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著名的传播学家、社会学家对媒介与政府的关系及媒介的民主角色等问题多有论述。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认为，传播是民主的中心，它不仅扮演着联结公民的角色，而且扮演着解答个人与社会利益矛盾的角色。

　　他甚至宣称：“传播是人类生活唯一的手段和目的。作为手段，它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并能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作为目的，它使人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彩、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新闻传媒的社会调控，指国家、政党、社会集团和行业组织利用物质、法律、政策及规章，对新闻传媒行为进行强制性的管理与约束。

　　中国与西方各国，对于新闻传媒都无一例外地进行着必要的社会调控，其中的方式与手段也有相似之处。由于国情和法制及文化的不同，中西各国对新闻传媒的社会调控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点和思路。

　　就新闻传媒的社会调控而言，美、英、法三国有不少相似之处。这里以美国为例进行分析。美国新闻界奉行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方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政府和政党的直接操控。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和平时期没有实施新闻检查的权力。然而，政府能够运用多种手段对新闻传播的若干环节施以影响，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

　　政府实施的调控包括硬性调控和软性调控两大类。硬性调控是政府以司法行政权强制实行的调控；软性调控是政府通过其他渠道实行的非强制性调控。

　　在美国，政府与新闻界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因此，软性调控是政府更经常采用的管理方式。政府拥有庞大的公关网络，有效控制着公务信息。新闻界十分忌讳媒介充当政府的传声筒，却往往不能摆脱政府消息来源的软性摆布。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杰·希尔斯曼所言：“他们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消息公之于众。”

　　政府拥有直接调控信息的多种手段。政府一般采取笼络新闻界头面人物的方式。历届总统都力图同新闻界头面人物建立个人友谊，对报刊发行人、广播电视业主礼遇不菲，并在媒介内部培植代理人或拉拢部分记者。

　　政府还采取积极塑造电子形象，左右公众舆论的方式。“媒介喜欢戏剧般的个性。国会是难以个性化的，最高法院是冷漠的，官僚机构则令人生厌。而总统班底向媒介提供使政府戏剧化和个性化的黄金机缘。”

　　中西新闻媒介在社会调控上形成的共识是，新闻自由是宝贵的，是民主国家的支柱之一，但新闻自由又不能滥用。保护新闻自由和防止对新闻自由的滥用，决定着新闻传媒社会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积极角度考察，调节监管新闻传媒，正是为了使新闻传媒更有效地运作，为了更好地推进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也是为了使新闻传媒更全面地为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服务。

　　“传媒是政治的战场”。政府如何借助媒体塑造出自己的形象，这是各级政府都面临的一个工作问题。有人讲，凡是成功的政治家，大都是媒体的好朋友。如果他惹怒了媒体的话，那离他的政治生涯的结束也就不远了，古今中外，基本这样。据怀特海说，“在美国，如果新闻界还没有准备好公众的思想，那么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都不可能成功。”

　　媒介对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发布政治信息，追踪政府动态。（二）解释政府纲领和决策，以利其顺利推行。（三）提供方方面面意见，供决策者参考。（四）塑造政界人物形象，提高各种政界人物的知名度。

　　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焦点，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能左右政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新闻署在内的庞大新闻传播体系。政府离不开媒体，反过来，媒体同样也需要政府，因为政府是政治新闻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媒体如果和政府主要领导关系搞得很僵，得不到重要的“独家新闻”或“内部新闻”，那么就难以吸引受众，发行量、收听收视率下降，那是媒体难以承受的。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新闻事业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根据党的统一部署工作，积极、准确、生动地宣传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并且组织和引导群众贯彻执行，使党的政策化为亿万群众的自觉行动。

　　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各种传播媒介都掌握在垄断资本家手中。这种性质决定了西方新闻媒介必然要充当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要竭力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服务。

