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保增长还是保物价”之争，是一个无谓之争。无论是物价上涨率或是经济增长率，都需要调整到正常的健康的水平，这才是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

　　今年宏观调控首要任务是“防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防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的通胀”。国务院领导认为，2008年恐怕是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一方面面临通货膨胀高企，一方面经济增长受到内外压力和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于是社会上、学术界就有“保增长还是保物价”这样的争论。许多人感觉当前最重要的是抑制物价，为此要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调整下来。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当前要紧的是防止经济下滑，保持快速增长，而抑制物价上涨则是第二位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由于耕地不足、工业化和全球化等等国内外因素，导致中国有高通胀长期化的趋势。未来20年内，长期年通胀率会在8%-10%左右；近三五年更严重，物价年上涨率会在10%上下。因此，对通货膨胀要长期应付、处理，慢慢来。要保持中国从全球化得来的高增长机遇的好处，必须忍受较高通胀率的痛苦代价。

　　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增长第一、保物价第二的观点。这种观点听起来像是20年前就出现过的“通货膨胀有益论”、“要用通货膨胀来支撑经济增长”等观点的翻版。“通胀有益论”、“通胀支持增长论”这种观点潜伏下来，不时以不同形式浮出水面，在经济生活上掀起波涛。

　　还有一种意见，与这有所不同。认为现在通货膨胀仍在发展，虽然有人预测今年物价上涨将前高后低，下半年物价上涨率可能降一点，但通胀继续的趋势不会改变，全年将大于4.8%的上涨目标；而经济增长则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年初的雪灾以及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回落，并且将继续下降。国内外各机构纷纷下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数字，由11%到10%，到9%。“‘滞胀’可能要来了”的警告，不断地传到耳朵里来。好像10%、9%的增长速度，也是一种停滞衰退。为要防止衰退，对付“滞涨”，有人就主张要改变目前从紧、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或者说要“灵活掌握”，“不宜过紧”，实际上暗示要求放松，对有关部门施加压力。

　　我觉得改变从紧、偏紧的宏观政策现在不是时候。我不赞成“保增长第一保物价第二”的观点。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几年是两位数了，去年达到11.9%，这对我国资源环境承受程度来说，应该说是相当高的速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地理学家赵其国日前在广州说：“GDP增速超过7.18%，就必然出现资源环境问题。而我国大多数省市的GDP增速都在13%-17%，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1%，这种盲目地追求GDP是要出大问题的，10年之内中国不能根本解决环境问题，那情况就难以收拾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房维中同志，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内部报告》、《中国经济报告》等处发表的文章，很能够说明问题。根据他的研究，目前我国GDP增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我国能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造成能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我还要加上一句，这个速度也超过了基层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这从去年3月以来物价急剧上涨所引发的反应上也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中产以上的和高端的群体，暂时还感受不到物价的压力。这个速度可以使当届政绩辉煌，但终究不能持续下去。所以，光想从全球化中得到高增长的好处，而轻视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能源、资源、环境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是不行的。

　　所以我觉得，所谓“保增长、保物价”之争，是一个无谓之争。无论是物价上涨率或是经济增长率，都需要调整到正常的健康的水平，才是我们宏观调控的终极目标。2008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双防，作为新一轮宏调的起点，这是必要的。但是近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各个应该调整到什么程度，还要深入研究一下，这样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不是走到哪里算哪里。

　　我对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目标的看法

　　我认为，今后两三年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方面，是不是把现在超过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到资源、能源、环境和基层民众大体能够承受的程度，即由去年的11.9%，逐步调到潜在增长率8％-9%以内。30年来我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在9.5%左右，增长基本上环绕在这样的水平上下浮动。1998-2002年我国实际增长率低于平均的潜在增长率，因此我们提出把现实的增长率提高到潜在的增长率上来，推动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偏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创造宽松的经济发展空间。2003-2006年，我国实际增长率处于潜在增长率的高端运行，因此我们采取比较中性的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从2007年开始，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1%，经济增长由偏快向过热趋势发展，因此我们要让现实增长率回归到潜在增长率的范围，采取从紧的和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具体调整多少才合适呢？我以为回归到潜在的增长率9%以内比较合适。9%的潜在增长率是历史经验的大体数据。这个速度，绝对不是一个低速度，但不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今年GDP增长8%左右的目标，这只是向社会传达政府的调控意向。实现此目标的具体配套政策措施似嫌不足。在目前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追求GDP情结的形势下，此一年度速度目标自然难以实现，而我提出今后两三年内将增速逐步调整到9%-8%以内，是寄希望于相应配套的政策措施的。

　　在物价上涨率方面，防结构性上涨转为明显的通胀的口号，是不是也要适当调整一下，因为我们超3%轻度通货膨胀率已经一年多了，从去年8月起物价上涨率已连续九、十个月超过6%，今年到现在平均通胀率超过8%。我们知道任何时期物价上涨都是结构性，都可能有部分商品价格涨的快，部分商品价格涨的慢或者不涨，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还没有通货膨胀，只有结构性物价上涨。现在，不但CPI，而且PPI都上去了，PPI从上年四季度开始上扬，从10月同比上涨3.2%到今年５月份8.２%。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传导下去，将加剧下游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加大市场对通胀的预期。我们要正视通货膨胀这个问题，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怎么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两三年内要努力把物价上涨率调整到正3%以下，在正三负二之间的区间。我以前说过，在这个区间里物价波动是不必大惊小怪的。过了这个界线就要警钟长鸣。

