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9月,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在波士顿创办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报纸《国内外要闻》,由此拉开了一个超级传媒帝国诞生的大幕。美国崛起的300年,也是传媒业持续繁荣的300年,传媒是美国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参与者,也是美国社会的重要构造者。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就美国人的精神状态说过这样诙谐的话:“美国人可以省掉别的一切,只要他们有面包和报纸就可以生活。”美国著名记者马文·卡尔布称:美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媒体—政治”时代。可以说,美国媒体在美国社会特别是美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我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与美国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国对媒体的管理方式和美国也有很大的差别,对美国媒体管理和运行方式我们一方面不能不顾国情,简单照搬,另一方面也要认真研究,提炼出其中有益的成分,大胆借鉴。美国传媒业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对中国的新闻管理有着深刻启示。
一、站在中国崛起的高度,争夺全球话语权,布局中国传媒业的未来
按照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观点,美国的霸权是由“硬力量”和“软力量”共同支撑起来的。所谓“硬力量”指的主要是美国的军事实力,“软力量”主要来源于文化等。奈甚至指出:“仅仅依靠美国文化的普及,就足以奠定美国的领导地位。”今天,放眼全球,我们发现美国能称霸世界,也不仅是因为他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因为它拥有强大的传媒业。美国依靠一批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将触角渗透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世界事务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主宰着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话语权。
即便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包括多数主流媒体也大量复制着美国传媒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很多中国人,从高级官员到基层干部,从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尽管足不出户,在信息掌握和立场观点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美国传媒的巨大影响。调查显示,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的原始信息来源于美国媒体的约占80%,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国内主流媒体在内的国际新闻节目,多数都是从美国购买的。著名学者李希光甚至认为:“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由于全球媒体强大的新闻垄断,特别是国内网络的自由畅通和发展,国际上重大的新闻议题的柜架设置权正悄悄地从中宣部和外交部手里转移到美国媒体和美国政府手中。”他甚至认为在新闻的构建框架、选择和忽略上国内媒体越来越依赖于美国媒体为主导的全球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传声筒。
中国的崛起,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崛起,更应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崛起。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话语权的做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要想在捍卫国家利益上赢得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要想准确地传播各种重要新闻事件和我们的观点,要想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要想传扬中国人民健康向上、和平友好的形象,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要用新的视角看待传媒业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现在我们把媒体看成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媒体的重视。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美国政府对传媒重要性的认识也启示我们,还需要站在中国崛起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高度认识中国传媒业的现状,布局中国传媒业的未来发展,要通过加快中国传媒管理体制的改革大幅度地增强中国媒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要通过培育一批领导性传媒提升中国媒体在世界传媒格局中的竞争力,要通过加快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步伐,发出中国的声音,阐明中国的观点,从而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利益,更加准确地传播中国的形象,更好地弘扬中国文化,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才会真正到来。
二、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出发,看待传媒业的地位,研究新闻执政问题
到过美国的人都会发现,美国政府对传媒的重视程度简直难以置信。一位白宫发言人的说法是“传媒执政”,意思是说美国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传媒实现治国理政的。美国传播学者W·兰斯·班尼特指出,新闻在美国是“理解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于是依靠传媒,利用传媒,操控传媒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传媒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也逐渐形成了美国政府的执政理念。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把这些工作作为从政的必修课,美国社会也把这些看成政治家的能力和素质之一。
利用新闻媒体来正确认识世界,完善公共政策,推进各项工作,提高执政本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急迫的战略任务。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来引导舆论、凝聚人心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最有效。最经济、最快捷的途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也将新闻媒体上的信息当作了解外界并据以寻找行动依据的最有效、最经济、最快捷的途径。
各级政府和官员通常都掌握着一定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他们利用传媒发布政务信息,动员民众力量,引导社会舆论,平息公共危机,树立政府形象,也就是所谓的新闻执政。然而,现在国内多数政府部门和官员对新闻的认识还停留在把它作为宣传部门或者媒体自身的事,停留在把只做不说或者少说多做当作作风务实,把善于利用媒体擅长宣传当成作风漂浮,可以说这种认识与新闻执政的理念相距甚远,更没有把新闻治国提高到执政能力建设上来理解。领导干部的传媒素养如何,绝不单单是其个人素养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执政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这说明党中央实际上己开始将新闻执政提到执政能力建设议程上来,现在需要我们各级政府和官员、宣传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在加强对新闻执政的理论研究工作,在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应实际的新闻执政方式,不断增强新闻执政能力。
三、着眼于提升中国经济竞争力,通过改革尽快做大做强国内媒体,把传媒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突破口
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传媒娱乐业与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基本等同,二战后美国传媒娱乐业飞速增长,占到了经济总量的10%以上,而传媒业在传媒娱乐业中的比重更是稳居第一,总产值远远大于娱乐业、出版业等等,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可见,对传媒我们不仅要充分认识其作为传播工具、信息工具、宣传工具、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还要高度认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价值。要把传媒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作为拉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成为新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带动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繁荣。特别是在我们确立科学发展观,摒弃外延式发展之路,挖掘内涵式增长,推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放手发展传媒经济更是当务之急。
我国有关方面要研究全球传媒业兼并重组浪潮,摒弃传统观念,稳步放宽政策,改革管理体制,尽快做强做大国内媒体。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环境,应该打破传媒地区分割的政策,打破媒体品种单一的局限,允许媒体跨地区发展、跨业经营。有关各方可以在尊重传媒规律的前提下,扶持国内媒体打造一批有世界性影响的精品新闻节目和栏目,支持国内媒体在遇到挑战时实现快速转型。国内有市场前景的媒体要抓住有利时机,尽快提升自己的市场竞争能力,主动参与到世界传媒业的竞争中去,推动我国传媒经济进入一个跳跃式增长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