　　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诞生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历史，经历了政党报纸、廉价报纸和现代资产阶级报纸几个发展阶段。在演进过程中，它无论在写作技巧还是在版面编辑上都日趋成熟，越来越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观点，从而给人造成一种客观公正的假象。西方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并不像它自诩的那样是超阶级、超党派的，它作为垄断资产阶级手中的舆论工具，必然要充当垄断资本家的代言人，为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近代新闻工具是作为社会公开性媒介问世的。它表明了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传播媒介是民主政治的推进器，通过政治新闻报道和政论引导，使新闻媒介具有组织政治舆论的功能，从而使现代的政治生活深入人心，有力推动政治变革。

　　新闻媒介通过传达广大人民或某个党派的声音，把群众中分散的、粗俗的意见组织起来，集中、升华为更高水平的系统政治观点，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的程度上普及社会舆论，推进民主建设，这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形式之一。在现代社会，没有新闻媒介，就无法充分表达人民的愿望，人民群众也无法广泛地参与社会管理。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舆论大都是广大群众对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愿望，有肯定的观点，也有反对的观点。这往往是群众对国家政策从多方面做出的评价。这既是一种民主气氛，又是参与国家管理的表现。一旦管理者根据群众的评价重新调整政策，就标志着政治生活出现变革。

　　新闻媒介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社会，社会全体成员不可能对一切问题都抱有相同的见解，但毕竟会有些人持有相同的见解，新闻媒体借助报道事实，发表重要言论，把那些持有不同或相同意见的人吸引到同一个方向，从而采取相同的态度，这就发挥了组织舆论的作用。这是发现先进思想的途径，又是弘扬真理、推广社会决策的最好的方式。社会行政主体或进步党派，运用新闻宣传能把少数人的正确意见转化为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新闻媒介组织舆论实际上是实行民主制、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

　　新闻宣传坚持正确的方向，用真理统一人民的意志，统一人民的思想，统一人民的行动，就能使政府有效地实行社会管理。

　　新闻舆论监督也是促进社会管理部门改进工作、克服各种工作失误的有效方式。这种监督，一要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增加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二要监督滥用权力，清除腐败现象，促进为政清廉。新闻媒介在批评报道中，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并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目的在于克服官僚主义，避免各种工作失误，密切领导机构和群众的联系。任何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都欢迎新闻媒介广泛发表人民的意见，对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没有这种舆论监督，政府就不能履行人民的意志，实行正确的管理。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

　　在如何应对媒体上，我认为政府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政府应该转变思维方式，适应新环境下的施政，尤其是适应在新闻媒体关注下施政。过去经常讲，政府要接受人民监督，在现实中，这种监督往往是通过传媒反映出来的。对公众反映强烈的重大问题，各级政府必须有所交代，这是负责任政府的基本原则。2003年中央和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建立发言人制度，是一个好的开端。各级政府部门应该以正面的方式面对媒体，不应随意拒绝媒体采访，而应该通过媒体向大众解释政府的政策或行为的理由、过程、结果等，通过解释达成社会的共识。

　　其次，应进一步发挥传统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的作用，让他们在社会舆论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西方国家中，尽管有发达的网络，但传统媒体仍然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国内传统媒体受到许多制约，包括地方和部门权力机构的制约，导致在一些重要社会问题上网络常常扮演主角。为了消除网络媒体过分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应更加开放，更加主动，受更少限制。同时，对网络中存在的负面现象应该正面引导。

　　无论哪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要以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为重，这也决定了在大多数时间里、在大多数地方，媒体和政府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的状态。一旦有一方立意要打破这种平衡，双方都会遭受很大的伤害。媒体与政府理想的关系状态应该是相互依托又相互制衡，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应该相互协调。平衡不仅是政治的艺术，也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艺术。理想的关系就是工作关系，各司其职。媒体依赖政府的消息来源，同时也对这些消息提出质疑，验证，这就是媒体监督政府。

　　(来源：《新闻前哨》)

（编辑：莫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