　　设定稳定物价波动区间的界标当然不是绝对的，正三的物价上涨率可以给推动物价上涨的长期因素，如资源、环境、人力等成本因素，外部价差的国际因素，如石油、粮食、原材料等留有作用的空间。同时要看到，也有推动物价水平长期下落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等等，特别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领域。但物价上涨过高或下落过大，都对经济发展不利，所以设有高限低限，需要宏观上的管理和调整，来熨平周期波动。

　　归结我的意见，就是，两三年内，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增长上，由目前过快的实际增长率逐步调整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以内；在物价上涨上，把现在明显的通胀率回归到稳定物价的正常波动区间。

　　这两条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楚的，就是坚决不要受那些怀疑、动摇目前既定方针意见压力的影响，坚持中央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从紧货币政策不能动摇不容改变，稳健财政政策也要稳中偏紧。

　　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坚持实行从紧的和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目前看来，从紧的货币政策执行中，数量型工具的运用比较多，如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于减缓流动性过剩，控制信贷规模，起了一定作用。而价格型工具如利率，运用得相对较弱。去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了十次，今年又连续调整四次，达到16.5%；而利率去年只调了六次，每次调的幅度又很小，赶不上物价上涨的步伐，今年一次未调，物价继续上扬，负利率越来越大，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4.17%，约为当前CPI同比指数8%左右之半。根据高盛公司的研究报告，1987-1988年和1993-1994年的高通胀，都是实际存款利率变为负之后不久，通胀率就开始显著地加速上升。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称，中国一年期存、贷利率都低于总体通胀率，这种情况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70年代美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主席伯恩斯和Fed实行的负利率，进一步刺激了美国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加息是稳定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的有力工具。为什么对稳定居民通胀预期如此重要的利率手段(加息手段)，如此之慎重呢？表面的理由主要是怕美联储降息，而我们升息，形成的利差会诱导外国短期游资流入。但据中国银行4月14日发布的人民币市场月报披露，外部游资追逐的，主要不是“利差”，而是资产投机利益。该报告认为，“非贸易外汇储备增长，与中美利差的相关性最弱”，“2006年时境内股市的高收益率吸引了境外资金的涌入”。所以，有关部门眼睛盯着中美“利差”，作为谨慎使用利率手段的借口，但轻视国内利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差(即负利率)会动摇居民对通胀预期的危险，是令人不解的。

　　我以为，其原因恐怕在于各方面利益博弈的结果，“负利率”对强势利益集团(银行、大企业、大房地产开发商、大借款者等)有利，使广大居民利益受损。居民这一弱势利益集团是很难有话语权，很难影响决策的，我想可能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通货膨胀是最坏的税收，最坏的再分配，其中一个重要的再分配渠道就是负利率，通过负利率居民存款贬值转移流到强势集团手里去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总之利率手段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中要受到适当的重视。

　　以上讲的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至于稳健的财政政策，本来所谓的稳健政策也可偏松偏紧，目前通货膨胀形势要求我们的财政政策要稳中偏紧，不能因为财政增收超收过大就大手大脚，这样会对总需求推波助澜。不但楼堂场所可以不建，出国考察可以少派，公费宴请尽量杜绝，行政开支要尽量节省，会议接待差旅公车支出要减少(政府决定中央机关公用支出今年减少5%)，而且有的大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也应该推迟到宏观形势允许的情况下再建。当然，救灾、农业、民生、环保、国防等必要开支还得要保。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有坚持实行从紧的和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实现上述两大宏调目标。

　　要注意解决经济下调引发的诸多问题

　　经济运动，无论是上行或者下行，都会有一种惯性。经济下调以后，会不会滑入衰退周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这一方面是下一个经济周期宏观调控要考虑处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前周期也要有所预见，预为之计。比如可以利用稳健的财政政策中有保有压、偏宽偏紧的选择，在适当的时机网开稳健政策中保的一面，宽的一面，发挥它的扩张性的后续效果，以防止衰退或者减轻衰退的损失。

　　要注意经济增速下滑会引发诸多问题，如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坏账呆账等。这在经济周期变化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调整经济秩序所必需的，要妥为处理。最重要的是就业问题，经济增速下滑会带来就业增长减缓，失业率增加，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这是最要紧的事情。这个问题要从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来解决。比如要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企业或工段，要多用劳动力的适用技术，要多办一些中小企业和服务事业，搞一些罗斯福田纳西式的公共工程，凯恩斯举例掘土挖洞填洞的救济措施，等等。“挖洞填洞”对社会没有用处，但可解决失业问题。其实人们不会去干那种“挖洞填洞”的蠢事，现在社会上需要用人的有用的事情(如社区服务灾区重建等等)多得不知道有多少，就怕没有人去张罗组织。而我们党应该是最有能力去组织这些社会事业的。

　　用得着两句话：“客观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和“人定可以胜天”。我们要顺应经济周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化凶为吉，使中国这条经济大航船破浪前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原副院长)

　　（编辑：林湄）