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潮汕文化研究为例

　　民性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是指民族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是指国民性，对于一个地区来讲是指地方群体人格。

　　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是维系民族统一而不破灭所必需的内在纽带，而民族性格是根植于人的内心的文化模式。 所谓“人的内心的文化模式”指的就是文化心态。可以说，民性（群体人格）和文化心态是从两个的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的表述。

　　按照李亦园教授的看法，自然、他人、自我构成了我们所要面对的整个世界。而物质文化、社群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我们改造这个世界的产物。这个世界是完整的，因而文化这三个层面也彼此相关，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文化系统的三个层次有着很不相同的素质：物质文化的层面是最活跃的因素，它的特点最容易被发现，但也最方便交流，容易变化。社群文化的层面是最权威的因素，成文的和约定俗成的制度规定着文化整体的性质；只有在受到异质文化剧烈的冲击，才会改变。处于精神文化的层面最为保守。特别是其核心层，也就是文化文化心态的层次，非常稳固，即使受到异文化剧烈的冲击，也不容易改变。它是文化的灵魂，是它使一种文化能够成为独立类型。同时，对这个层次的内涵的把握也相对的困难。

　　因为这样，学者们对文化特征的概括，在物质文化层面，看法接近，越是到深层次，分歧也就越多。从这20来年的潮汕文化研究成果看，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上，学者们对潮汕文化特征的把握基本是一致的。 而在潮汕文化的文化心态层面，学者们的看法就有比较大的距离。

　　如何更加科学地去把握一个地域的民性或者说一个族群的群体人格呢？这里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一．有关民性研究的理论问题

　　我们在谈到自己去过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大概都会特别提到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什么是“风土人情”？风土是一个地方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状况，气候状况等等，同时有一群人在这个环境中生活，并创造出适应这个环境的一套风俗制度。可以这样说，风土是一个“环境—社会—文化”有机结构。人情是指这个地方的民情，可以理解为文化体现在这群人身上，与其他地方的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精神层面上的体现，就是我们所特别留心的民性。

　　民性从何而来？是先天条件赋予的呢，还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我们先把前人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简单梳理介绍，并略加评论。

　　强调民性由先天条件赋予的学说，有两类。一种是强调人种决定民性，因此就有优等民族、劣等民族的区别。这种学说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了。另一种学说强调环境影响决定民性，这中间又有不同的各种主张。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环境是自然地理：大地、山川、气候、物产等等。传统的环境决定论者认为，正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这种物质背景，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民性。但是，现代的环境论者认为，这种最基本的物质背景已经不是天然状态的存在，它只能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具备了某种意义的自然。而且，在现代的环境论者看来，这种人类改造下的自然，只是环境的一部分，它和社会、文化结合在一起才是人类面临的整个生态环境。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风土”。

　　事实上，风土指的是人的群体生活空间，它既是规定了生活于其间的人群的活动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是在人群的活动中形成的社会环境。于是，风土便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基础，也影响了一个地方民性的造就。从这个方面看，与其说是自然地理环境直接地影响民性，不如说是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而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而对民性发生影响。面对自然地理环境，人们并不是无所作为地受其制约，而是以多种方式与之相适应的。这种相适应的模式便形成了某一个人群的文化，它的核心就是民性。

　　在明代的潮州地方志上，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风土与民性形成的联系已经有了非常自觉的认识。比如，林大春撰写于隆庆年间的《潮阳县志》论潮阳的“乡间之俗”，就把一个地方的风土与民性联系起来：

　　惟峡山至于黄陇，爰及贵山，同条共贯。农士攸分，质文强半。江口鱼蓑，牛背牧笛，欸乃相闻，樵唱山隔。中有故家，杨陈范蔡。礼仪是敦，宾主百拜。暇日登临，骚墨间作。或仕或隐，扣槃为乐。

　　惟隆井至于举练，地产鱼盐，俗长会计。一水之隔，乡音各异。宛彼中洲，渔人所利。田高弗雨，水车作苦。海水漂流，田禾半死。风景不殊，人才间出。习尚稍差，文法是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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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峡山、黄陇、贵山三都，地处练江中上游平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是潮阳县农业最发达的区域。地方富庶，人文鼎盛，有渔樵耕读之风。其民性，文质彬彬。隆井、举练两都在练江下游。隆井滨海，田地低洼，容易受到咸潮侵害；举练在北山麓，田园高亢，容易受到干旱威胁。两地都不利于发展农业，而盛产鱼盐，人多经商。其民性，精计算，好诉讼。林大春还讲述了潮阳其他地方的情景，这里不再引述。总之，他已经很自觉地把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社会生活、文化状况，同当地的民性联系起来。

