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如何处理与媒体关系恐怕是各级政府都要面临的一种挑战。笔者曾经参加过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美学习。通过到犹他州的考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分析案例，以及与美国学者进行讨论交流，了解到美国各级政府从法律上没有能力控制新闻报道，媒体重大报道出现失误，记者可以不承担责任。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记者为了抢新闻，有时并没做深入的调查和核实就发表。有时甚至会出现大量的角度不同、立场各异、互相矛盾的报道，这不仅使公众难辨真伪，往往也给政府工作带来被动。美国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这种弊端，采取各种对策积极与媒体合作、主动引导新闻舆论。通过引导控制舆论，管理新闻。

　　让新闻为我所用。美国政要们考虑到新闻的重要性，以积极的态度处理新闻，将其视作为之服务的对象。美国白宫颁布每项政策，总统要花一半时间通过新闻媒体传播。美国人毫不讳言，白宫的日常新闻操作就是引导舆论。每天早晨新闻秘书同白宫官员围绕昨天或当天的美国新闻进行讨论，他们讨论希望新闻朝哪个方向发展，白宫的立场是什么，然后得出统一意见后，通知政府新闻机构，向白宫新闻团谈观点。新闻团有200多名记者。这些人根据白宫的观点采取各自的立场去报道。克林顿的新闻秘书认为这是成功的做法。他表示，4次中有一次能找到我们想要的新闻，有两次反映了我们的观点，但有一次新闻界不听我们的想法。

　　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人有一种思维定势，愿意相信和想象。一旦发生什么事，愿意朝某个方向想。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由于竞争的需要，记者马上报道，出错了再纠正。记者往往也辩解，这不能怪新闻本身，因政府没出面去说哪个信息正确。实际上，美国的记者能从政府官方得到很多信息，所以记者也都想从政府那里寻找更多的新闻。这些都为政府引导新闻创造了有利条件。

　　美国民众通过媒体了解国外的信息很有限，对别国的有些认识也是负面的居多，有很多片面性。这与宣传报道有很大关系。美国电视节目频道多、时间长；报纸的页数多、发行量大。但报道国外的新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少得可怜。

　　站在记者角度看问题。为了搞好引导，美国政府官员往往站在记者角度看问题，研究舆情。笔者在犹他州卫生署参观考察时，州卫生署官员介绍说，在盐湖城举办冬奥会期间这里就是为其服务的应急中心，除疾病监测外，还进行信息监测。共有11条电话专线、两台全天播放的电视（一台播当地新闻、另一台播全国新闻）、6台电脑、一台大型投影仪以及收音机等设备专门用来监测每天发生的事情和信息，大小事情都不放过，从中发现可疑事件。如果断电，还有备用发电机、一部卫星电话等应急设备，如果这些都失去联系，还有一个20人的“红色代码队”可立即转移到另一地进行通讯联系。在服务中心墙上有3块板，一块记录每天发生的普通疾病，一块记录有可能大面积突发的关键性流行病，一块记录各种谣传、小道消息。每块板上还标示着哪项工作由谁负责、联系方式。每天中午所有人员开一次碰头会，研究舆情，研究事件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后果，选择什么时机及怎样公布，如果大家认为某件事情将成为新闻的话，应如何尽快先发布，在没成为新闻前就将其引导成政府所希望的结果。

　　把握合作与控制之间的度。在应对危机时，美国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与媒体合作、控制新闻发布是处理危机的第二项重要任务。记者都有倾向性。他们认为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如果政府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记者就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信息加以报道，这些信息可能失实或道听途说，难免会造成受众的思想混乱。政府要尽快有自己的声音。取得媒体对政府的信任不是把所知道的所有问题都告诉记者。核心的原则是根据政府的需要告诉记者，这样的信息要准确、详细。如果没有可信度的新闻，就会失去公众的信任。比如在2001年美国出现炭疽病危机时，为应付媒体和其他方面潮水般的询问，邮政服务的公关部门组建了一个通讯指挥中心，其30部电话和15台电脑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工作。他们与哥伦比亚特区的媒体公司每天举行远程会议。会议通话结束后，美国邮政服务的发言人立刻就出现在镜头上发布最新消息。目的是以主流的信息引导舆论，安抚民众，争取可信度，以正视听。

　　(来源：《中华新闻报》)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