东的荣豪，岭海的骄傲。认知之，不仅利于培育家园意识和人文精神，强化历史文化认同感和归宿感，还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二）从承传价值上说，历史人文资源是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源泉。广东的人文精神博大精深，近代广东代的思想文化，光彩夺目：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容闳的教育救国理念 ，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张竞生的节育优生思想，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振聋发聩，开一代先声，其开先的胆识和气魄、理念与贡献，乃不失为今天进一步解放思想的理论支撑。

　　先贤的精神理念，要者有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的精神，博爱大同的理念（如康有为），能上能下的风格（如唐绍仪、陈少白），廉洁奉公的品格（如陈瑸、包拯）、 舍生取义的气概（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周文雍、陈铁军）、急公好义的精神（如华侨、慈善）等等。而自强不息精神，既是几千年来，广东芸芸众生所禀赋的最朴素的精神。自宋末文天祥留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之千古名句始，爱国主义精神得以传承与弘扬。降及近代，陈连升与“节马碑”、三元里抗英、遂溪人民抗法——广东儿女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奋不顾身、舍生取义。榜样的力量，思想的引导，精神的鞭策，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诚可为广东的腾飞，为中华的伟大复兴，增添强大的驱动力。

　　（三）从创新价值上说，历史人文资源为现代文明奠立底蕴。历史是脉承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可视为广东历史人文精神的精髓。现在一些非洲国家几乎没有文化，语言也保存不住，就是缺乏文化传统。百年来，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都动不了我们民族的根性，历史人文传统精神意义深远。可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培养我们民族的根、民族的元气。从历史人文资源中体悟理性，吸取智慧，乃在于为新时期的文明创新积淀底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文化创新，其取向之一，就是在传承历史人文资源的基础上创新，这才具底蕴、富有生命，充满活力。

　　师古不复古，法古不泥古，变古适今，古为今用。这是我们传承历史人文精神的立场与态度。时下，一些人视“风水”若神明，甚至有“学者”在凑热闹。不免有失科学和理性。再者，个别地方借弘扬历史文化，把当地封建朝代的一些贪官污吏也抬了出来，大唱颂歌，这又是不足为训的。

　　（四）从学术价值上说，历史人文资源彰显了个性与共性的互动。历史人文资源，大多呈“个体”、“独立”状态。其特色彰显，时空性凸现，这也为我们研究时空的文化现象提供了鲜活的典型。任何“个体”或区域文化都有其局限性和狭隘处，“一省之内的不同辖区也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我们不能只看到大文化圈的共性，也应该认真辨析其中各个小文化圈的个性。”，“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区域研究作为基础，宏观的整体中国文化研究难免会出现蹈空之缺失。” 对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的“个体”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的整体把握，而深刻个性与共性的类比，利于拓宽岭南文化的研究视野，深化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知与感悟，升华广东历史人文精神的底蕴，从而为推动岭南文化的学术升华奠定坚实的基础。历史人文资源构成区域文化特有的底蕴，也是区域文化在现实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因。例如，研究珠江三角洲文化，有利于加强珠江流域各城市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文化认同和产业合作。研究、传承和弘扬华侨文化，有利于促进广大海外粤籍华人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和对家乡、对祖国的眷恋，强化岭南文化、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五）从利用价值上说，历史人文资源是发展文化业态、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地方品牌。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业态”，历史人文资源正是我们发展文化业态的重要资源，具有品牌效应。通过旅游、教育、传媒、学术研究等诸多渠道，让历史人文资源的价值得以发挥。现在省内诸市重视品牌效应，开平的碉楼，阳江的南海一号，广州的六榕寺、光孝寺、南海神庙、陈家祠、黄花岗、黄埔军校，东莞的虎门，新会的崖山遗址，南雄的梅关古道和珠玑巷，曲江的马坝人遗址，深圳的大鹏所城，澄海的陈慈黉故居，湛江的寸金桥；中山的孙中山、郑观应，珠海的容闳、唐绍仪，南海康有为，新会的陈白沙、梁启超，花县的洪秀全，韶关的张九龄、余靖，新兴的惠能，饶平的张竞生，吴川的陈兰彬，梅州的叶剑英，茂名的夫人，大埔的张弼士，海丰的马思聪，肇庆的包拯，潮州的韩愈，连州的刘禹锡等等，都是可以提升城市知名度的历史人文品牌。

　　城市的发展借名人品牌效应，有利于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度发掘和广泛弘扬，吸取先贤思想智慧，赋予城市更高的文化品味，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城市的文化个性和品位，已成为发展的引擎。中山的“名人立市”效应，在全省是首屈一指的。

　　旅游，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行了解、体验，从而获得丰富阅历和精神享受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因此，历史人文资源是旅游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之一。旅游也是传播历史人文资源的途径之一。，缺少人文内涵，再美的风景都会失去灵性，降低旅客的兴趣，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要把零星分散、内容单一的历史人文资源串珠成线，整合为有内在联系的专题，可以丰富我省旅游业的内涵，提升旅游业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打造历史文化品牌是旅游业之魂，凸显区域个性，以积淀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各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乃挖掘历史人文资源现代价值之要义。