　　那么，风土如何与民性形成发生联系的呢? 从林大春所举的例子看，不同的自然环境，像气候气象、地质地形等等，规定了不同的劳动的形态和内容，导致了从事劳动的人们有着某种特色的职业习惯和共有生活模式与行为模式，结果，他们开始有了同居一乡的意识和自觉，形成了某种乡土性格，也就是一个地方的民性。

　　现代的环境论者的第二个观点是，风土对民性的影响，呈现出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减弱的倾向。这个观点，关系到强调文化传统继承性的另一种学说。

　　强调环境影响决定民性，实际上是强调文化的本质是适应性。但是，一些学者反对这样的学说，他们认为文化现象不能只用适应性来作说明，文化主要地表现为传统性和持续性。就是说，一种文化模式一旦建立起来，就会被创造它的人群所捍卫并保持下去。这些学者主张，反对改变正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无处不在的特征，每个社会的规范和风俗都渗透了情感的意义。这种情感的授予是非理性的。人们执著于一种文化不是因为它合理，而是因为它是风俗。除非处于某种特殊的环境中，人们是不会轻易拋弃其风俗和文化偏好的，即使在有利选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一个文化系统一旦生成，一个地方或说一个群体的民性一旦被造就，就会被继承下去，很难改变。在这个时候，决定民性的主要是文化传统，环境的作用逐渐减弱。

　　然而，当一个社会力图调节和改变环境时，它将会作出一些文化创新。同一民族或者地方群体，在不同时期，文化有极大的差异，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变化进行文化创新的结果。这是因为文化首先是环境适应的产品。任何人群要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具备某种适当的技术，并形成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制度。这是群体的生存和延续所必要的。民性的造就，也是为了适应一个具体的环境。其次，环境总是不断改变，比如人口增长，技术进步，制度改变，整个群体迁移到了新的地域……等等。这时，与前辈的实践相适应的文化传统不再适用于后辈。在新的环境里，老一辈已经不能为新一代提供适当的行为模式了。于是，那些已变得不适应的风俗和实践很快就被抛弃，人们被迫调节自己的行为，修正文化传统，以应付变化着的前所未过的环境。这就是文化的变异。文化的变异是一定要发生的。除了相邻社会不同文化不可避免的影响之外，还有它本身的原因。一种文化模式为适应环境而产生，当环境发生变化，文化模式也随之改变。从这一点看，文化有时段性。因为环境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不可能永恒不变。这样看来，文化的适应性和继承性对于民性的造就同样重要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同意文化具有继承性，我们还必须具体说明一个人是如何“习得”被他所在的社会群体认同的传统信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使自己被规范进某个文化系统之中，具备这个社会群体的民性？

　　在上面这句话里，关键词是“习得”。“习得”就是“学习到”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文化。这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文化人类学家受弗洛伊德心理学说的影响，非常关注“育儿”方式如何使个人接受和延续群体文化。他们的意见是：这种“习得”的过程从人一生下来就开始了。从婴儿出生之时起，人们就用他们那个社会的文化标准来铸造他，让他学习到合乎风俗和传统的一些东西。孩子只能把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来接受。而且，在他们成长以后的生活中，也将按照这些方式去做，也就是说，孩子继承了他所在那个社会群体的文化传统。

　　现在看起来，只从“育儿”方式去说明“习得”或者“教育”过程实在过于简单。或者应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同人的一生相终始的“自我教育”的过程。实际上，对于个人来讲，群体性格的获得，童年的教育的确非常重要。但在他成长以后不断重复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包括宗族的、宗教的、社会风俗的、经济生活的实践过程，对于群体性格的获得，也同样重要。

　　二．如何进行潮汕民性的研究

　　什么是潮汕民性？潮汕民性是指潮汕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共有的具有相对延续性的观念与行为模式。

　　李亦园教授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民族性这些研究成果，说：

　　项退结的《中国民族性研究》一书，已属有系统的分析研究，与林（语堂）、辜（鸿铭）二氏较属文学家的全貌性、印象性的观察已颇有差别，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较早期的研究，缺乏严格的科学定义与标准。至于对中国民族性的科学研究，却有待人类学者与心理学者的携手合作后才真正开始。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和同在台湾大学任教的杨国枢教授，约集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史学、精神医学者多人，进行“中国国民性”的集体科际研究。最后把中国民族的性格概括为三点，每一点都有详细和正反两面的描述。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1972年出版的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专刊《中国人的性格》来阅读。