　　三、加强对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历史永恒，文物不能再生。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无疑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广东在保护历史人文资源方面，总体说来是有历史责任感的， 但也有令人不尽意的地方。比如粤西某市在修葺明代“双峰塔”时，不是修旧如旧，而是用灰砂将旧砖墙给“批荡”，红墙变成白面了。如果说，这种破坏文物的举措是政府官员的“无知”的话，那么，民间的“无赖”更令人发指：广州市越秀北路一面有82年历史的民国“美丽”牌香烟广告墙体画，开发商竟于看护人员稍离几分钟瞬间，把墙体毁了，惨不忍睹！ 鉴此，我们大声呼吁，在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要从认知理念上、制度上和法律上三手抓，三手都要硬。

　　理念上，自上而下，在政府和官员层面确立保护文物的意识。政府按法规办事，不能唯经济是图。不重视历史文物保护固然可“恨”，过分“开发”历史文物景观诚然可“憎”——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对历史文物史迹呵护至“添金贴银”， 致令周围景观“天下熙熙”；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文物的保护即“徒叹奈何”，以至“无所作为”，甚至连基本的保护责任都“拱手相让”，导致文物保护单位的周遭环境江河日下。

　　自下而上，应改变民众的“事不关己”和“趋利”心态，通过旅游、教育、传媒、学术研究等各种渠道发力，向民众普及和弘扬历史人文资源，使之了解本土历史人文资源，从中获得知识和经验，体认其价值，激发使命感，从而主动去保护和珍惜他们身边的“无价之宝”。

　　制度上，要健全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体制。从制度上协调政府各职能部分的权限，使之成为历史人文资源的捍卫者。省里可考虑设一个专门的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联络办公室，负责采集和发布历史人文资源的相关信息，协调文管、规划、旅游、城建等各个部门在历史遗迹和文物古迹上的纠葛。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各级政府保护历史人文资源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强化地方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职责，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监督机制。舆论监督为批判的武器，切实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以增强地方政府保护历史人文资源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工作的透明度。

　　公众的参与是历史人文资源保护的重要环节，在对历史人文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公众应同决策者、专家一样，有权、有责了解和参与每一步骤。可建立透明、开放、公正的公众参与机制，防止政府的 “无知”者与投资商中的“无赖”者在利益均沾的交易下“暗渡陈仓”。可否尝试仿照澳门成立“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的做法，建立“民间历史文物关注协会”，给文物装上金睛火眼。

　　法制上，可借鉴香港、澳门以及欧洲的文物古迹开发与保护的成功经验，结合广东实际，制订切合实际、易于操作的细则和专项法规。例如，《名人故居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细则》等。

　　加大地方财政对历史人文资源保护资金的投入，专款抢救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征集传世文物、保护重要文物、濒危和稀有的民间文化艺术品种，保护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文化遗址；积极争取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和国外其他专业团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的投入；鼓励企业捐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设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彩票、奖券等，筹集资金。创新体制，实现人文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化和产业化运作。提高文化行业市场化程度，利用文化产业的力量，促进文化遗产的深层次开发。

　　重视历史人文资源现实价值的保护、利用，使之成为推动广东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作为历史作业者的一员，我们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统计（至2007年5月31日“第三批”止）。

　　⑵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1989年版。

　　⑶报载：新近清远市在飞来寺旧址之溪谷中，出土5座隋唐时期的袖珍宝塔，参见《飞来寺掘出5座隋唐袖珍宝塔》，2007年11月8日《广州日报》。又，广州市在中山四路发掘一条古河道及西堤，出土明清文物1360多件（套）。《广州工地挖出古河堤出土千余件文物》，参见2007年11月8日《羊城晚报》。可见地下文物尚难以估量。

　　⑷王 杰：《升华历史资源 催生文化资本》，王 杰等著：《广东历史人文资源探微》，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孙中山研究所与环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6年澳门版，第1页。

　　⑸参见张金超：《名人故居：解读名人 承传文脉》，《广东历史人文资源探微》第37~50页。

　　⑹宋代任端州知州的包拯，离任不带走一块端砚。清康熙年间的广东籍大吏陈瑸，累官福建巡抚，浙、闽总督，但清廉卓绝，康熙帝称之为“苦行老僧”。

　　⑺《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⑻章开沅：《序》，王远明、颜泽贤主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⑼新近，韶关市始兴县发现一座被重山围绕的明代石头城。参见2007年11月3日《广州日报》。又，清远市阳山县最近发现“古长城遗址”。参见2007年8月7日《清远日报》。

　　⑽《文物看护人只稍离几分钟，‘美女’广告竟灰飞烟灭》，2007年11月6日《广州日报》。

　　⑾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郑观应故居前有一条麻石铺砌的石街，条石被移走，取而代之的是水泥路。又，汕尾市陈炯明故居门前的影壁贴上了琉璃瓷砖……

　　⑿仅举一例：清远市清城区农民挖得一批汉代文物，共12件，悉数上交国家。《村民毅然上交挖出汉代文物》，参见2007年11月6日《广州日报》。

　　（作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 杰 宾睦新）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