　　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学者们对潮汕民性或者说文化心态的分析，基本上也属于李亦园教授所说的全貌性、印象性的观察，缺乏严格的科学定义与标准。因而难免也像中国人的民族性研究一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研究潮汕文化对潮人群体人格的影响，最科学的手段，当然是像李亦园教授那样，组织一个多学科专家的研究班子，进行集体研究，设定严格的科学定义和标准，重视数理统计，使研究结论尽量可观。但是这样的高要求 ，需要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来支持。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怎样才能把研究作的更好呢？我想，下面几点是应该做的：

　　第一，有必要了解以前有关潮人品格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评论。

不光要关注学术成果，也关心报刊、网络上的报道和议论。记者和网民的话语措辞或者会比学者们偏激，但他们的眼光有时也会比学者们犀利。

　　不光注意潮汕人自己写的东西，也注重外地人对潮汕民性的评论。外地人会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来看潮汕和潮人，他们是怎样看的呢?在他们的议论中有着很出色的内容。有些东西本地人习而未见，以为理所当然，而在外地人眼中，却十分新奇，因此被记载下来。这样的事很多。

　　把同一个时间里外地人写的东西与潮汕人所写的东西加以比较，分析其异同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印证记述的正确性，也可以了解潮汕人怎样给自己画像。

　　第二，尽量关注和利用潮汕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开展对潮汕民性的基础文化的研究。

　　研究潮汕文化对潮人品格形成的影响时，除了儿童教育之外，将把重点放在宗族、宗教、风俗生活等方面。

　　宗族组织规定了群体和个人的关系，风俗制度则形成群体的行为方式的基本模式，宗教生活加强了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连带意识，发挥统合群体的核心作用。这些要素彼此关联，形成了一个群体的基础文化。正是这个基础文化影响着民性的形成。

　　这个基础文化就是我们常常提起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产生于乡土社会，以民俗形式存在。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往往展现了独特的地域特征。以戏曲为例，宋元之间，流行北于方的杂剧和流行于南方的南戏，演唱风格就很不相同，北曲急促雄劲，南曲舒缓柔美，都是地域特点。演化到现代，地方剧种繁多，也各有特点。自从徽班进京，京剧大盛。演员为了成为名角，在演唱方面特别下工夫。同一出戏，同一套唱腔，不同的名角，可以唱出各自不同的韵味。戏迷进戏园子，是冲着“听戏”而来。流传于潮汕、闽南一带的潮剧，是从温州南戏发展过来的，唱腔柔和优美，继承南戏的演唱风格。潮剧多在乡间广场演出，表演技巧比唱腔更能够吸引观众，表演技法最为丰富的潮丑，就成了潮剧最受欢迎、最有特色的一个行当。戏迷挤戏棚前，是为了好好“看戏”。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正是这样保持着它五彩缤纷、面目各异的文化形态。从民间文化事象的角度切入，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了解生活在某个地域文化圈的人们的思维习惯和价值标准，生动地把握到他们的心理世界。

　　第三，尽量关注和利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开展对潮汕民性演化的研究。

　　潮汕文化的特色就在于民间文化的积淀厚重、内容丰富。不过，民间文化也并非固定不变的东西，需要在历史的脉胳中去把握。潮汕民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需要在历史的脉胳中去把握。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政治上的变动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个变量。

　　比如，宋元以后，潮州从福建特别是闽南接受了大量的移民。福建因为人多地狭，经商成为习俗。移民把这种习俗带到潮州。对这种历史过程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潮汕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具备了重商善贾一类品质，而逐渐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同样的，像行海禁、开海禁这类政治制度变化的历史，也会对潮汕民性的变化产生很大影响。

　　第四，把典型人物的研究与一般潮人的研究结合起来。

　　什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典型人物，其实并没有客观的标准。已经有很多文献记载和传记著作可资我们参考。我们并不忌讳这些材料中主观意识的掺入，反而觉得这些材料是我们了解潮汕民性的一个途径。

　　典型人物之外，一般潮汕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虽然潮人的群体性格可能更加集中地表现在典型人物的身上，但我们有必要在更多的小人物那里取得验证。

　　（作者：黄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教授）

　　（本文为200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一等奖获奖论文，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